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1991年三位學生對約翰·羅爾斯的采訪稿，這次對話可看作羅爾斯口述的自傳，極其珍貴。這位極少談論自己的政治學家在此次對話中，不僅追溯并梳理了自己思想的發(fā)展過程；還幫助我們理解了政治哲學是如何嘗試讓社會與自身和解的，也讓我們更加明白這種嘗試為何如此艱辛。

來自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推出的一套創(chuàng)新性高端叢書——“大師之聲”系列。
當代西方人文社科界巨擘的公開演講、采訪發(fā)言、公開課、電臺或電視對談等珍貴的一手資料。
原汁原味展現(xiàn)未經雕飾的思考過程，讓話語所承載的思想之光在大眾中傳播。
傅雷翻譯獎得主曹冬雪翻譯。

導言
正義之辯
我始終將哲學視為一門對話的學科�！�—《約翰?羅爾斯：為了記錄》
原載于《哈佛哲學評論》第43頁
跟一位哲學家的對話并不一定是蘇格拉底式的。讀者們將要讀到的這篇訪談主要通過哲學家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生涯來探討哲 學問題。1991年3月20日，約翰?羅爾斯在他哈佛大學的辦公室 里接受了三位本科生的采訪。三位學生的問題都很直接：“您是怎么開始對哲學感興趣的？”“您是怎么面對批評的？”等等。有 些問題比較個人化：“出名的感覺如何？”“在哈佛大學哲學系內 部有學者對您提出了一些非常著名的批評，這對您產生了什么影響？”而有些問題的政治性更強：“您從未想過進入政界嗎？”還有 些問題明顯側重于教育：“如果在1991年，面對一名喜歡哲學的大學生，您有什么話要說？您會讓他投身于哲學事業(yè)嗎？”
這篇訪談之所以有著親密的氛圍，主要因為采訪人是他自己的三名學生。訪談過程中，羅爾斯不像在教學時那樣主導對話，而由學生引領前行，去涉足自己從未考慮過的問題。實際上，我們僅有的另外一篇羅爾斯的訪談也是基于同樣的情境獲得的，同樣是學生的采訪，同樣是由學生來主導對話。這篇訪談因建立于對話雙方的信任關系之上，才得以全景式介紹羅爾斯的哲學生平，這對我們讀者而言不啻為一樁幸事。訪談確實涉及羅爾斯治學生涯的方方面面，從他幼年還被稱作“杰克”時在康涅狄格州一所私立學校接受的教育一直談到他1991年的計劃，包括他1943年至1946年的從軍經歷，在普林斯頓、康奈爾、麻省理工以及哈佛的治學歷程，他在牛津、斯坦福與密歇根大學度過的學術休假期，當然也提到了他與當代政治和歷史的關系。
哲學作為一門對話的學科
《正義論》的作者很早便遭受口吃的痛苦，講話成了他窘迫與懼怕的根源。他的兩個弟弟鮑勃和湯姆在被他傳染患病之后夭折，他之所以口吃，很可能受此影響。所以，羅爾斯一生雖然能在研討會和課堂的私密氛圍中談笑風生，但很難接受公開演講的巨大考驗。語言問題不僅是生存問題，同樣也是他1939年至1943年間在普林斯頓學習哲學時以分析形式呈現(xiàn)出來的核心問題，當時對他影響的教授之一是 曾在劍橋師從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諾曼?馬爾康姆（Norman Malcolm, 1911—1990）。
想要理解羅爾斯對語言所持的哲學立場，僅需閱讀他個人極為欣賞的一部著作：布萊恩?巴里的《政治論證》，根據(jù)巴里的觀點，如果說語言能夠起到說服他人改變立場的作用，它僅在以下這一點上使政治哲學感興趣，即它能夠提供證明改變立場為合理的理由。因此，哲學家不應從修辭角度來考慮語言，而應將其作為我們表達與交流意圖的手段，這些意圖同樣也是行動（或不行動）的理由，而這些理由構成我們所說的論證。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將正義的原則作為一種選擇對象并進行定義時，他明顯屬于一種強調論證的哲學傳統(tǒng)。
