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我從 1977 年高考走來

我對歷史常常一知半解，看了美籍華文女作家李黎女士的《我的一九六八》，猶如突然打開了心靈深處塵封已久的歷史抽屜。就我有限的記憶而言，使我難以忘懷的年份應是 1977。因為正是這一年，改變了我，也改變了成千上萬像我這樣失學十年的中國青年的命運。

人的一生，往往會有許多偶然。有時候，人的命運，就是因為某些偶然事件而發(fā)生改變和轉折的。

席卷神州大地的一場文化浩劫，它無情地掐滅了中國青少年叩開人類文明寶藏大門的求知夢想；而后者，卻像阿里巴巴用暗語打開了意想不到的藏金秘窟之門，像我一樣的幸運者得到了泛舟學海、攀登書山的機遇，圓了曾經(jīng)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學之夢。

1966 年夏天，虛報年齡早上一年學堂的我，剛讀到小學六年級。我萬萬沒想到，此一腳跨出小學校門，等到再踏進學校大門，竟會相隔整整 11 年的光陰，并且還是直接邁入大學門檻。1977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報紙上、廣播里突然傳來了關于恢復高考的消息，這在當時，簡直不亞于引爆了一顆原子彈，霎時震撼了整個中國。從車間到田頭，從兵團到農場，從北大荒到海南島，從東海之濱到天山南北，多少原本大學夢早已破滅的知識青年，仿佛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人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聽到這一消息，失學多年的我，自然也是興奮不已。當時我正在皖南山區(qū)的一家發(fā)電廠當汽車電工。已經(jīng) 11 年沒進過課堂的我，文化程度填的是初中畢業(yè)，可實際上自 1966 那個夏天之后，我就沒摸過一本教科書。我上山下鄉(xiāng)去的是位于蘇北如東縣海邊的江蘇生產建設兵團四師二十一團。三十年后，2009 年冬天我與許多當年的知青結伴重003返故地，欣喜地看到那里已成了深水港開發(fā)區(qū)，真正應了偉人的詩句：三十二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想起我們當年抵達這里時正值大雪過后，天寒地凍，幾千名知青很快就被分到營、連、排、班，變成了農墾戰(zhàn)士。去后不久，團里宣傳股要成立一個團報道組，負責全團廣播站的新聞通訊稿的采寫和對外宣傳報道，決定每個營抽調一名知青作為記者。冥冥之中似乎有幸運之神在眷顧我，一個偶然的機會，還不滿 16 歲的我竟然被選上了。我挎起書包，書包里是筆記本和鋼筆，白天到各連隊去采訪，晚上在煤油燈下趕稿。記得印象深的是1970 年 4 月的一天，我國的東方紅衛(wèi)星發(fā)射成功，消息傳來，我倍感興奮。那天晚上在團部收聽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音，便立即獨自一人摸著黑（連手電筒都沒帶）奔走在田埂上，連夜趕到各連隊去傳播喜訊。這就是當時原始但也是直接的傳播手段。后來每每想起來都很害怕：萬一遇上歹人或是掉下溝渠，那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可當時就是那么毫無顧慮地膽子特別大。我擔任團通訊組記者的時間不長，一年之后就按照政策調去地處皖南的上海后方基地當了工人。這一段知青歲月，雖然短暫而又艱苦，但對我而言卻是難忘而又寶貴的經(jīng)歷。它大大地鍛煉了我的膽量和自信，提高了我的寫作能力與反應速度，并且培養(yǎng)了我不怕困難的毅力和獨立思考的勇氣。這是我后來報名參加 1977 年首屆高考時才意識到的。

我進了地處皖南的上海后方基地小三線某發(fā)電廠后，整天與解放牌、交通牌大卡車的發(fā)電機、點火塞、電瓶、大燈小燈打交道，再也沒碰過紙和筆。后來大學開始招工農兵學員，不是通過考試，而是通過組織推薦。我反正輪不上，所以也就不再做上大學的夢了。誰也想不到，就在 1977 年 12 月，中斷了 11 年的高考，在全國各省市一個個簡陋的考場內，竟然恢復了。我進了大學后才知道：那年，有 570 萬年齡不一的考生參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次設在冬日的全國高考，那一屆錄取人數(shù)為 27.3 萬；那年，印制高考試卷的紙張嚴重匱乏，是鄧小平伯伯拍板用準備印制《毛選》第五卷的紙張解了趕印試卷的燃眉之急。

