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希望成為真正的中國人，是古今共有的心態(tài)；中國人未必都能了解怎樣才是真正的中國人，則是不分知識分子與非知 識分子，普遍存在的事實。雖然近代中國人遭遇西方激烈的挑戰(zhàn)，一時難以妥善響應，產生嚴重的屈辱感與濃厚的自卑感。有人崇洋媚外，更有人絕望求去，似乎對于祖國的離心大于向心，幸好這只是當前特殊環(huán)境所造成的奇景幻象，并不代表中國人的民族性有何重大的改變。相信時過境遷，不久的將來，弘揚傳統文化的強大中國，塑造完成，又是海內外中國人落葉歸根、朝思暮想的故土。但是，中國人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不明白真正中國人的形象，才是值得焦慮的所在。五四運動以后，對中國文化價值的種種懷疑論調，引發(fā)盲目的全盤西化，高級知識分子言談之間，亦常抱怨傳統的包袱太重。根本原因，在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近三百年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成為中國人醉心追求的對象。然而科學化與民主化的結果，除了帶給我們物質生活的改變以及產生一些美式的選舉活動之外，對于中國人之為中國人并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中國人的長處，就是十分隨和，你喊科學，他喊科學，我不妨也跟著喊科學，到底什么是科學，仍舊抱持不求甚解的態(tài)度，不認真加以理會。至于民主，要民主馬上就有民主，我這個樣式本來便是民主，充分顯現中國人以不變應萬變的沉著本色。何況我國文化，原本含有民主性與科學性，更加強了一些衛(wèi)道之士“西方有的我們也有”的信心，使得科學無法生根，民主也難以落實。
但是，管理的沖擊，卻使大多數的中國人，卷入了改變意識形態(tài)和生活方式的浪潮。如果我們指出中國近十數年來科技的進步，是管理所促成的；假若我們認為中國的民主化與管理的改革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平心而論，應該是可能接受的事實。管理使得科學教育逐漸踏實而趨于正常，管理催促科學實驗與研究加速進行，管理本身的科學化加強大眾對科學的認識與了解。民主化的管理，也加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民主意識，改變公眾對民主的看法和想法，促使社會各界，快速地邁向民主的境域。由于每一個人，不是管理者即是被管理者，或者同時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切身承受，不能像對付科學和民主那樣，漠不關心。所以管理的影響力，委實既大且深！
不幸的是，我們所急切推行的，幾乎全盤是西方的管理，無論人事、財務、生產、銷售，甚至小如倉庫管理、檔案管理、圖書管理，大至行政管理、交通管理、都市管理，都是西方模式，照本全收。盡管我們大聲疾呼，要復興中華文化，要建設文化大國，乃至要加速文化反攻，前面似乎是堵住了，門警森嚴；后門卻是打開了，一無防守。而且我們又大力提倡管理，強調管理，恐怕不知不覺之中，我們所有的，只是一個沒有中國人的中國；我們所持以反攻的文化，也不再是中華文化，那才是中華民族永無翻身之日的悲慘命運。所幸十幾年來，我們的管理，僅注重于工具的運用和制度的建立，對于管理理論，仍乏系統化的整理，更談不上管理哲學的建構，尚未造成嚴重的災害。目前見及的，只是“重物輕人”“把人當作機器”“技術至上”“資金第一”等等不正當觀念的普遍流行，以致“技術領導政策”“財經重于行政”“重視自然科學而忽視社會科學”“應用科學優(yōu)于理論科學”等等不正�，F象到處泛濫。各種機構團體，形成士氣的虛脹；多數管理人員，處于眾叛親離的困境。中華文化的兩大支柱：道德日越沉淪，藝術氣氛也越來越被沖淡，必須從速確立中國管理哲學，調整中國管理模式，研究中國管理方法，才能不負孫中山先生“從根救起，迎頭趕上”的期望。
作者幼承庭訓，父母所寄望的，就是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稍長受國家公費教育，衷心感激。二十多年來，堅守教育崗位，屢蒙長官厚愛，有機會親嘗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滋味，因而對于管理，發(fā)生濃厚的興趣，雖經審慎觀察，用心深思，仍感難于正確地判斷，由此對傳統的哲學理念，產生深切的愛好。有了初步的認識，回頭從事管理的反省，尚具心得。居于國族興亡、匹夫有責的驅使，不自量力，寫成了這本《中國管理哲學》，主要目的，在追求新的融合：一方面使中國的道德理想和藝術精神，能充分融化于現代管理之中；一方面也希望西方的管理，能夠在中國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表現出真正中國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