在信息有限的條件下—“原初狀態(tài)”與著名的“無知之幕”—選擇正義原則的初機制的目標在于構建一種理性論證：人人都可以拿自己的正義觀與之進行比較。修辭學從實際產生的效果來考慮政治話語，而羅爾斯隸屬于一種反修辭的傳統(tǒng)，根據(jù)這一傳統(tǒng)，論證的可靠性并非來自實際產生的說服力，而是來自論證結構自身。更確切地說，《正義論》的目標在于通過對信息進行形式限制，對正義原則嚴格地定義來使得論證的構建盡可能擺脫偏見。換言之，《正義論》并不企圖將我們變成懂得運用話術為己謀利的雄辯家；而是要將我們變成無視任何既定政治成見，能對政治體制進行評判的公民。如果說排除了辯術，這樣一種計劃難道不意味著一種至少是論證式的討論嗎？如果說其目標在于確定政治論證所能達到的形式，難道我們不該想象出一種將這種形式的選擇作為爭辯焦點的哲學議會嗎？
《正義論》開篇在講述原初狀態(tài)時，假定各方努力就正義原則達成一致，每個人在理論給予的形式限制下進行慎思，而不是像在一個議會上那樣與眾人一起思考。在這個層面上，我們不能說這是一場哲學對話，因為民主生活的條件以及正義的原則都不是在一場討論之后確定下來的。如果說各方不需要為了就正義的原則達成一致而互相交流，那是因為羅爾斯覺得原初狀態(tài)不等同于談判桌，在談判桌上，強者的法則可能壓倒一切。為使原初狀態(tài)的描述“更生動”，我們也許可以“想象各方被要求通過一個作為中介的仲裁人來互相交流”，這個人要“宣布究竟有哪些可供選擇的原則以及支持它們的理由”。羅爾斯在訪談中曾提起過，這一方案是他早年起草的，但終沒有被他采用。各方不需要進行交流，也不需要一個在不同提議之間進行決斷的仲裁人，因為從根本上而言，“各方的思考一定是相似的”。慎思的一致性，使各方不經過協(xié)商即可達成一致，這就使得契約觀相當可疑。然而，正義原則的公平性正來自以下事實：正義原則的確定不是討價還價的結果。只要我不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相應的利益，我就無法通過討價還價來選擇那些損人利己的原則。因此，原初狀態(tài)下各方之間缺少交流，這不應被視為理論的缺陷。恰恰相反，這證明了選擇原則時的環(huán)境具有公正性，以及原則本身也具有公正性。既然原初狀態(tài)并非一種交流的狀態(tài)，我們就更非處于哈貝馬斯所描述下的完美的交流狀態(tài)，不過這并不影響兩位哲學家進行卓有成效的辯論。
然而，正如我們剛才見到的那樣，如果不經過規(guī)矩的討論去選擇原則，羅爾斯又憑什么確認哲學是一門“對話的學科”？為什么他將原初狀態(tài)視為“討論章程”（constitution of discussion）？原因在于，原初狀態(tài)不僅確立了用以評判社會體制的高級準則，也確立了一種民主辯論的公正條件。如果說羅爾斯在理想理論中讓各方之間沒有交流，那是為了讓各方更好地對正義標準進行慎思，而絕非為了促進一種軟弱共識下的民主，同樣也不是為了促進一種教條式的民主，這 種教條式的民主被形容為“政治正確”并因此遭到批判。羅爾斯毫不含糊地強調，無論在何種情形下，正義論都不能代替每個人的自主判斷：“［將它］視為解答問題的工具，可以在任何時候解答任何問題，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睋碛幸环N理論工具來清除我們各項制度里的偏見與不公正，這并不意味著要剝奪每個人自主判斷的能力。
自1971年出版以來，《正義論》成為哲學領域極為重要的討論對象，它引起了各種異議，作者又對很多異議進行了答復。我們有必要去理解羅爾斯是如何看待批評這一哲學對話的：他跟批評者既不親密亦無默契。對于以下問題：“當您和像諾齊克這樣的人有批評性的意見要交換時，你們只是在重要哲學期刊上筆戰(zhàn)，還是坐在辦公室里辯論？”羅爾斯援引哈特的例子作答，哈特是牛津大學的哲學家，羅爾斯曾于1952年至1953年間在牛津聽過他的課，并與他有著畢生的交流。在講到哈特，而非諾齊克時，羅爾斯承認他通常更喜歡先通過交談來討論某個觀點，然后再進行正式的學術論辯。但有必要指出的是，除了羅爾斯在牛津度過的那一年（1952—1953）、1986年，以及哈特在哈佛的幾次訪問之外，羅爾斯與哈特的面對面交談并不多。