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58年調到海淀區(qū)機關工作，一直到離休后，又在2004年纂修完《海淀區(qū)志》，就沒調離區(qū)機關。我在幾十年的工作中，經(jīng)常出入“三山五園”，在園中舉辦各種政治、文化和體育活動。我在當年的海淀公社機關即暢春園舊址工作和居住了一年。我們在頤和園組織五一和國慶群眾游園活動，在靜宜園舉辦登山比賽，在紫竹院公園舉辦科技燈會，在圓明園組織以愛國主義為主題的少年 先鋒隊的大隊會，等等。我在做文化文物工作時，到每一處文物保護單位去調查研究，并注意閱讀有關“三山五園”的文獻。在纂修《海淀區(qū)志》后，我進一步認識到“三山五園”在海淀區(qū)和北京市歷史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當我閱讀了大量有關京西園林的文獻后，覺得有一些重要問題需要弄清楚，應當挖掘新材料，對研究中的一些空白、薄弱方面和存在爭議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以推動“三山五園”的研究走向深入，取得新成果。 我有機會在國家圖書館閱讀了幾千件清代樣式雷圖文檔案史料。那一張張園林畫樣，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座園林的整體布局、單體建筑的形式和體量以及山水景觀分布等等。即使施工圖紙上的幾個小字的標注，也可能引證出一段園林的歷史。樣式雷畫樣和施工記錄等圖文檔案是研究和認識“三山五園”的最準確、最可靠、最有價值的資料。 我認為乾隆帝弘歷的詩文也具有相似的功能和價值。弘歷多年居住、生活和工作在北京西郊御園，他寫了幾千首京西園林和山河村寺的詩及幾十篇文章，對于西郊皇家園林的規(guī)劃設計思想、園林布局、景觀特色和命名緣由以及游覽的感受等，都有真實準確的記載和描述。弘歷詩文是打開認識“三山五園”之門的一把鑰匙。其他園林主人的詩文也是認識京西皇家賜園和私家園林不可缺少的重 要依據(jù)。例如，不讀張廷玉和駐園翰林們的詩文，就無法了解澄懷園的真實面貌及其歷史價值。 我在國家圖書館、國家科學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市檔案館、海淀區(qū)圖書館、海淀區(qū)檔案館等單位支持下，閱讀了大量相關的歷史文獻、各類著作和圖像資料，對正確認識“三山五園”的歷史真相及沿革具有重要作用。頤和園、香山公園、圓明園、紫竹院公園、釣魚臺國賓館、北京藝術博物館、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其他園林舊址單位的專業(yè)人員和領導同志，引領我進行實地考察，詳細講解，釋疑解惑，豐富了我對各座園林的知識儲備，加深了對其具體情況的認識，也糾正了我的一些錯誤看法。他們都是對我進行現(xiàn)場教學的指導教師。 我的很多領導、專家學者、朋友和同好，多年來一直關心并支持我對“三山五園”和北京歷史文化的研究。段柄仁、彭興業(yè)、陳名杰、王燦熾、岳升陽等同志對我的微小進步不斷給予肯定和鼓勵。易海云、衛(wèi)漢青、張恩蔭、張有信、常華、王銘珍、苗日新、郭黛姮、陸錫泰、白鴻葉、王煒、耿劉同、谷媛、樊志賓等同志，為我提供各類珍貴資料和歷史典籍，指導我的研究工作，與我討論 不解的難題，校正我對園林的認識。王珍明、許云、周玉鑫、胥天壽、周勇、葉亮清、董建中、張東旭、陳躍年、嚴文珊、陳芳、向華、王和利、史久膏等同志，策劃和支持我的寫作與文稿的抄寫、復印、編輯和出版，提供圖像、照片、地圖等影像資料，做了很多具體的重要的工作。有了上述眾多領導、專家和文友的支持和幫助，我才能在“三山五園”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一些進展。本書的編 輯、修改和出版得到了譚烈飛、于虹、王巖、楊曉瑞等同志的悉心指導和多方幫助，我對所有給予我?guī)椭�的單位、領導、專家和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對“三山五園”的認識還是初步的，很不深刻，肯定會存在不少問題乃至錯誤，敬請專家和讀者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