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內容涉及故宮歷史、故宮文化、故宮保護、故宮學、故宮博物院、文化藝術、文化遺產保護等問題。全書以故宮為核心,視野則輻射到更加廣闊的文化領域。這些文章或長或短,文體亦頗不類,但主旨則一,就是從不同方面述說故宮、研究故宮、認識故宮。
2009年初,我把自2002年至2008年探索故宮學的文章編為一集,名曰《故宮與故宮學》,由紫禁城出版社(現(xiàn)故宮出版社)出版。最近,我檢點2011年以前關于故宮、故宮學、文化遺產的論文及講稿,又積有20篇。這自然不算多,但我覺得還是有必要把它們整理出來,以一個整體的面目呈現(xiàn)給讀者,算是這幾年繼續(xù)探索研究的一個記錄。
依《故宮與故宮學》之例,名之為《故宮與故宮學二集》。以下對這些文稿的撰寫背景和要點略做介紹:
2004年9月,我在國家行政學院參加“依法行政專題研討班”,思考我國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工作現(xiàn)狀,展望世界文化遺產在國家和民族發(fā)展偉業(yè)中應當發(fā)揮的巨大作用,深感必須加強對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中法律問題的研究,必須加強保護和管理工作中的法制建設。《略議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中的法律問題》就是對此問題的初步探討。
《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幾個問題》是根據(jù)2005年7月28日我在“廣州論壇”的講演而整理的,內容包括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現(xiàn)狀與存在的問題、保護文化遺產的意義、正確理解保護文化遺產的方針以及當前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幾項重點工作等4個方面。
《民族地區(qū)新農村建設中的民族文化問題》是2006年上半年我在中央黨校進修一班學習時所寫的調研報告。在新農村建設中,與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認同感聯(lián)系在一起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狀況,它的價值與作用,它的揚棄與傳承,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化問題,而與一個民族自身的發(fā)展、民族特色的堅持有著重要的關系,需要加強研究,認真對待。
2006年11月14日,我應邀參加國務院國有資產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中外名家系列講座”,做了題為《故宮學:故宮價值發(fā)掘與民族遺產保護》的講演。當時,故宮學提出不過三年,影響還很有限,主辦方能提出這個題目,給予一個宣傳交流的機會,我自然是很高興的。這個講演的內容反映了我對故宮學的初步探討。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2012年改名為中國科學院大學)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辦的“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是一個高層次、高規(guī)格的交流平臺。2006年11月30日,我應邀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做《故宮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講演。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擔綱主持,我深感榮幸。
鄭欣淼,著名學者,“故宮學”專家。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國家文物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黨委書記,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等職。為政協(xié)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等。多年來從事政策研究、魯迅研究、文化研究,2003年首倡故宮學。
第一編
兩岸故宮博物院的源流與近期的交流
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
談談故宮精神
故宮保護與故宮博物院建設
紫禁城與澳門——明清之際中西文化的最初交會
故宮博物院與辛亥革命
故宮博物院的特點與發(fā)展
第二編
故宮學:故宮價值發(fā)掘與民族遺產保護
故宮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
故宮的價值與應運而生的故宮學
故宮學綱要
略評“明宮史叢書”
國學新視野與故宮學
第三編
略議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中的法律問題
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幾個問題
民族地區(qū)新農村建設中的民族文化問題
博物館使命:文明的共享與傳承
藝術的民族性與藝術交流
以溫情與敬意厚待民族文化——兼談鄱陽湖生態(tài)經濟區(qū)的文化建設