至于跟哈佛同事諾齊克的討論， 至少可以說，羅爾斯的回答并不十分明確。訪談中給大家留下的印象是，羅爾斯與《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的作者并沒有當面討論過問題，即使他對作者的某些觀點持欣賞態(tài)度。然而問題的關鍵還不在于此。從1941年秋諾曼?馬爾康姆在普林斯頓對羅爾斯的一篇論文提出尖刻的批評開始，批評對羅爾斯的功用就在于能夠讓他以更強有力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思想。羅爾斯承認他并不是不在意自己的答復在學術界引起的反應，然而他明確指出，一種批評唯有在能讓“思想更為有力”的時候才是重要的；如果說批評是重要的，那是因為，如同柏拉圖所說（《智者篇》，263e），批評促進了靈魂與自我的溝通。
盡管羅爾斯聲稱他“始終把哲學視為一門對話的學科”，但他也承認在《正義論》中，對于何謂“好的生活”的不同觀念擁護者之間對話的難度，他并未能充分把握。只要問題在于要讓持不同世界觀與價值觀的公民之間達成共識，一種關于正義的自由主義理論就應注意不要將關于正義的政治觀念與關于何謂好的生活的道德觀念混淆起來。具體說來，目標在于要去考慮關于善的不同觀念之間達成一項可能的政治共識所需要的道德條件。
要理解這份任務的艱巨性，我們有必要知道自由主義哲學在歷史上起源于新教改革以及此后的內戰(zhàn)。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關于基督教生活的觀念有著深刻的不同，如何讓二者生活在同一個國家？16—18世紀的哲學家試圖回答的正是此類問題。有人強調國家主權（讓?布丹），有人強調代議制（霍布斯），有人強調對個人自由的捍衛(wèi)（洛克），也有人強調三權分立（孟德斯鳩）。這個問題輪到羅爾斯回答時，他所強調的是必須存在一種關于正義原則的共識。因此我們可以將原初狀態(tài)這一理論裝置視為一種探索工具，使一些共識點能在公平基礎上顯現(xiàn)出來。在羅爾斯看來，這樣一種共識應該作為民主對話的試金石。如果說政治經驗表明，一種可能的共識觀念與觀念實現(xiàn)的實際結果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鴻溝，這并不意味著理論毫無用處，而是因為多元主義的現(xiàn)實往往比自由主義思想家所能想象到的更為徹底。對此羅爾斯是有經驗的，他曾意識到《正義論》的初版本所倡導的道德觀與他作為出發(fā)點的多元主義公設難以兼容。

約翰?羅爾斯（1921—2002），美國哲學家與政治理論家。羅爾斯的哲學捍衛(wèi)了洛克、盧梭和康德所開創(chuàng)的社會契約傳統(tǒng)，復活了人們對于系統(tǒng)政治理論的興趣，其核心信念是政治權利與基本公民自由的神圣性。他的主要著作還有《正義論》《萬民法》和《政治自由主義》等。
雷蒙?阿�。�1905—1983），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20世紀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之一。阿隆在其著作中通過批判歷史發(fā)展的一元論和決定論解釋，闡發(fā)了一種批判的、秉持相對論和多元論的歷史哲學。他推進了社會學和政治科學的發(fā)展。主要作品有《歷史哲學導論》《知識分子的鴉片》《社會學主要思潮》《階級斗爭》等。
米歇爾?�？拢�1926—1984），法國哲學家，因其對社會習俗的批判、對權力與知識之間關系的理論構建、對話語與思想表達的研究等，而對現(xiàn)代知識界具有重要影響。著有《古典時代瘋癲史》《詞與物》《知識考古學》《臨床醫(yī)學的誕生》等。曹冬雪，南京理工大學中法工程師學院教師，南京大學法語系博士，憑借《論美國的民主》榮獲“傅雷翻譯出版獎”新人獎。另譯有《婚禮蛋糕》、《戰(zhàn)斗的海貍》（合譯）、《形影不離》等。

