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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以刑法總則分則體系為基本框架, 以刑法中的常見罪名和重要罪名為線索進行編排, 包括過失致人死亡罪, 故意傷害罪, 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 過失致人重傷罪, 強奸罪, 強制猥褻、侮辱罪, 猥褻兒童罪, 非法拘禁罪, 綁架罪, 拐賣婦女、兒童罪,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 強迫勞動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 侮辱罪, 誹謗罪,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重婚罪, 虐待罪, 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 遺棄罪, 拐騙兒童罪, 通過對這些罪名的概述 (包括立法沿革、發(fā)案態(tài)勢、概念和構成特征以及追訴標準) , 證據(jù)審查方法 (證據(jù)要件、常見證據(jù)審查) 以及對罪名的認定, 包括對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和其他問題的詳細分析, 輔以實踐中的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評析, 達到為相關犯罪的辦案提供精準指引的效果。

　　2021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jiān)督工作的意見》印發(fā)，這是黨的歷史上首次就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jiān)督工作作出明確部署，為新時代檢察工作高質量發(fā)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學指南，也為檢察工作帶來了新的發(fā)展機遇。刑事檢察是檢察機關最基本、最核心的業(yè)務，是履行檢察機關法律監(jiān)督職能，發(fā)揮檢察機關在國家政治、經(jīng)濟、社會生活中保障法律實施作用的最為重要的方式和途徑。新時代刑事檢察工作應當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歷次全會精神，全面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符合司法規(guī)律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之路。

　　隨著檢察工作的發(fā)展、司法責任制的落實、內設機構的調整、“捕訴一體”辦案機制的確立，刑事檢察隊伍的結構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檢察人員的能力素養(yǎng)與新形勢下刑事檢察工作的需要仍有差距。為加強刑事檢察隊伍“革命化、正規(guī)化、專業(yè)化、職業(yè)化”建設，努力打造“四個鐵一般”的刑事檢察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檢察部門有關同志組織編寫了《刑事犯罪辦案指引叢書》（以下簡稱叢書）。

　　叢書突出“專業(yè)性、分層次、針對性”，集中解決各專業(yè)刑事辦案領域中常見、多發(fā)、熱點、新型犯罪的司法實務問題，立足檢察機關批捕、起訴、監(jiān)督工作一體化需要，兼顧法律職業(yè)共同體和學界需求，對重要罪名或類罪名，結合典型案例、法律規(guī)定，依據(jù)法律、政策、學理，進行深入分析、研討，提示重點，提煉規(guī)則，提供有說服力的解決方案。

　　編寫過程中，始終注意貫徹和體現(xiàn)本叢書的編寫目的：

　　第一，立足檢察，全面指引。叢書適應刑事檢察專業(yè)化辦案需要，融理論和實務、案例和法律、總則和分則、實體和程序、刑事法律和非刑事法律、定罪和量刑于一體，為辦案工作提供全方位、多維度指引、幫助，實現(xiàn)“一卷在手、辦案順手”。

　　第二，立足辦案，有的放矢。叢書緊貼辦案工作，緊密結合不同領域、種類犯罪特點和司法實踐，對辦案工作中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充分運用法律、原理、政策進行分析，提出解決方案；對相關的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及相關法律作出梳理，提煉出切實管用的辦案指引。

　　第三，立足實用，繁簡得當。叢書摒棄大而全的刑法教科書模式，以問題為導向，打造精簡、實用的刑事辦案操作指南。對辦案中的普遍困惑，結合學理通說給出權威觀點，厘清問題，闡述本質；對辦案中的爭議問題，結合實踐提出辦案思路和傾向性觀點，力求達致言之有理、持之有據(jù)，法理情相統(tǒng)一。

　　第四，立足指導，規(guī)范權威。力求以精干的作者團隊確保叢書的高質量和指引借鑒價值。叢書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二、三、四檢察廳等刑事檢察部門領導、相關辦案組主辦檢察官或高級檢察官任分冊主編。寫作團隊以高檢院各專業(yè)辦案組為主要作者，適當邀請地方檢察機關司法實踐經(jīng)驗豐富、研究能力強的檢察官參與寫作，經(jīng)相關部門領導審稿后，由本書編委會審定。

