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關(guān)于這本書的來歷，有一段小小的往事。當時有人提出要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夫人欣然表示同意，而征得她的同意則是出版此書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這件事還要取決于一個條件，就是她一定要我作為她的代理人參加通信集的編輯工作。她在一份從德拉韋伊a　寄出的、定于1910 年 11 月 10 日的全權(quán)授權(quán)委托書中，委托我對該通信集進行一些我認為必要的注釋、說明和刪節(jié)。

　　然而她授予我的這項全權(quán)我實際上并沒有使用過。在出版者之間，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出版者伯恩施坦因為倍倍爾只是掛個名而已和我之間，并沒有出現(xiàn)過任何重大的意見分歧，在沒有絕對必要的理由，或者至少是急迫的理由的情況下，我既沒有理由，也沒有權(quán)利，當然我也沒有興趣去干預他的工作，而這也正合乎我的委托人的心意。

　　在編輯這部通信集的長時期的工作中，我經(jīng)過幾十年之久的研究而獲得的卡爾·馬克思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變得更加完善和更為鮮明突出了。于是，我不由自主地產(chǎn)生了這樣一個愿望，即用一部傳記來刻畫這個形象，尤其是因為我知道，拉法格夫人將會由此而獲得巨大的喜悅。我之所以能夠贏得她的友情和信任，絕不是因為她認為，在她的父親的學生當中，我是最博學或者是最睿智的學生，而只是因為她認為，我是最能夠深入探究他的為人的真髓，并且知道怎樣才能夠最貼切地描述這一切的那個人。她曾經(jīng)多次寫信或者口頭告訴我，在她看到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史》a 一書中，特別是在馬克思的遺著中的描述以后，一些多半已經(jīng)逐漸消失的有關(guān)她的父母親在世時的家庭往事記憶，在她的頭腦中又重新變得鮮活起來；她還說她當年經(jīng)常從父母那里聽到過的一些人的名字，也是因為通過我的描述而使這些人從一種只是影影綽綽的身形而變得清晰可見了。

　　遺憾的是，在她的父親和恩格斯的通信集能夠出版的時候，這位品格高尚的婦女在這之前已經(jīng)去世很久了。就在她自主選擇自盡之前的幾小時 b，她還曾經(jīng)給我寫過一封信，向我致以衷心的問候。她繼承了她的父親的偉大胸懷，而我至死都感謝她能夠放心地把馬克思遺著中的許多珍貴的材料托付給我保管出版，而且，她甚至絲毫沒有打算做任何嘗試來影響我對這些材料做出自己的批評性的判斷。就這樣我從她那里得到了拉薩爾寫給她的父親的信件，盡管她從我寫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一書中已經(jīng)知道，在拉薩爾同她的父親所爭論的問題上，我曾經(jīng)怎樣堅決地多次為拉薩爾進行辯護，認為他有權(quán)利批評她的父親。

　　然而這位婦女所具有的寬宏氣度，在那兩位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衛(wèi)道士的身上卻絲毫也沒有顯示出來。當我著手將撰寫馬克思傳的計劃付諸實施的時候，他們二位卻義憤填膺地吹響了攻擊我的號角，因為我在《新時代》c 雜志上就拉薩爾和巴枯寧兩個人同馬克思的關(guān)系問題發(fā)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見，而沒有像理應該做的那樣，對當時黨內(nèi)流行的權(quán)威說法頂禮膜拜、隨聲附和。首先，卡爾·考茨基指責我敵視馬克思，這是一般而論，就細節(jié)方面而言就是指責我辜負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當我仍然固執(zhí)地堅持我的個人意愿、要把馬克思的傳記繼續(xù)寫下去的時候，他竟然從《新時代》雜志眾所周知的非常珍貴的版面中不惜割舍出不少于六十幾頁的篇幅來刊載達維德·梁贊諾夫的一篇抨擊性的文章 a。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我的種種指控如同潮水般劈頭蓋臉地向我襲來，企圖以此來證明我犯下了最可恥的背叛馬克思的罪行，這些喪盡天良的指控之用詞的肆無忌憚，以及其論點的荒誕無稽，都同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出于某種感情的驅(qū)使為了禮貌起見，我不愿說出這是一種什么感情我聽任這些先生肆意地去謾罵，不過我有責任要強調(diào)說明，我對于他們這種在思想上實施的恐怖行徑從來都沒有做出過絲毫讓步，并且在接下來的書中，我始終都是嚴格以歷史的真相為依據(jù)來敘述拉薩爾和巴枯寧這兩個人同馬克思的關(guān)系的，而完全不理會黨內(nèi)的流行說法。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再一次避免了做任何形式的爭論，只是在關(guān)于參考文獻的說明中，我對于卡爾·考茨基和達維德·梁贊諾夫向我提出的一些主要責難表達了少許鄙視之意，這對于這個領(lǐng)域的比較年輕的工作者是有所助益的，因為這些年輕人現(xiàn)在正應該被灌輸一種信念，即對馬克思主義教區(qū)的教士們的氣勢洶洶的發(fā)作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態(tài)度。