正義與批評（約翰?羅爾斯）
導言
正義與批評
著作生平
自由與平等（雷蒙?阿�。�
導言
自由與平等
著作生平
偉大的異鄉(xiāng)人（米歇爾?�？拢�
導言
語言與瘋癲
文學與語言
論薩德
�？玛P于文學的著述
著作生平

《偉大的異鄉(xiāng)人》導言
“從前，我讀過很多被稱作‘文學’的書。我扔掉了很多，看不下去，也許因為我沒有掌握閱讀的訣竅。如今（1975），一些像《在火山下》《西爾特沙岸》這樣的書涌現(xiàn)出來。我很喜歡一位作家：讓?德梅利耶。他的《喬布的夢》很震撼。還有托尼?杜威爾的書。說到底，在從前，對我這一代人而言，偉大的文學就是美國文學，是�？思{。似乎只有通過一種無法追本溯源的外國文學，我們才能進入當代文學，才能拉開與文學的距離。文學，曾是‘偉大的異鄉(xiāng)人’（la grande étrangère）�！�
1975年，在關于雅克?阿米拉《納奧克拉提斯之旅》這本書（他先收到了郵寄過來的手稿）的訪談中，�？聵O為罕見地描述了他的文學書單。我們能看到這份短書單的構成相當多元。他的閱讀范圍涉及像讓?德梅利耶或雅克?阿米拉這 樣的年輕作者，也有朱利安?格拉克這樣的成名作家；此外，他也袒露了對托馬斯?曼、馬爾科姆?勞瑞、威廉?�？思{這些作家的欣賞，出于這種欣賞，他在1970年進行了一次從密西西比河谷到納齊茲（Natchez）的尋訪�？思{之旅。關于�？碌拈喿x經歷，我們仍然所知甚少。根據(jù)他弟弟的說法，在他們位于普瓦圖的童年時代的家中，豎立著兩個風格迥異的書架：一個在外科醫(yī)生父親的書房里，擺放著學術的、醫(yī)學方面的書，禁止觸碰；另一個是母親的文學書架，可隨意閱覽。�？略谀赣H的書架上發(fā)現(xiàn)了巴爾扎克、福樓拜和古典文學，而在教會學校里，他閱讀了一些希臘文、拉丁文著作。也許是在烏爾姆街，在巴黎高師的神奇圖書館里，他才開始無所顧忌地閱讀。巴黎高師圖書館是法國早一批向公眾開放的圖書館之一，館內藏有詩歌、哲學論著、批評文論、歷史文獻等各類書籍。在這座由莫里斯?布雷管理的圖書館中，他解構了一種話語秩序，文學出現(xiàn)在他眼前。達尼埃爾?德菲爾在《言與文》的年表中，給出了一些線索：�？略�1950年如饑似渴地閱讀圣—瓊?佩斯（Saint-John Perse）， 1951年閱讀卡夫卡，1953年開始閱讀巴塔耶和布朗肖，追隨新小說運動（閱讀阿蘭?羅布—格里耶的書），1957年夏發(fā)現(xiàn)了魯塞爾（Raymond Roussel），閱讀《如是》（Tel Quel）雜志的作者們，1968年1月重讀貝克特。
我們不應忽視�？伦�1956年起旅居國外的重要性。對烏普薩拉（Uppsala）法國之家（la Maison de France）和華沙法國文化中心（le Centre de civilisation fran?aise）藏書的日常閱讀，也許極大加深了�？屡c文學語言的緊密關系。在瑞典和波蘭的孤獨冬日里，福柯在進行大量閱讀——夏爾（René Char）的詩集是他的枕邊書——的同時也教授了很多文學課程。正是在這兩地，在這兩種對他而言陌生的外語中，正如我們所知，他進入了個創(chuàng)作高峰期。他每周教授幾個小時的法語，包括法國文學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課程中關于法國愛情主題文學的研究，研究范圍從薩德（Marquis de Sade）直至熱內（Jean Genet）。在瑞典，�？略�主持一個戲劇俱樂部，帶領學生們將一些當代戲劇搬上舞臺。1959年在克拉科夫（Cracovie）和格但斯克（Gdansk），他做了幾場關于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講座。作為讀者的�？�，還有一些經歷更讓人好奇，比如他在烏普薩拉期間曾遇見克勞德?西蒙、羅蘭?巴特，以及來領諾貝爾獎的加繆。在晚年，他與一些年輕作家過從甚密，比如馬蒂厄?蘭東（Mathieu Lindon）和埃爾維?吉貝爾（Hervé Guibert）。