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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培松先生集散文批評家和散文家于一身，其人更具研究價值。因此，我們不僅要研究范培松先生的散文研究、范培松先生的散文創(chuàng)作，還要研究范培松先生這個人。
　　范培松先生的長篇散文名作《南溪水》在《鐘山》上發(fā)表前，我和他曾就作品中的人物描寫有過較長時間的討論，例如，文學要呈現(xiàn)一段過程，找到那些阻礙、破壞人的身心自由發(fā)展的因素。如果這些人曾經(jīng)是你的對手和敵人，那更是對作家人文情懷的考驗。因為文學具有公共性，不能讓其成了為自己說理的工具，當然更不能以文學的名義和手段發(fā)泄私憤。即使是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的人，也可能成為文學的主人公。文學面前，人人平等。而對散文中刻畫、描寫的親人，比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包括朋友，一旦進入文學作品，他們就不僅是你的親朋，還是文學人物，要以文學的規(guī)律和要求寫出他們的豐富性，甚至復雜性。否則，文學作品將停留在私情上，無法呈現(xiàn)文學本該有的公義。一個散文家的人格結(jié)構(gòu)，他的政治、哲學、宗教等精神資源，決定了他創(chuàng)作的面貌、創(chuàng)作的境界。古圣賢說：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后文藝。做人在先，為文在后，器度宏，見識高，才能談文論藝，茍且為一文人，等而下之了。一個優(yōu)秀的散文家，須立在高處，坐在平處，行在闊處，才能關(guān)世教，以文化人。
　　簡單地說文學是人學，其實是寬泛了些。政治、經(jīng)濟、哲學，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人學。這些學科都按照自己的學科要求，對人做了部分的、流于片面的理解，有異化人的嫌疑。如果從生物學意義上考量，那么每個人的DNA物理圖譜（又稱脫氧核糖核酸物理圖譜），就是最為精確的人學。但人顯然不僅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我想，文學可以利用這些學科的成果，以意象的方式，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綜合地表現(xiàn)人在大地上棲居的人。在此意義上，文學是真正把人當人看的學科�！赌舷返某晒�，無疑是文學意義上的人學的勝利。

　　不僅僅文學、文學創(chuàng)作是人學，作家研究和批評家研究也應該是某種意義上的人學。對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作家和作為批評研究主體的批評家，都要以人觀之。西方文學理論的確給我們帶來了新奇的視角，比如形式主義強調(diào)文本的自足自洽，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絕對化，要小心被它們燒壞腦子。
　　范培松先生集散文批評家和散文家于一身，其人更具研究價值。因此，我們不僅要研究范培松先生的散文研究、范培松先生的散文創(chuàng)作，還要研究范培松先生這個人。
　　范培松先生的長篇散文名作《南溪水》在《鐘山》上發(fā)表前，我和他曾就作品中的人物描寫有過較長時間的討論，例如，文學要呈現(xiàn)一段過程，找到那些阻礙、破壞人的身心自由發(fā)展的因素。如果這些人曾經(jīng)是你的對手和敵人，那更是對作家人文情懷的考驗。因為文學具有公共性，不能讓其成了為自己說理的工具，當然更不能以文學的名義和手段發(fā)泄私憤。即使是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的人，也可能成為文學的主人公。文學面前，人人平等。而對散文中刻畫、描寫的親人，比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包括朋友，一旦進入文學作品，他們就不僅是你的親朋，還是文學人物，要以文學的規(guī)律和要求寫出他們的豐富性，甚至復雜性。否則，文學作品將停留在私情上，無法呈現(xiàn)文學本該有的公義。一個散文家的人格結(jié)構(gòu)，他的政治、哲學、宗教等精神資源，決定了他創(chuàng)作的面貌、創(chuàng)作的境界。古圣賢說：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后文藝。做人在先，為文在后，器度宏，見識高，才能談文論藝，茍且為一文人，等而下之了。一個優(yōu)秀的散文家，須立在高處，坐在平處，行在闊處，才能關(guān)世教，以文化人。
