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從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為數(shù)甚少的幾家高校的專有學科，迅速成為一個幾乎所有綜合大學乃至相當部分如財經(jīng)大學、工商大學、農(nóng)業(yè)大學以及師范、藝術類院校都設有的常規(guī)學科。中國最著名的兩所高等學府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也相繼成立新聞與傳播學院。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中國內(nèi)地有數(shù)百個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yè)教學點。全國有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yè)碩士授予點近百個，博士授予點17個，形成了從大專、本科，到碩士和博士層次齊全的辦學格局。新聞專業(yè)本、�？频脑谛Ｉ�人數(shù)至少接近10萬人。

這樣一種顯學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進入信息時代以后，新聞與傳播的社會地位、角色、影響不僅越來越重要，而且也越來越被人們所意識到；另一方面是媒介行業(yè)近年來的迅速發(fā)展為青年人提供了職業(yè)前景和想象。盡管與美國大約有14萬在校學生學習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課程的情形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的規(guī)模并不十分龐大，但是就中國國情而言，這種新聞與傳播教育的繁榮局面還是可能因為一種泡沫驅動而顯得似乎有些過度。但是，超越傳統(tǒng)的新聞學，將更加廣義的媒介政治、媒介輿論、媒介文化、媒介藝術、媒介經(jīng)濟、媒介法規(guī)、媒介倫理納入新聞與傳播學科，將傳播學理論以及各種量化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納入新聞與傳播學領域，將人際傳播、公共關系等納入傳播學視野，都證明了新聞與傳播學的轉向和擴展，也正是這種轉向和擴展使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有了更加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和學科魅力。

對于目前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來說，缺少的不是熱情、不是學生，甚至也不是職業(yè)市場，而是真正具有專業(yè)水準的教師，能夠既與國際接軌又具國情適應性的教學體系和內(nèi)容，既反映了學科傳統(tǒng)又具有當代素養(yǎng)的教材。人力、物力、財力、知識力資源的匱乏，可以說，深刻地制約著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向深度和廣度發(fā)展，向專業(yè)性與綜合性相結合的方向發(fā)展。新聞與傳播學是否有學，是否具有學科的合理性，是由這個學科本身的專業(yè)門檻決定的。當任何學科的人都能夠在不經(jīng)過3~5年以上的專業(yè)系統(tǒng)學習，就可以成為本專業(yè)的專家、教師，甚至教授、博士生導師的時候，當一名學生經(jīng)過4～7年本科/碩士新聞與傳播學科的專業(yè)學習以后，他從事傳媒工作卻并不能在專業(yè)素質上顯示出與學習文學、外語、法律，甚至自然科學的學生具有明顯差異的時候，我們很難相信，新聞與傳播學的教育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作為一種專業(yè)建設，需要歲月的積累。所以，無論是來自原來新聞學領域的人，還是來自其他各種不同學科的人，我們都在為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積累著學科的基礎。而在這些積累中，教材建設則是其中核心的基礎之一。10年前，南復旦、北人大，作為原來中國新聞與傳播學的超級力量，曾經(jīng)推出過各自的體系性的教材，后來北京廣播學院也加入了傳媒教育的領頭行列，進入21世紀以后，清華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以及北京大學的新聞傳播學科也相繼引起關注，并陸續(xù)推出各種系列的或者散本的翻譯或原編教材，一些非教育系統(tǒng)的出版社，如華夏出版社、新華出版社等整合力量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新聞與傳播教材。應該說，這些教材的出版，為全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更多的比較、更多的借鑒。盡管目前可能還沒有形成被大家公認的相對權威的教材系列，盡管許多教材還是大同小異，盡管相當部分教材似乎在觀念、知識、方法以及教學方式的更新方面還不理想，但是這種自由競爭的局面為以后的教材整合和分工提供了基礎。

由于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為過去基本不涉足新聞與傳播學教材的清華大學出版社提供了一種契機，近年來陸續(xù)出版了多套相關的著作系列和教材系列。除清華傳播譯叢以外，教材方面目前已經(jīng)陸續(xù)面世的包括新聞與傳播系列教材·英文原版系列以及原編系列的部分教材。而現(xiàn)在呈現(xiàn)給大家的則是新聞與傳播系列教材·翻譯版。

本系列的原版本堅持從歐美國家大學使用的主流教材中選擇，大多已經(jīng)多次更新版本，有的被公認為本學科最經(jīng)典的教材之一。其中一部分，已經(jīng)由清華大學出版社推出了英文原版，可以幫助讀者進行中英文對照學習。這些教材包括三方面內(nèi)容：

一、傳播學基礎理論和歷史教材。這類教材我們選擇的都是經(jīng)過比較長時間考驗的權威教材，有的如《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Denis McQuail，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和《人類傳播理論》（Stephen W. Littlejohn，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洞蟊妭髅窖芯繉д摗罚≧oger D. Wimmer & Joseph R. Dominick，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也是國內(nèi)出版的有關媒介研究量化方法的少見的教材。我們還特別選擇了一本由James Curran和Jean Seaton撰寫的《英國新聞史》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彌補了國內(nèi)歐洲新聞史方面的教材空白。

二、新聞與傳播實務類教材。主要選擇了一些具有鮮明特點和可操作性的教材，彌補國內(nèi)教材的不足。例如《理解傳媒經(jīng)濟學》（Gillian Doyle， Understanding Media Economics）和《媒介學生用書》（Gill Branston & Roy Stafford， The Media Students Book）等。

三、新聞與傳播前沿領域或者交叉領域的教材。例如《文化研究基礎理論》（Jeff Lewis， 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等。

這些教材中，有的比較普及、通俗，適合大學本科使用，特別是適合開設目前受到廣泛歡迎的媒介通識課程使用，如《大眾傳播理論》（Stanley J. Baran & Dennis K. 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和《媒介素養(yǎng)》（W. James Potter，Media Literacy）；有的則可能專業(yè)程度比較高，更加適合高年級專業(yè)學生和研究生使用。但是從總體上來講，為了適應目前中國新聞與傳播學教育的現(xiàn)狀和需要，目前選擇的書籍更偏向于大眾傳播、大眾傳媒，而對傳播學的其他分支的關注相對較少。因為考慮國情的特殊性，新聞學教材也選擇的比較少。當然，由于新聞與傳媒本身所具備的相當特殊的本土性以及文化身份性、意識形態(tài)意義等，這些教材并非都適合作為我們骨干課程的主教材，但是至少它們都可以作為主要的輔助性教材使用。

人是通過鏡像完成自我認識的，而中國的新聞與傳播教育也需要這樣的鏡子來獲得對自我的關照。希望這些譯本能夠成為一個臺階，幫助更多的青年學生和讀者登高臨遠，建構我們自己的制高點。

尹鴻

修改于2013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