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刊雜劇三十種》，是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從元代流傳下來的唯一元刻本，也是我們今天研究元人雜劇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它如漢魏樂府之於兩晉南北朝詩，敦煌曲子詞之於五代兩宋詞，《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之於明清傳奇，是我們今天探索詩、詞或南北曲的源流時必讀的書。但是這些代表文學史上新生力量的東西，在它們還處於萌芽狀態(tài)的時候，就遭到傳統(tǒng)勢力的蔑視，很少流傳。流傳下來的少數篇章由於傳抄傳刻的粗疏，訛文脫字，錯見疊出，遠不如許多名家詩文集易讀，因此也很少有人加以�？庇喺�，比較分析。

《元刊雜劇三十種》原來是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收藏的。清末民初，轉入上虞羅振玉之手。羅氏流寓日本時，借給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複刻。其後上海中國書店又根據日本複刻本影印，并冠以王國維的一篇《敘録》，這部書纔逐漸流通。但這三十種雜劇，都是程度不同的節(jié)略本，除曲詞外，有的衹保留簡略的科白，有的一點科白都沒有�？坦ご致圆豢埃�訛文、俗體、脫落、增衍，隨處可見。加以流傳日久，原本模糊，日本複刻本於模糊不清處又留下一個個空白或半邊字。這些情況，使今天有些專門研究宋元文學的學者也望而卻步，一般讀者更少問津。

抗日戰(zhàn)爭前，同學盧前爲中國雜誌公司編印《元人雜劇全集》，曾收入《元刊雜劇三十種》中別無他本的十一種，并加以校訂，但并不理想。新中國成立後隋樹森先生編印《元曲選外編》，收入《元刊雜劇三十種》中不見於《元曲選》及《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部分，對盧校偶有訂正，仍未能盡如人意。一九六二年，鄭騫先生的《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在臺北出版，學者纔有可能看到《元刊雜劇三十種》全書的整理本。鄭氏在書前刊載《校訂凡例》二十條，在每劇後附載《�？庇洝罚�見出他校訂工作的認真。在校訂這三十種雜劇時，他還有兩點發(fā)明:一是糾正王國維在《敘録》中因元刊《古今雜劇》原題乙編，從而推斷必尚有甲編之誤。其實黃丕烈藏書依版本分類，以宋刻本爲甲編，以元刻本爲乙編，并不如王氏之所推想。二是他依據《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中《王粲登樓》一劇上的何煌校記，整理出一本在元末流傳的《王粲登樓》雜劇的節(jié)略本，附録在全書的末尾。這使今天學者在《元刊雜劇三十種》之外，又增加了一種探索元劇原來面目的重要資料。

目前我要向讀者介紹的《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是蘭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寧希元同志的著作。在我認識寧希元同志之前，就從《蘭州大學學報》上讀到他整理元刊雜劇的論文，他對自己幾年來校勘元刊雜劇的工作，提出了一些總結性的意見。他説:

《元刊雜劇三十種》多爲孤本，沒有別的副本可資比勘。在這種情況下，對它的校理，不能不更多地采用本校法。就像吳縝之《新唐書糾繆》、汪輝祖之《新元史本證》那樣，充分利用本書以校本書。即通過有關材料的綜合排比，考其異同，互爲佐證，以正其誤。……其目的在於通過這一方面的綜合研究，考察元人用字習慣，進而歸納出若干條例，爲《元刊雜劇三十種》等民間刊本書籍的校理，作一些準備工作。

又説:

爲了減輕學習上的負擔，歷代勞動人民在精簡漢字方面，創(chuàng)造了不少經驗，其中最基本的有二條，即字音的通假和字形的簡化。在字音的通假上，衹要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原則上都可以通假。就是説，民間用字的傳統(tǒng)習慣，是重音不重義。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有音無字的困難，突破了形義文字的局限。在字形的簡化上，就是寫字就簡不就繁，大量地創(chuàng)造和使用簡字，來代替難寫難記的繁體。……元代的情況，也是如此。蒙古起自漠北，其始本無文字，對漢字的使用，也比較隨便。有元一代的典令、詔書、碑板、文記，多半使用口語，其中就有不少同音相假和簡筆字的出現。這個特點，同樣也反映在《元刊雜劇三十種》等民間刊本書籍中。所以，整理元代典籍，不突破假借這一關，不研究當時的簡體字，是很難行通的。

這些意見，不僅對校勘元刊雜劇有用，對整理宋元以來其他民間通俗讀物同樣適用。

今年春季，中山大學中文系接受jiaoyu部的委托，舉辦中國戲曲史師資培訓班。寧希元同志遠道來穗，攜所著《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校本見示。我讀了其中部分雜劇的校勘記，有不少地方訂正了盧、隋、鄭三家的誤校之處。這首先由於寧希元同志在長期�？痹獎≈校�由博反約，概括出字音通假和字形簡化的通例;又反轉過來運用這些通例，以簡馭繁，解決了向來學者未能解決的大量校勘上的問題。同時還由於有盧、隋、鄭三家書的先出，使他能夠有所比較別擇，從而博收廣取，後來居上。

但是對《元刊雜劇三十種》的整理，校正文字，分清句逗，雖然是它開始的必要的一步，但絶不是它最後的也是最有意義的一步。我在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的過程中，曾經企圖將其中部分不見於《元曲選》及《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中的優(yōu)秀劇目，如關漢卿的《詐妮子》、石君寶的《紫雲亭》、宮大用的《七里灘》等，詳加校訂，并根據曲詞及刪節(jié)後的科白，探索劇中人物故事梗概，寫成定本。這不僅有便於探索元劇源流的學者，對一些試圖改編優(yōu)秀古典劇目，使它在今天的舞臺或銀幕上重現的作者同樣有用。一九五八年，我在《戲劇論叢》第二輯發(fā)表的《〈詐妮子調風月〉寫定本説明》即是嘗試之作。它對後來各地方劇團演出的《燕燕》和西安電影製片廠根據《詐妮子》改編的電影劇本，都有過影響。後來我雖然因有別的任務，中止了這個工作，不無遺憾。但我想在寧希元同志的書出版之後，進一步掃清了讀者在文字句逗上的障礙，這些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優(yōu)秀劇目，必將有人爲之目擊神追，從而根據合理的推斷和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構思，爲它們披上一件件彩墨斑爛的歷史外衣，使之重現於我們的舞臺和銀幕之上，像甘肅省歌舞劇團根據敦煌殘留的壁畫創(chuàng)造出《絲路花雨》的大型舞劇一樣，這絶不是不可能的。

王季思

一九八〇年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