那時，由于上海后方基地各家廠報考的人數(shù)眾多，路途遙遠，不能趕回上海參加高考，于是后方基地與安徽省協(xié)商后做出決定：后方基地的考生一律在當?shù)貐⒓影不帐∽孕忻�題的高考，但不能占安徽省的報考名額。這個意思簡單地說，就是后方基地的考生只能填報上海市和安徽省的大學。這也是當年的一項特殊規(guī)定。我心想，權當是像當年在生產建設兵團當知青記者那樣練練筆，就勇敢地報了名�？荚囘�沒開始，就要填志愿，當時上海只有兩所文科大學，我就懵里懵懂填了一下：志愿填的是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第二志愿填的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第三志愿填的是復旦大學歷史系，反正是瞎填。高考那天，我清晨從山溝里坐廠車趕到貴池縣城池州師范�？茖W校的高考考場時，手腳已凍得僵硬。我不停地搓著手，跺著腳，進了考場。門考試是語文。作文題目有兩題，由考生任選一題。作文占 70 分。我選的是從科學有險阻，苦戰(zhàn)能過關談起。這是從葉劍英元帥的一首五言絕句中選出來的一句詩。我當時具體寫了些什么，已記不清了。另有一題是談談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深刻含義，占 30 分。這是魯迅先生的詩，我讀過。至于怎么分析其中的深刻含義，也全忘了。還有兩題是加試題，分別是古文標點和古文翻譯，各占 10 分。這樣，語文滿分為120 分。我進了考場后已顧不上凍僵了的手腳，只是不停地揮筆，心想無論如何要把考卷寫滿。真沒想到，無心插柳柳成蔭，我的語文成績居然獲得了 99.5 分，成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1977 級新生中語文單科的分�？墒�，其他幾門考試科目，就沒語文這么幸運了。雖然我報的是文科，免考物理化學，且 1977、1978 級高考因歷史原因而免考外語，但數(shù)學和歷史地理，對根本就沒摸過中學教科書的我而言，哪一門都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坎。尤其要命的是，從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到踏進考場，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身處皖南山溝里的我，不但找不到一本 1966 年前出版的中學數(shù)學、歷史和地理課本，而且根本不知道該從何處入手進行系統(tǒng)復習。我想請?zhí)接H假回家，以便向念過高中的弟弟和他的老師求教，可是當時廠里的車輛正面臨年檢，另一位汽車電工生病休養(yǎng)，剩我一個不但沒法走，還得經(jīng)常加班加點。我只好在上下班的路上喃喃自語，把一些數(shù)學公式背得滾瓜爛熟。好不容易熬到通過了車輛年檢，我才請了十天探親假，回家將數(shù)學和歷史地理臨時抱佛腳地惡補一番。所以，這兩門課，我自覺考得不好。考完高考，我對被錄取不敢抱什么奢望。1978 年春節(jié)，我留守皖南的廠里繼續(xù)加班。誰知春節(jié)后某一天，突然接到了廠組織科的通知，說我已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錄取，是全廠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人。組織科要我盡快交接工作，趕在 2 月 28 日這天去上海的華東師范大學報到。我起先以為是搞錯了：廠里與我一起參加高考的有 30 多人，其中不少以前念過完整高中，怎么會輪得到錄取我這個初中都沒念過的人？但組織科交給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上明明白白寫著我的名字。離開組織科，我攥著錄取通知書，一路跳著笑著，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幸運的那個人。