　　簡單地說文學是人學，其實是寬泛了些。政治、經(jīng)濟、哲學，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人學。這些學科都按照自己的學科要求，對人做了部分的、流于片面的理解，有異化人的嫌疑。如果從生物學意義上考量，那么每個人的DNA物理圖譜（又稱脫氧核糖核酸物理圖譜），就是最為精確的人學。但人顯然不僅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我想，文學可以利用這些學科的成果，以意象的方式，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綜合地表現(xiàn)人在大地上棲居的人。在此意義上，文學是真正把人當人看的學科�！赌舷返某晒�，無疑是文學意義上的人學的勝利。
　　再說，作為人學的作家研究，優(yōu)秀的作家研究考量的乃是作家與文本之間的關(guān)系。但是，如今的作家研究考量的主要是作品和文本之間的關(guān)系，作家是作家，作品是作品，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散文家，其生活經(jīng)歷、情感資源、精神源流往往直接決定了散文的質(zhì)量。作家的生命狀態(tài)與作品之間有著隱秘的聯(lián)系。我偶然從手機里聽到蘇童講《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準備與丈夫離婚，她考慮了諸多利弊，但唯獨沒有考慮孩子的問題。對于有了孩子的夫妻，如包法利夫婦，他們在考慮離婚時，孩子往往是頭等大事，但在經(jīng)典小說《包法利夫人》中則語焉不詳。經(jīng)蘇童考證，作家福樓拜是沒有孩子的。大概福樓拜本人也不會想到，自己的婚姻家庭狀況，對他的文本也有著不可小覷的潛在影響。而作家，特別是散文家，作為精神創(chuàng)造的主體，其精神氣度、人生觀點對創(chuàng)作的影響可能是無處不在的。知人論文，作家和文本相互聯(lián)系，一定比僅從文本到文本更可靠。
　　范培松先生在《鐘山》上開設(shè)的專欄文學小史記，我覺得很好地體現(xiàn)了中國文論人文互釋的傳統(tǒng)。林語堂、朱自清、沈從文、豐子愷、陸文夫、汪曾祺等人都是已有定論的作家，范培松先生從他們的生活經(jīng)驗、情感體會、精神資源出發(fā)，融主（作家）客（文本）觀因素，見他人所未見，解他人之所見，疑他人之所論，時有誅心論說。這是他作為文學研究者意義上的人學。
　　我認為，研究作為散文家的范培松先生，也應作如是觀。因此，研究作為散文研究大家的范培松先生，我想一定可以找到作家與文本、文本與作家、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隱秘關(guān)系。
　　一個情感蒼白、精神貧弱的批評家是不可能正確認識優(yōu)秀作家及其作品的。同時，脫離了作為文學研究主體的范培松先生這個人，僅從他的研究著作、批評文本出發(fā)，又怎么可能理解他散文研究的一片冰心與良苦用心呢？有人說，范培松先生的散文研究人情人理，那情和理也是范培松先生的情和理，是他的情理與作品的情理呼應和溝通的結(jié)果，如此，他的散文研究才能在情理之中。
　　做編輯的時間長了，培養(yǎng)了我一個獨特的能力不僅能讀紀實散文，即使讀虛構(gòu)小說，甚至是批評文章，也能讀出文本后面作家的思想。作為編輯，總是有作者這樣問我：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其實最看重的是作品背后的作家。因為正是作家的精神情感直接或間接地決定了作品的氣質(zhì)。
　　正是在文學作為人學的基礎(chǔ)上，中國人所說的以文會友，本質(zhì)上還是人以群分，以人會人，從而達到精神相通，三觀一致。我與范培松先生相識了四分之一世紀，近些年來日益走得很近。因為我們是作者和編輯的關(guān)系，從表面來看我們是真正的以文會友他撰寫論文、創(chuàng)作散文，我來編發(fā)、推介，可謂專業(yè)意義上的多文體的以文會友。但于我而言，能和范培松先生走得近，還是因為范培松先生這個人��！
　　可喜的是，現(xiàn)在有了這本《范培松研究文集》。我要感謝其中眾多的論文作者，通過他們及其論文，我可以更好地了解、理解范培松先生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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