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晚清史的研究論著中，常見有這樣一種論調(diào)：
世紀之交的清帝國危機，是三個同時發(fā)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風暴：西方擴張的外來沖擊、由長期社會經(jīng)濟問題累積而成的長期危機，以及與我們熟悉的朝代循環(huán)模式相關的嚴重政府失能。……第二和第三點，這兩者發(fā)生得較早，且在當時人眼中更為嚴重。[美]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后的中華帝國：大清》，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34頁。
這一觀點無疑符合人們的認知，但細察之下不難發(fā)現(xiàn)，其結論帶有一種后見之明，也可能遮蔽了某些社會文化細節(jié)。對此，也許可以提出這樣的系列問題：當時的人們能否意識到自己正在面臨時代的轉(zhuǎn)折？是否所有人都會感受到山雨欲來的危機？在政治與經(jīng)濟的雙重危機下，下層文人的日常生活又是否有明顯變化？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妨將目光投向正史與檔案之外，日記可作為獲知當時人切身體驗的一種重要史料。
本書為晚清文人姚�？娜沼�。姚福奎（18261900），字星五，號湘漁、瀟湘漁父、冷齋、羨仙等，有室名三湘書屋，江蘇常熟人。咸豐元年（1851）辛亥恩科江南鄉(xiāng)試中式第二十四名，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大挑一等，以河工知縣用，改就教職，選授松江府婁縣教諭，兼署松江府學教授、華亭縣學教諭。光緒十八年（1892）遷常州府教授，歸里后又掌教游文書院。其長兄姚福增字至川，號湘坡，為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曾任吏部文選司主事、員外郎等，官至浙江道御史，著有《睫巢詩集》；次兄姚福培為國子生。不同于高官、碩儒，姚�？m有科名，卻久沉下僚；雖擅長詩詞書畫，卻著述不彰，如《三湘書室詩鈔》《瀟湘漁詞稿》《冷齋唱和集》《覆瓿草》等今多不存。據(jù)南京圖書館藏《常熟城東姚氏世系考》，姚氏一族由安徽黃山移居吳郡，后于明季遷至常熟，至姚�？蚜�。�？诘拦饬辏�1826）正月二十四日寅時，卒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三月初六日巳時，年七十五。（《翁同龢日記》亦于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八日記載：姚湘漁于前日傾逝。見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3310頁。）其妻沈氏，卒于同治四年（1865）六月十九日，年三十九。有子三：錫麒、錫麟、錫驊。福奎卒后，其彌甥沈鵬作有《教授姚湘漁祭文》，載《世系考·傳略》。此外，姚�？�、著述情況可參《重修常昭合志》《道咸同光四朝詩史》《常熟文史資料輯存》《中國古籍總目》等。除少數(shù)詩作仍有流傳外，僅有40條燈謎作品被吳光綬收錄至《日河新燈錄》中而得以傳世�？梢哉f，在十九世紀末巨大的歷史變革中，姚�？贿^是一微小人物，但也正因其普通，看似微不足道，卻可反映當時大多數(shù)士人的生活狀態(tài)。
南京圖書館藏稿本《姚星五日記》，系姚�？饩w五年（1879）至十三年（1887）、十八年（1892）至十九年（1893）共十一年間的日記，每年之中少有闕漏，較完整地記錄了姚氏任婁縣教諭后的生活日常，如出行、交游、科試、創(chuàng)作等；而這一時期頗具影響的歷史事件如鴉片的流毒、社會的動亂等，也偶爾見于字里行間，宏觀的時代巨變與微觀的個人體驗交織呈現(xiàn)。是書每半葉九行，行字數(shù)不等，有星五氏勤能補拙我自是無名漁父先生冷官等鈐印。本書即據(jù)此稿本整理。為便于讀者的閱讀與研究，以下從四個方面簡單述說本日記的內(nèi)容、特色與史料價值。
其一，下層文官的生活與工作記錄。