　　新時代新理念新要求。希望叢書的出版能對刑事檢察官的專業(yè)培訓和自我學習提供有益參考，對檢察系統(tǒng)內刑事領域高層次領軍人才的培養(yǎng)挖掘提供交流平臺，為全面提升法律監(jiān)督質效，抓實刑事檢察工作“質量建設年”起到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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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關系是指原因與結果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在刑法中，將某一結果歸咎于某人時，需要查明其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在判斷因果關系中要注意區(qū)分事實上的因果關系與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事實上的因果關系原因極為廣泛，只要有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或者是原因與結果的關系即可成立因果關系。在理論界有條件說和原因說之爭。條件說立足于邏輯因果關系立場，認為一切行為只要在邏輯上是發(fā)生結果的條件，就是結果發(fā)生的原因，則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原因說將對于結果的發(fā)生有許多條件相對應，選出特別有利而重要的條件，作為對于發(fā)生結果的原因，其他條件則不認為其對結果的發(fā)生具有原因力而稱為條件。①

　　筆者認為，要認定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需要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確認行為與結果的發(fā)生是否有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也即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第二個層次則要站在一般理性的普通人角度，分析其是否能根據(jù)該行為預測到結果可能發(fā)生；第三個層次則要看在因果關系中是否有其他特殊情況介入，是否阻斷先前的因果關系。在認定過失致人死亡的因果關系中，通常需要注意特殊體質和介入因素兩個問題。

　�。ㄒ唬┨厥怏w質與因果關系

　　存在特殊體質的情況下，行為人的行為造成被害人死亡，能否認定存在因果關系在實踐中比較復雜，也存在爭議。在辦案實踐中行為人雖然對被害人實施了一定的行為，例如毆打、拉扯等，正常人一般不會出現(xiàn)死亡結果，但因為被害人的特殊體質，例如心臟病、冠心病等原因在受到外力沖擊的情況下誘發(fā)病發(fā)導致死亡，在認定因果關系時，應當審慎審查，合理認定。

　　首先，要判斷行為人的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是否有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即是否是行為人的先行行為誘發(fā)特殊體質的被害人病發(fā)死亡。其次，要站在正常理性人的角度去判斷行為人是否能預料到會發(fā)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這需要根據(jù)行為人打擊的部位、力度、持續(xù)的時間或者行為人是否可能知道被害人有特殊體質，如果無證據(jù)證明行為人對被害人的特殊體質明知，而且實施的是輕微的拉扯行為，一般情況下不可能致人死亡的，則一般應當認定不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例如在謝某元過失致人死亡案中，被告人謝某元與被害人陳某芳發(fā)生沖突，雙方有肢體接觸，被害人陳某芳突然暈倒在地，后發(fā)現(xiàn)被害人陳某芳已死亡。經(jīng)鑒定，死者陳某芳患有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癥，因情緒激動、外傷等因素誘發(fā)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突然發(fā)作致急性心力衰竭而死亡。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本案的焦點問題在于被害人陳某芳的死亡與被告人謝某元的行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和被告人謝某元主觀上是否有過失。（1）根據(jù)檢察機關提供的證人證言，無法認定被告人謝某元對被害人陳某芳實施了毆打行為；（2）根據(jù)司法鑒定，被害人陳某芳患有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癥，因情緒激動及外傷等因素誘發(fā)被害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突然發(fā)作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亦即被害人陳某芳死亡原因是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突然發(fā)作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3）被告人謝某元否認案發(fā)前知道被害人的疾病，檢察機關亦無法證實被告人謝某元知道被害人患有該種疾病及其嚴重性，無法認定被告人謝某元主觀上具有過失。因此，法院認定謝某元不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

　�。ǘ┙槿胍蛩嘏c因果關系

　　存在介入因素的情況下，刑法因果關系如何認定，在實踐中也很有爭議。介入因素一般包括被害人的行為、第三人行為以及自然力。要判斷介入因素是否中斷因果關系，看介入因素對因果進程的影響以及介入因素是否具有異常性。如果介入因素對結果行為的作用力小且介入因素不具有異常性，則一般不宜認定中斷原有的因果關系。如果介入因素異常而且是造成結果發(fā)生的主要原因，則可以認定中斷原有的因果關系。德國學者李斯特指出：當意思活動所針對的結果被一個新的、獨立的原因鏈所造成，則意思活動與結果的因果關系應當被排除。如果A傷害船主B致死，在B死亡前，B因船被意思之外的暴風掀翻而溺水死亡，在這種情況下，A的意思活動與已經(jīng)發(fā)生的死亡結果之間缺少因果關系。相反，如果新的原因鏈是因先前的意思活動或者只有與先前的意思活動共同作用才導致結果發(fā)生的，意思活動和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就已出現(xiàn)。在上一案例中，如果受傷的船主B正是因為受傷而不能駕駛風帆以適應變化的方向，并因此使船顛覆的，則A具備造成B溺水死亡的原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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