見面的時候他從不“談”（parler de）文學，似乎對于這些作家，他閱讀其作品，卻并不想跟作家本人發(fā)生對話，比如他從不去見莫里斯?布朗肖，“說是太欣賞他了，以至于不想認識他”。20世紀60年代初的�？赂�文學保持一種親密關系，只要查看他為寫作《古典時代瘋狂史》而做的閱讀筆記就能明白這一點。對監(jiān)禁檔案、比賽特（Bicêtre）精神病院登記簿以及國王密令的分析，首先是一種文學閱讀的經驗，關于這種經驗，后來他 在與歷史學家阿爾萊特?法爾日（Arlette Farge）合著的《家庭的無序》這本書開篇中進行了解釋，該書發(fā)表了一些監(jiān)禁檔案資料。�？轮�迷于這些檔案的詩意之美、純粹圖式存在（existences graphiques）之美、他所謂的“17世紀以降文學坡線（ligne de pente）”之美。
然而，對于這種親密關系，他一直采取否認態(tài)度。比如，他在1963年寫了整整一本關于雷蒙?魯塞爾的書，在講述如何遇到魯塞爾的作品時，他卻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的：在科爾蒂圖書館（librairie Corti），“我的目光被一套書吸引住了，黃色封面，有些老舊，上世紀末的出版社傳統(tǒng)上會使用這種顏色。（……）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聞所未聞的作者：雷蒙?魯塞爾。那本書叫作《視》（La Vue）。剛讀幾頁，我就覺得這本書文筆極其優(yōu)美”。
“偉大的異鄉(xiāng)人”實際上是隱姓埋名的過客。因為�？虏粌H是嚴苛的讀者和文筆獨樹一幟的作家——他的每部作品問世之時，文風都會受到欣賞和認可。作為哲學家，他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構成本書的資料極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是一種復雜的、批判性的、戰(zhàn)略性的關系。只要仔細閱讀他的文字——不僅局限于他的著作，也包括《言與文》以及他在法蘭西公學院的講課——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點。如果我們閱讀�？略�20世紀60年代所做關于文學的各類序言、訪談、講座（根據(jù)布朗肖、巴塔耶等人的術語來組織，或相反，試圖用一種作者理論或一種關于語言空間的總體描述來重新審視文學 批評的傳統(tǒng)元素），如果我們記得這些文本不僅是對他那些考古名著的強調補充，也在這些名著內部產生局部共鳴——比如當他提及俄瑞斯忒斯或《拉摩的侄兒》（《古典時代瘋狂史》）、薩德（《臨床醫(yī)學的誕生》）或塞萬提斯（《詞與物》），我們就能更好地把握這種文學關注的獨特性。如果說�？略谀撤N程度上與整整一代人態(tài)度相一致，如果說他也延續(xù)了法國思想中一種堅持的姿態(tài)，即力圖讓小說或詩歌成為哲學思考的試金石（巴什拉、薩特、梅洛?龐蒂輪流接受過這一考驗），�？碌奈膶W關注看上去像是自身話語的一種真正重復（redoublement）。重復，或更確切說是永恒替身（doublure），也即以方式，嘗試同時言說某一既定時期的世界秩序及其表象秩序（正如我們所熟悉的，�？略谄溲芯恐袑σ环N“思 想體系”的考古學描述）以及與之矛盾的，對世界之過度、越界、域外（dehors）維度的表象。他早期的重要著作，盡管面向不同的特殊對象（瘋癲、臨床醫(yī)學、人文科學的誕生），都分析了同一主題，即我們關于世界的話語，其組織方式如何受到既定歷史時期一系列劃分（partages）的影響。相反，他在同時期關于文學的著述似乎展現(xiàn)了一系列奇怪的形象——執(zhí)拗的作家、冰冷的話語、寫作迷宮，若非是為了表現(xiàn)對上述主題的明顯拒斥，至少是為了表現(xiàn)顯著例外。唯獨一種情況下，“著作系列”（ligne des livres）與�？碌奈膶W文本系列有所交叉：《雷蒙?魯塞爾》。