本書所記內(nèi)容，主要是在姚�？螉淇h教諭及初遷常州府教授這一時期。據(jù)《清史稿·職官志》，教授、教諭在清代文官系統(tǒng)之中皆處于下層，后者須是舉人或五貢出身，經(jīng)銓選后在縣學宮中教導生員以應對科舉考試：儒學：府教授，正七品。……縣教諭，正八品。……教授、學正、教諭，掌訓迪學校生徒，課藝業(yè)勤惰，評品行優(yōu)劣，以聽于學政。趙爾巽等《清史稿·職官志三》，中華書局，1976年，第3358頁。此外，教諭還掌有文廟祭祀等職責。以上內(nèi)容在姚氏日記中均有體現(xiàn)，如其平日里批閱生童習作、負責書院考課以及祭祀文廟等。其中部分細節(jié)如科試時的組織安排及作為監(jiān)考官的內(nèi)心體驗等，有助于深化對清代基層教育機構（如縣學、書院）及其活動的研究。
清代松江府名園錯綜，交衢比屋葉夢珠撰，來新夏點�！堕喪谰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8頁。，池郭雖小，名宦甚多，旗桿稠密，牌坊滿路姚廷遴《歷年記》，《清代日記匯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頁。，從姚氏日記中不難感受到晚清上海街巷商鋪的繁華，但身為教諭，姚�？粘３鋈氲膱鏊布杏谒山畬W、婁縣縣學、華亭縣學、貢院、求忠書院等地。這些場所宛如一個個坐標，在熙來攘往的松江府內(nèi)勾勒出姚氏私人的生活與工作空間。作為下層文官，姚�？纳铑H具規(guī)律，如每逢初一、十五便會上府，文廟行香。此外，也許出于職業(yè)習慣，他在日記中特別標注清代皇帝、皇后的生辰、忌辰，并留意輯錄各種府縣公文與科試題目等。這些細小的日�，嵥榭此朴孤捣ξ�，卻能還原晚清小儒真實的生活狀態(tài)，也為讀者提供各類史料，有益于拓展晚清基層政治、文化生活的研究。如科試題目，除書院課藝外，上海乃至江南地區(qū)的縣試、鄉(xiāng)試題目也多為本書所記錄，數(shù)量較豐，這些材料對清代科舉研究有相當價值。此外，姚氏在縣衙、學署、書院等處的所見所聞也多有趣味。比如月食之夜，官吏須至府署設壇擊鼓，以求護月，而月食發(fā)生的具體時刻也因此得以記錄，如光緒六年（1880）十一月十五日記道：戌刻，至府署護月。初虧亥初三刻一分，食既亥正三刻十分，食甚夜子初二刻十一分，生光十六日子正一刻十二分，復圓丑初二刻六分。這些文字有裨于考察晚清的天文星象及與之相關的士人活動。
其二，中西交會的晚清江南圖景。
姚�？鳛榻K常熟人，長期生活在婁縣，兩地風俗相近，頗具水鄉(xiāng)文化特色，晚清江南地區(qū)的社會圖景在其日記中可見一斑。除日常的衣〔如購買素色單馬褂（本書原稿多作馬掛）、狐皮套統(tǒng)等〕、食（如在綠云樓、不夜樓、得月臺、清溪閣等名館茗飲）、�。ㄖ鬯蓿�、行（水運）等具有時代與地方特色外，禮物的贈答也是本書中的一個典型例子。當親友遇到紅白之事時，姚�？鼤乃拖卜值醴�，除洋元外，還有多樣的禮品形式，如燭票酒票等禮票，其雖非江南所特有，卻盛行于晚清近代，具有時代標志參趙金敏《舊京禮票》，載《舊京人物與風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328330頁。；而每至逢年過節(jié)，親友之間又會互相贈送湯包、酒釀、蜜餞、蘇州脂油糕等地方特色小吃，姚�？矔r常以江南地區(qū)常用的蘇州碼子來記錄禮物的數(shù)量與價格。
除卻傳統(tǒng)的衣食住行與人情往來、計數(shù)方式等，身處上海的姚�？圃缫验_始接觸洋文化。他在光緒五年正月間接連記錄自己的新潮生活，如二十二日：坐東洋車遍游夷場。夜飯后，又坐東洋車至小東門嬉春園，觀劇六出后繼以東洋戲法，奇妙無比。二十三日：代達泉買洋布，慶昌洋貨店買掛鐘、香牛皮衣包、零星物等。……又至慶昌買洋畫。二十四日：午后，冒雨坐東洋車至慶昌買物。夜飯后，令周桂陪三兒大觀園觀劇及東洋焰火。二十五日：雇東洋車到小東門酒樓小飲、吃點心，又至洋貨店買掛鐘、洋油等。當傳統(tǒng)與新潮碰撞，微小的個體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新奇，但似乎并未意識到國家正在面臨巨大的變革。
光緒十年（1884）七月初七日，姚�？谌沼浿杏闷灾徽Z記下當時的清法戰(zhàn)爭：閱近日《申報》，法兵在福州已開仗，華兵敗，吳淞口亦吃緊。中營駐扎南門外豆腐浜，此路直通吳淞。城中亦辦防堵，人心皇皇。但自此之后，日記中再未提及相關戰(zhàn)事，他的生活一如既往，動蕩的時局中個體有自己的煩憂。后世人眼中的特別事件，或許在當時多數(shù)人看來尚不覺重要。當然，姚氏日記也確實體現(xiàn)了時代的波瀾，如鴉片的流毒。本日記始于光緒五年，是時距離鴉片戰(zhàn)爭已將近四十年，鴉片煙早已浸入中下層士人的日常生活。姚�？谌沼浿卸啻斡涊d學政等上級官員嚴查教員、生員等是否吸食鴉片，姚氏自身也曾受到懷疑，他在光緒九年（1883）的日記中謄錄祁寯藻為勸戒鴉片所作的《新樂府》三章，似在表明心志，可見在當時鴉片實屬禁而不絕的狀態(tài)。是以日記可從個人生活的視角出發(fā)，為歷史研究提供材料。