　　如果真像馬克思主義教區(qū)的那些教士所贊賞的那樣，馬克思的確是一個循規(guī)蹈矩的乏味模范生，那么也就永遠不會激起我來為他撰寫傳記的興趣了。我的贊美正如我的批評一樣這二者所占的比例相等，才能夠算作一部好的傳記是針對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而言的，這個人在談到自己時一向坦率地承認，人所固有的他無不具有 b，這是他說得最為頻繁，也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句內(nèi)心獨白。而重新塑造一個不經(jīng)過加工的馬克思的偉大形象，這就是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目的本身就已經(jīng)決定了達到這個目的的途徑。一切歷史的書寫都既是藝術(shù)，同時也是科學，特別是書寫傳記，更應當如此。我現(xiàn)在還不知道，是哪一位古板的學者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這樣一種高明的想法，認為在歷史科學的殿堂里，美學是沒有用武之地的。我也許必須得慚愧地坦白承認，我對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仇恨還不能夠像對這些道貌岸然的思想家那樣深惡痛絕，為了打擊善良的伏爾泰 a，他們便宣稱，平鋪直敘的枯燥的敘述方式才是書寫傳記的唯一方法。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本人也遭到過質(zhì)疑，因為他同意他所喜歡的古希臘人的觀點，把克莉奧也算作九個繆斯 b 女神之一了。實際上，只有受到繆斯女神鄙棄的人才會咒罵繆斯女神。

　　如果我可以假定，讀者對于我這本書所選擇的體裁會表示贊同，那么我還必須請求讀者在內(nèi)容方面也多給予一些寬容。我從一開始就面對著一件我必須堅決做到的事情，即一定不可以讓這本書的篇幅過于龐大，至少應該使那些文化程度稍微高一些的工人覺得通俗易懂�？墒乾F(xiàn)在的篇幅卻已經(jīng)達到了原先計劃的一倍半。曾經(jīng)有多少次，當我更想寫一行的時候，卻不得不縮減為一個字，當我本想寫一頁紙的時候，卻不得不縮減為一行，而在本該寫一個印張的地方，我卻不得不只能滿足于寫一頁！尤其是在這種外部條件的約束之下，我在對馬克思的科學著作的分析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為了不至于使讀者從一開始就對此產(chǎn)生疑惑，我把一個偉大作家的傳記慣用的書名副標題他的人生和他的著作的故事c中的第二部分即他的著作幾個字給刪掉了。

　　無疑，馬克思的無與倫比的偉大之處，尤其是表現(xiàn)為在他的身上把思想的人和行動的人密不可分地結(jié)合到了一起，而且它們相互補充和相互支持；而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身上，戰(zhàn)士的身份永遠居于思想家的身份之上。在這方面，我們所有的偉大的先驅(qū)者的想法都是相同的，正如拉薩爾有一次所表達的那樣：他多么希望能夠停下筆來不再寫他所知道的事了，他期盼著采取實際行動的時刻有朝一日能夠終于到來。他們的看法有多么正確，這一點在我們的時代里我們有著觸目驚心的體會：那些一本正經(jīng)的研究者可以用三十年或者甚至用四十年的時間來苦思冥想地考察研究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個逗號，然而一旦到了他們可以像馬克思那樣，而且應該像馬克思那樣采取行動的歷史時刻，他們卻像吱吱呀呀地轉(zhuǎn)著圈的風信標一樣，只知道圍繞著自己轉(zhuǎn)動。

　　我絲毫也不想隱瞞，我并不覺得自己比別人更有能力全面地了解馬克思所掌握的廣闊的知識領(lǐng)域。為了使讀者能夠在我所敘述的狹小的范圍內(nèi)對《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有一個清晰透徹的了解，我甚至曾經(jīng)請求過我的朋友羅莎·盧森堡，希望她能夠幫助我完成這個任務。讀者一定也會像我本人一樣感謝她，因為她欣然滿足了我的愿望；第十二章的第三節(jié)就是由她撰寫的。

　　讓我感到慶幸的是，由于她的點睛之筆，而使我這本書陡然增色；讓我同樣感到慶幸的是，我們共同的朋友克拉拉·蔡特金允許我的小船打著她的信號旗駛出公海 a。這兩位婦女的友誼對于我來說是一種異常珍貴的慰藉，尤其是在那樣一個時代，有那么多的社會主義英勇而堅定的先鋒戰(zhàn)士就像秋風中的枯葉一樣被時代的風暴給卷走了。

　　　　　　　　　　　　　　　　　　　　　　　　　　　　　　　　　　弗蘭茨·梅林

　　　　　　　　　　　　　　　　　　　　　　　　　　　　　　　　　　柏林，施特格利茨

　　　　　　　　　　　　　　　　　　　　　　　　　　　　　　　　　　　1918 年 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