唯獨在這本書中，歷史的和知識型的研究似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恰是關于話語秩序為何失序的隱秘觀點：也許是因為一種行為——寫作的行為，但也是因為另外某種東西，這種東西直接包含著一種要將文學作為戰(zhàn)略來占有的方式。在這一時期，�？绿幪巸A向于同時支持兩種立場，一種立場在于否認文學的特殊性，另一種立場則強調文學的戰(zhàn)略中心地位。在種情形下（考古學式研究），相對于其他話語產物（行政文書、契約、檔案資料、百科 全書、學者著作、私人信箋、報紙……），文學并不具有任何特殊性；第二種情形（“文學”文本）則意在說明，在文學內部，一種姿勢（posture）和各種寫作手段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這些寫作手段因為是以一種特殊形式進行的，會導致某種類似于無—序（dés-ordre）經驗或斷裂行為的東西，比如一種變化模式或一種變形操作�？傊�，一方面是詞與物之間強烈的關聯(lián)，另一方面是一種奇怪的論斷，即能被言說之物有時卻無法被思考。從此，這一奇怪的分離讓眾多實驗成為可能，在實驗場域中，話語（discours）能夠超越自身規(guī)則或超越它所指之物的單義性：“魯塞爾之謎，在于他語言（langage）的每個成分 都取自一個充滿無數(shù)構型可能的系列。這一秘密比布勒東暗示的秘密更明顯，卻更為艱澀——它并不在于對意義的玩弄，也不在于各種揭露的把戲，而在于形態(tài)的一種審慎的不確定性（incertitude concerté de la morphologie），或者說，在于確信多種建構能夠形成同樣的文本，而同一文本允許存在互不兼容、各行其道的閱讀系統(tǒng)，這是形式之嚴格而不可控的多功能性�！�
關于這一主題有兩點說明。一方面，對�？露�言，相對于他自己的分析，文學所代表的這種“域外”與一個自愿的行為是密不可分的。享有這一令人眩暈的形式多功能性，讓我們的世界秩序滑向它自身混沌深淵的，并非文學本身，而是負載文學的行為：將文學作為戰(zhàn)略，也即對文學的某種利用、諸種手段的實施以及敘事布局內部的一切爆破工作，這一爆破工作經由反意義霸權的戰(zhàn)場建設而達成。另一方面，這一“域外”超越了布朗肖此前賦予該詞的定義，也超越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借用該詞時的定義—對“我思”與“我言”二者分離關系的觀察以及語言向自身外部不確定的緩慢滲出，超越在于，文學這一“域外”還直接確定了話語逃避表象王朝的另一種存在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一些物質手段得以施行，來建構這些結構頑固的言語—根據(jù)不同情形有：無法聽清的、荒謬可恥的、無法歸類的、無法被翻譯的、無法論證的、碎片化的、偶然性的、不穩(wěn)定的、令人眩暈的言語。
20世紀60年代末，跟文學的這一奇特關系似乎消失了。原因也許有很多，我們在此試舉三種。
個原因：話語相對于其他實踐形式而言，不再具有特殊地位。話語秩序是一種（歷史給定的）世界秩序：它是我們組織跟事物、跟我們自身、跟他人關系的模式之一，但它并不代表著一種獨斷的模式。有時，話語秩序先出現(xiàn)，創(chuàng)建了其他劃分（例如一種制度的誕生、某種對身體的干涉、一種社會隔離），有時話語秩序似乎是其他劃分的結果。同樣，對文學的某種利用，其“無序”只是打破世界秩序的諸多嘗試之一，存在著其他戰(zhàn)略，比如不通過寫作進行的言說、“引導自身行為”的種種方式，都對世界秩序進行了斬斷、質疑或爆破。就此意義而言，�？轮饾u放棄將文學領域視為自身研究的“替身”，這一放棄也許歸因于他有意要將自己的疑問延伸至一個更大的主題——這次是以權力和抵抗的形式提出的。被用作戰(zhàn)爭機器的文學寫作，很容易 在其中找到自身位置，不過它已經不再代表著問題的范式。