其三，日記中的記憶、情感與文學創(chuàng)作。
記憶與情感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個主要領域，而記錄日常點滴的私人日記無疑是展開相關研究的重要材料。與如今大多注重隱秘的日記稍有差異，晚清士人日記的私密化程度各不相同，這與其記錄的目的相關，如：有的日記近似于學術筆記，摘錄諸多史料；有的類似于功過格，便于作者時時進行自我反思；有的則作為一種著述，期待他人的閱讀等等。姚�？谄淙沼浿信紶栆矔浺恍┦妨瞎P記，如王士禎所撰《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等，但大多時間還是在記錄自己的生活，其中不乏細膩、私密的情感表達。如果說記偏向于較為客觀的寫實記錄，那么憶便是因眼前人事而產(chǎn)生的心靈觸動。能夠觸發(fā)姚�？鼞涍@一行為的可以是某個特殊的時間節(jié)點：
憶及道光二十四年祀灶日，時室人猶為新嫁娘，在堂樓上包封袋。予在鏡臺旁作小園除雪得春蔬試帖，老母喚馬嫗送粉團到樓上。情景如昨，忽忽已三十六年矣。（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余幼時喜作畫，憶道光庚子端午日畫天中節(jié)物于扇頭，伯兄題云……童時光景歷歷在目，而題詩者風流已盡，即作畫者年亦半百余矣，能無慨然�。ü饩w七年五月初五日）
也可以是他曾與人共游的某個地方：
歸，游湛然庵。憶丙子秋偕純嘏、次柯曾游此，忽忽已十二年，次柯謝世將一載矣。（光緒十三年八月十八日）
憶壬午送省試回，泊舟毗陵驛，曾偕再侄少溪諸人到此吃茶點，至今已十一年。少溪已故，曷禁物是人非之感。（光緒十八年七月十八日）
又或是他曾經(jīng)歷的特別之事：
憶二十五歲玉峰歲試，至今三十年矣，復在風檐角藝，可笑可嘆�。ü饩w六年三月二十日）
憶丁丑除夜四更起，得殘蠟尚余除夜火，重裘難御歲朝寒句，情景猶昔，而馬齒加長矣。（光緒六年除夕日）
在追憶的過程中，過去的歡鬧與當下的孤寂、曾經(jīng)的青春與如今的暮年形成強烈對比，字里行間不僅有無法化開的愁緒，還暗含對人生意義的追問：
夜，接灶。遙憶家鄉(xiāng)邑廟中燈火熱鬧，此間蕭寂無異常時，惟有一盞青燈與老儒作伴耳。（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五日）
接芝生弟廿六日信，知俞氏大妹于是日病故。……憶丱角時從許秋巖夫子同塾讀書，光景如昨，而俯仰已成陳跡，崦嵫暮景，能不慨然�。ü饩w十一年七月初一日）
日記在四部分類中往往被歸于史部，但當記與憶結合，姚氏日記中誠摯的情感表達也證明寫作者并非將之視為純粹寫實而缺少溫度的文字記錄，而是近乎文學創(chuàng)作，可感染讀者情緒。此外，姚�？�在日記里錄下諸多自己的詩作及與友人的唱和。他傳世的詩文較少，《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中僅輯有八首詩作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50頁。，故本書也有一定的文學輯佚價值。同時，姚氏在日記中對自己的作品多有涂抹刪改，這些痕跡在本書的整理過程中得到保留，其詩作如何生成并終定型，讀者可一目了然。姚�？娜沼浺嗫梢暈槠湓娂囊粋�初稿，這不僅能彌補如今他詩集不存的遺憾，還便于學者通過作品的修改痕跡來推知姚氏創(chuàng)作時的心境變化，進而對其詩作的水平高低作出公允評價。
其四，姚氏日記與其相關史料。
本書的記錄止于光緒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晨，到迎春橋訪姚達安，不值。順至陽湖學，與杏初長談，留吃午飯而返。又至達安處，適在家，晤談一切，云本月初十日又有信寄蘇，俟其回音。至此，整部日記戛然而止，俟其回音，是否有回音，只能留給讀者猜測；在此后的六七年中，姚�？钟泻谓�(jīng)歷、與何人結識，似亦無從得知。然而，從其他史料中仍能尋到少數(shù)線索，可與本書相參照，如燈謎集，如其師友的日記等。