博物館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故宮與故宮學二集》: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華,是自唐代以來基督教第三次傳人中國。
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其背景與歐洲15世紀至17世紀發(fā)生的兩件大事有關,一件是宗教改革運動,一件是“新航路”的開辟,它們都直接促進了基督教向海外的傳播。創(chuàng)立于1543年的基督教分支天主教耶穌會,其創(chuàng)建初衷是保持宗教傳統(tǒng),反對宗教改革,除了在歐洲與新教對抗外,還積極向其他地區(qū)傳教!靶潞铰贰钡拈_辟則為天主教提供了向東方傳播的可能性。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西岸的卡里庫特。1511年,葡萄牙人占領了馬六甲等地。1513年,葡萄牙船只出現(xiàn)于中國海岸。1553年,葡萄牙人船只獲準在澳門停泊并與往來商賈進行貿易,1557年筑室久駐。根據(jù)1493年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通諭和1494年西班牙與葡萄牙簽訂的條約,葡萄牙享有對東方的保教權。在教皇的鼓勵和支持下,殖民事業(yè)與傳教任務結合在一起。從歐洲經海路東來的傳教士均需從里斯本出發(fā),乘著貿易船只,經印度果阿再到亞洲各地。
耶穌會注重教育,其教士均受過良好的歐洲人文教育并接受過準軍事訓練。當時中國的實力決定了傳教士必須放棄武力傳教的主張。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充分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文明大國,儒家思想始終是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想,并扎根于中國的人心之中,外國思想、文化、習俗,包括宗教是很難輕易地傳人中國并站穩(wěn)腳跟的。因此要把基督教傳人中國,就要采取相當明智、靈活的傳教策略,即在不影響其教義完整性的前提下,尊重中國文化與習俗,讓中國人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西方宗教的影響。他們竭力適應中國文化和傳統(tǒng)習俗,將基督教思想與漢文化相結合;他們認識到在中國封建專制制度下,要想在中國擴大天主教影響,必須爭取得到皇帝恩準,必須結交官府,而要取信皇帝則必須具有特殊才華和本事,表示出服務于朝廷的忠誠。而科學知識及文學、藝術、語言、繪畫等都成了傳教的手段,或者說,傳教與輸出科學技術已成為不可分割的兩翼,集傳教士和科技人員于一身,乃是當時的特點。
隨著天主教在澳門站穩(wěn)腳跟并將澳門逐漸變?yōu)橄蛑袊鴥鹊貍鹘痰幕睾螅岳敻]、羅明堅為代表的耶穌會遵循適應中國文化,以科學為指導思想的原則,一步步深入內地,打開傳教局面,終于使天主教在中國站住了腳。明崇禎末年,宗室信天主教者114人,內官信教者40人。
明清鼎革之際,仍有不少傳教士繼續(xù)留駐北京,也有一些新來者。清攝政王多爾袞在順治元年(1644年)即批準了龍華民、湯若望等為保存天文儀器、保持修歷工作不中斷的奏請,并敕授湯若望為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順治三年(1646年)又加太常寺卿銜,表現(xiàn)出對洋人洋技的器重。順治帝親政后,與湯若望關系特別親近。僅1656年至1657年,順治帝兩年內竟24次親臨湯若望的館舍之中,做長時間的談話,不僅限于科技,還涉及對天主教教義一定的崇慕?滴醯劾^位后,出于學理和實用兩方面的考慮,采用了大力延攬和使用西方科技人才的政策。事實證明,不論是順治朝留下的或康熙朝以后召用的西方科技人員,大都能與清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相安共處,并能較充分地發(fā)揮其專長。其中最為出色的是南懷仁,他不但繼湯若望之后長期主持欽天監(jiān)的修歷工作,撰著了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康熙永年歷法》32卷,又為清王朝的軍需鑄炮工作做出了貢獻?滴醭T造的905門大炮,其中半數(shù)以上是由他設計和監(jiān)造的。當時,不但欽天監(jiān)實際上已成為西方來華科技人才集中之所、東西文化溝通的中心,而且康熙帝還把紫禁城中的啟祥宮(現(xiàn)名太極殿)撥給那些供奉皇帝的西方畫家、機藝師、設計師們,作為制作、集會之用,讓他們在如意館作畫、刻板、修理鐘表和制作機械器物?滴醯垡舱J真地向他們學習天文學、地理學、幾何學、拉丁文等,經常和他們討論中西學術、政治源流的異同和演變。
康熙帝對于天主教在西方傳播較廣、受到相當部分人民的信仰是了解的,他對天主教的教義也略有所知,只是反對它在中國傳播,反對以它的教規(guī)教義干擾甚至取代中國的傳統(tǒng)信仰和國情民俗。但他也未采取拆毀教堂、驅逐傳教士等粗暴辦法。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南懷仁提請推行天主教,禮部議不準行,康熙帝下諭:“天主教應行禁止。但見地方官禁止條例內,將天主教同于白蓮教謀叛,此言太過,著刪去!苯K康熙之世,清朝官方對于天主教的態(tài)度是允許存在,但限于只令西洋人供奉。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全國天主教徒有3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