第二個原因：我們很難對一種決定做出說明。我們剛才提到對文學的利用和寫作手段：這里必須要有主觀意愿，涉及的必定是一種意圖。然而根據(jù)舊觀點——也許仍然是現(xiàn)象學回憶下的重要觀點——只有在文學和瘋癲 交叉之時，才能形成足以“解開”語言的那種言語，在這一觀點的籠罩下，很難去辨識意圖問題。一位像路易?沃福森或讓—皮埃爾?布里賽這樣的作者，其意愿是什么呢？那種意愿什么時候才是彰顯的？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尤其是從“監(jiān)獄信息小組”（GIP）時期所代表的另一種言語經驗開始——似乎讓�？略絹碓礁信d趣的東 西，或者說向集體維度的跨越，這究竟是什么？如何將無—序（無論是有關語言規(guī)范的解構、對某一制度的拷問還是 對自己身份客體化的拒斥）與一些被劃分的實踐聯(lián)系在一起？那些實踐不僅構成了一種獨特的主體性，也構成了多種跨主體化。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原先是追問某些“文學個例”對既定秩序的逃避，現(xiàn)在轉變?yōu)楦鼜V泛地研究政治抵抗方式：就此意義而言，戰(zhàn)場的低沉轟鳴絕非一種文學比喻。
后，第三個原因在于對“域外”意象的放棄，這一點得到�？碌闹苯映姓J（域外是一種神話），以及對歷史內部— 權力關系內部、同時被發(fā)出與被承受的詞語內部、被粉碎的意象內部、無論如何人們不斷再生產的意象內部—可能存在的差異這一主題的重新投入。于是問題增多了：在某一種知識的和歷史的形態(tài)內部，在某一既定時刻由某種話語和實踐結構展開的“真實網絡”內部，總而言之，在一種既定歷史的世界語法內部，我們如何能做到挖掘和顛倒發(fā)音、改變字行、移動標點、挖空意義、重塑平衡？這一問題當然是理論性的，但也直接是政治性的：在讓我們成為我們之所是（也就是說，以我們思考的方式來思考、以我們說話的方式來說話、以我們行動的方式來行動）的這一歷史內部，我們能否擺脫這些限定，以一種矛盾的方式安排出一種言語和生活方式的別樣（然而總是在內部）空間？然而，正是從文學研究中產生的這一問題，將不斷縈繞在�？滦念^：可能的超越與決定我們之所是的歷史限定，不應處于對抗狀態(tài)，而應在共可能性的模式上進行思考—從此，我們跟巴塔耶珍視的僭越或布朗肖的“域外”相去甚遠了。
本書中收錄的�？卵哉撌菑倪@一角度來選擇的：它們出現(xiàn)在這套叢書里絕非偶然，均為口頭演說，時間跨度少于十年——1963年至1971年，但每一篇都跟寫作和語言保持著一種特殊關系。前兩篇是1963年1月法國電臺播放的兩期節(jié)目，它們被完整收錄進來。�？略诠�(jié)目中選用了很多文學片段：莎士比亞、塞萬提斯、狄德羅、薩德、阿爾托（Antonin Artaud）、雷里斯（Michel Leiris）……
第二份資料由1964年12月在布魯塞爾連續(xù)兩場關于“文學和語言”的講座構成。第三份資料是1970年在美國紐 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演講的未發(fā)表手稿，由兩部分組成，主題為關于薩德侯爵的研究，他多次就這個主題發(fā)表演講（至少三次），手稿均得到保留。將這三份資料收錄在一起，并非對一種強行言說的無主題語言之諷刺，也并非對我們樂 于呈現(xiàn)給讀者的一種被迫言說的白色寫作（écriture blanche）之諷刺；相反，這部分體現(xiàn)了回歸書面的一種多形態(tài)焦慮，這種對話語的外部性、物質性和狡黠性之焦慮。�？聸]有明確表態(tài)是其始作俑者，但在一段時期內他曾成為這種焦慮的擴音器。

菲利普?阿迪耶、讓-弗朗索瓦?貝爾、馬修?博特-博納維爾以及朱 迪特?雷維爾
（Philippe Artières, Jean-Fran?ois Bert, Mathieu Potte-Bonneville & Judith R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