晚清猜謎之風頗興，各地謎社相繼涌現(xiàn)，如北京有北平射虎社隱秀社丁卯社，上海有蘋社大中虎社虎會，淮安有商舊謎社等等。吳光綬所編的《日河新燈錄》便收錄包括姚�？�、何綺等在內(nèi)的隱社二十四位成員的四百余則燈謎。見吳光綬《日河新燈錄》，國家圖書館藏上海掃葉山房1917年石印本。日河為古代華亭的代稱，《日河新燈錄》便是一部地方性的燈謎集。隱社的主要成員包括姚�？�、何綺（庾香）、吳光綬（廉石）、孫騏（畹香）、金佐清（再坡）等。它具體成立于何時尚未可知，姚�？m未在日記中提及隱社，卻記載了與部分隱社成員如何綺等人的相識與交游，他于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記道：晨，新任華學何庾香來拜。……庾香，淮安山陽人，甲子舉人。而何綺、吳光綬等人與姚�？牟轮i互動也多有記載，如光緒十二年（1886）正月二十四日：庾香說燈謎……頗妙。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午后，庾香偕廉石至，茶話良久，同出西門。廉石戲成燈謎四句贈余，每句射一古人，謎云……頗有趣味。首、三、四句庾香俱猜著。同年閏六月初九日：席間見廉石新制燈謎，佳者頗夥，偶錄數(shù)條。特別是光緒十九年二月十六日，何綺在寫給姚�？男胖袖浻兴氖邨l謎語，謎目題材范圍頗廣，除四書五經(jīng)及古文辭外，還有方言、市招、公務語等，均被姚氏記在日記當中，可對《日河新燈錄》有所補充，也折射出當時江南地區(qū)的猜謎風氣。
另一條與姚�？嚓P的重要史料線索，即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的日記。姚�？軜I(yè)于翁心存，他少時便與翁同龢相識。據(jù)《翁心存日記》道光二十八年（1848）正月十九日記載：午刻姚湘漁茂才�？鼇硎軜I(yè)。二月二日：閱姚湘漁文、賦、詩各一首。五月四日：閱姚湘漁文四首、賦三首、詩四首。八月廿九日：蘇太兩屬共取四十名，六兒（即翁同龢）第七。為潘觀保，順之太史子也，吾邑則席枚生，第三俞蓮士，第四姚湘漁，錢國楨、荔峰皆取。 以上見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二冊），中華書局，2011年，第633、635、653、670頁。這些記錄在今見姚氏日記之前，彌補了本書史料方面的不足，可深化對姚氏生平的了解�！段掏樔沼洝吩谕文觊g也多次提及姚湘漁，其中又有數(shù)條記錄是在姚氏日記結束之后，如姚�？螘r逝世等，有助于讀者在姚氏日記戛然而止后進一步了解其人其事。值得關注的是，翁同龢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六月初十日記道：是日約吳儒欽、趙次公、姚湘漁、藥龕和尚過我山居……因看《長江萬里圖》，歡笑移時，五人綜計三百六十五歲矣，誰歟畫《五老圖》耶？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3264頁。吳儒欽即吳鴻綸，趙次公即趙宗建，藥龕和尚是常熟三峰寺的主持，他們皆為常熟名士。吳、趙、翁都曾于游文書院受業(yè)，而姚�？鼊t于是年前后由常州歸里，擔任游文書院的山長。雖未見詳細的史料記載，但這一事件無疑表明姚氏晚年常與常熟當?shù)孛拷挥瓮鶃�。借助史料的互文，姚�？淙似涫履芨娴爻尸F(xiàn)給讀者。
作為史料，日記有其見與不見：讀者從日記中看到的，從來都不是完全客觀、寫實的歷史記錄，而是記憶與情感、細節(jié)與宏大的交織。通過日記中的文字，人們可以獲取有別于正史、檔案的私人化史料，更重要的是可從新的角度來反思以往的認知。同時，也正因日記有較強的主觀性，讀者需在閱讀中對作者的某些敘述加以判斷，而參照其他史料，或許還可進一步發(fā)現(xiàn)有趣的問題。以上為筆者拋磚引玉，不僅期待此日記可以推進對于姚�？膶Ｈ搜芯�，還希望它能作為一種典型史料，為十九世紀末中下層文人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提供考察視角。
后，本書在整理過程中遇到許多疑難句讀，承蒙范金民教授與諸位師友賜教，受益殊深，在此謹致以誠摯謝意。因筆者學力有限，雖幾經(jīng)核校，恐仍有訛舛，敬請諸位方家、讀者不吝指正。
楊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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