進入華東師范大學后，我就像一條歡快的小魚，無比酣暢地游進了知識的海洋；又像一塊干涸的海綿，如饑似渴地吸吮著書本里的營養(yǎng)。當年的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有不少國寶級的名師，如施蟄存、許杰、徐中玉、錢谷融等先生。我何其幸運，能夠成為他們親自執(zhí)教的學生。在我的人生之路上，他們的人格魅力、精深學問、學術品格和高風亮節(jié)深深影響著我，他們是我進入學術圈的人生楷模。在他們中間，許杰先生年紀長，資格也老，他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建系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四時期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會員。他是我考取華東師范大學之后早認識的作家。入學不久，我在圖書館看到 1935 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國新文系大系：小說一集》，其中收有他的小說《慘霧》《賭徒吉順》等。茅盾先生贊許他是當時成績多的描寫農民生活的作家，我十分欽佩這位以表現(xiàn)浙東鄉(xiāng)村悲劇見長的名作家。我研究生畢業(yè)后與他成了同一教研室的同事。不久，教研室搞活動，年近九旬的他也拄著拐杖來了。我的影夾里珍藏著教研室同人與許杰先生的一張合影，彌足珍貴。作為教研室秘書，我曾數(shù)次去許先生家登門請教。施蟄存先生被譽為一生同時開啟四扇窗戶 現(xiàn)代派小說創(chuàng)作的東窗、西方文學翻譯的西窗、古典文學研究的南窗、金石碑版考據(jù)的北窗的學界泰斗與文學大師。我念大二時有幸成為他親自授課的一屆本科生之一，那年他 75 歲。一學期下來，這位年齡與我們整整相差半個多世紀的老教授，在我們那屆小學生中人緣頗佳，我們既欽佩他的知識淵博、學貫中西，更喜歡他的平易近人、幽默風趣，絲毫沒有一丁點兒著名教授的脾氣和架子。從他的言行舉止中，你完全看不出這是一位曾經(jīng)長期遭受人生種種磨難和不公的老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華東師范大學畢業(yè)留校，后來有幸成為施先生的同事，多次登門拜訪，與他面對面交談。在我所認識的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學前輩中，除導師錢谷融先生外，我喜歡跟施老這位樂觀、機敏、充滿生命活力和生活情趣的老師用方言交談。他操一口鄉(xiāng)音很重的普通話，無論說話還是聊天，風趣生動，睿智幽默，妙語如珠，讓人如沐春風。錢谷融先生是我讀研究生時的導師，也是教會我懂得什么是文學、怎樣做人做學問的學術引路人。記得先生給我上的堂課就是文學是人學。他說，文學是人寫的，文學也是寫人的，文學又是寫給人看的，因此，研究文學必須首先學做人，做一個文品高尚、人品磊落的人，這是人的立身之本。先生嚴肅地指出，他喜歡踏踏實實做學問的老實人，討厭東鉆西營搞關系的投機家，對自己的學生更是如此要求。他語重心長地說，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要把主要的精力限度地放在做學問上，而不要放在人際關系的斡旋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品比文品更要緊，人格比才學更寶貴。1957 年先生寫了那篇《論〈文學是人學〉》的著名理論文章，此后被批判多年，其間 4 次胃和十二指腸大出血，講師一做就是 38 年，可他卻從沒有后悔過，晚年的他對我說：因為我相信我的觀點沒有錯。徐中玉先生是我進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求學時的系主任。他比以上這幾位年逾九旬的老先生更為長壽。在超過百年的漫長而艱難的歲月里，他始終如一地堅守知識分子的良知與中國文論和文學的標桿，歷經(jīng)磨難而以民族、國家大義為重，以傳承與發(fā)揚光大中國文化傳統(tǒng)為己任，生命不息，奮斗不止；身處逆境而沉靜，面臨危局而敢言；兢兢業(yè)業(yè)俯首工作，甘于清貧埋首學問 這是他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他的一生，端端正正地寫好了一個大寫的人字，成為我們后學受用不盡的寶貴財富。

我之所以會選擇文學研究為終身職業(yè)，是和徐中玉先生、錢谷融先生、施蟄存先生、許杰先生等老一輩先生們的言傳身教和鼓勵支持分不開的。比如我大二時發(fā)表的篇評論文章，其實是交給徐中玉先生的一篇課堂作業(yè)，他鼓勵我拿去投稿，于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我就投給了《上海文學》，沒想到竟然發(fā)表在該刊 1979 年第 4 期上。雖然至今我已經(jīng)在國內外各種刊物上發(fā)表了 300 多篇學術論文，但受到徐中玉先生鼓勵而投稿發(fā)表篇文章時的激動之情仍難以忘懷。還有讀研究生時，錢谷融先生為我的論文發(fā)表寫推薦信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我此后的任何一點進步，都離不開他們的栽培與教誨。從一個只學過一句英語的無知少女，到站上高校講臺主講多門課程并指導研究生進行學術研究的大學教授，我想，發(fā)生在我身上的命運變化，也許只是一個偶然；然而，我們這一代人，對于在四十年前作出恢復高考決策的偉人鄧小平伯伯的緬懷，卻又是一種必然。因為，如果沒有他當年的高瞻遠矚和巨大魄力，就沒有千千萬萬 1977年后踏入大學之門的中國青年的今天�？梢院敛豢鋸埖卣f，我們是承前啟后的一代大學生，沒有我們，就無法體現(xiàn) 1977 年恢復高考的意義和錄取標準的公正；沒有我們的大學夢圓，中國的各行各業(yè)，尤其是教育科技文化領域人才斷層危機就將變得不可救藥（著名數(shù)學家吳文俊先生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977，大學夢圓，就不僅僅是我們的，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

2018 年 6 月 1 日寫于上海

2020 年 10 月修改

（原載 2018 年 12 月 24 日《解放日報》朝花時文公眾號，并

獲華東師范大學紀念 77、78 級校友入學 40 周年主題征文特等獎，有

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