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是美國及其霸權的支柱之一,是維系美國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基礎，也是收割他國財富的主要抓手。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溫特勞布以及尼克松政府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所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二戰(zhàn)后,美國一躍成為國際體系的霸權國家，美國在其構建的整個戰(zhàn)后世界制度體系內，美元被設定在國際匯率制度的中心地位,在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制度下,美元被人為地維持強匯率并成為維護該體系運行的重要支柱。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美元匯率與整個匯率制度本身一樣,對于整個國際體系具有了超越其本身的巨大的象征與實際含義，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巨大作用有利于美國的聯(lián)盟體系,美元充當國際儲備和交易貨幣的角色成為美國取得全球經濟和政治霸權地位的基礎。盡管1973年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但是美國的霸權地位并沒有受到根本性沖擊。在失去了固定匯率制度這樣的顯性制度支持后，美國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的霸權地位轉而由美元的國際儲備及結算貨幣地位所承接。而且由于失去了固定匯率對于貨幣政策及國際收支調節(jié)的束縛,美國通過國際金融體系攫取利益變得更加便捷了,不再受到約束的國際資本流動則對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與發(fā)展構成了重大挑戰(zhàn)。
作為調節(jié)國際收支的重要政策工具，匯率政策對各國國際國內經濟運行具有根本性意義，對美國的意義就更加特殊。除了彌合危機造成的創(chuàng)傷外,通過匯率政策來遏制戰(zhàn)略競爭者的崛起是美國匯率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無論是采取弱勢美元政策以火車頭戰(zhàn)略來迫使德國開放國內市場,還是通過廣場協(xié)議迫使日元升值,這一策略都屢試不爽。而在21世紀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以來，人民幣開始成為美國匯率外交的重點關注對象。在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大背景下,從2002年人民幣匯率問題被政治化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長期是中美關系中的一個重要摩擦點，美國作為體系中心國不得不承受的國際收支逆差、長期的低儲蓄率、制造業(yè)外流、自動化導致的就業(yè)替代等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均被安在了人民幣匯率名下。但是歸根結底，美國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中國的施壓,本質上是將美國國際收支調整的成本推給了中國。而在當前中美戰(zhàn)略競爭的大格局中,中美雙方的比拼更多的是經濟與高科技發(fā)展，美元霸權以及美國匯率政策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覷,因此，深入研判美國匯率政策及其制定十分必要,對美國匯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經濟邏輯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也具有契合當下的現實意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蕭蕭博士《美國匯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經濟邏輯》一書適時出版。
《美國匯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經濟邏輯》在分析了影響美國匯率政策制定因素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包含制度遺產、外部沖擊、內部博弈以及政府與市場的互動等四個維度的分析框架來展開研究，并在對上述四個維度的界定中分別提出了所對應的影響因素:制度遺產包括美國政治制度,特別是匯率制度所導致的繼任者必須要面對、且對其匯率政策構成實質性影響的政治、經濟現實和該制度下美國政府進行國內經濟問題治理的政策模式和理論指導;外部沖擊包括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變遷、對美國國內通脹構成實質影響的國際事件和對美元匯率市場預期構成實質影響的國際事件;內部博弈是指總統(tǒng)為實現自身政治目標而與相關職能部門通過官方或非官方渠道進行政策整合與調整的現象與過程;政府與市場的互動則表示美國行政部門在不斷實施財政貨幣政策以治理國內經濟問題時所導致的外匯市場預期的變化，以及政府對這些變化的應對。也就是說，制度遺產包含匯率制度、理論指導;外部沖擊包含國際體系結構、對通脹和外匯市場預期構成影響的國際事件;內部博弈包含美聯(lián)儲獨立性;政府與市場的互動包含政府與市場預期的互動�！睹绹鴧R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經濟邏輯》的研究結論為:首先，戰(zhàn)后美國匯率政策的本質是尋求國際國內利益協(xié)調的過程。其次，在政策優(yōu)先性、政策目標、政策指導思想、政策實施方式以及利益集團的影響等五方面的表象下,美國匯率政策變革的實質是其實力的相對下降,政策目標的國內轉向及其政治體制的影響。第三，不同時期美國匯率政策制定具有其相應的政治經濟邏輯。第四，美國匯率政策的制定具有規(guī)律性。
在我看來,《美國匯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經濟邏輯》一書具有毋庸置疑的創(chuàng)新性，其最大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緊扣戰(zhàn)后不同時期美國匯率政策制定的核心機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容納多因素的整體性分析框架,力圖利用因素十機制的分析方法對戰(zhàn)后美國匯率政策制定的邏輯進行分析�，F有涉及美國匯率政策的研究中,事件導向與貨幣體系導向特征明顯,聚焦于美國匯率政策制定的研究不多，對戰(zhàn)后長時段政策制定變遷的研究更是缺乏,從而為本書研究的開展提供了空間。再者，現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傳統(tǒng)的美國財政部負責政策制定、美聯(lián)儲(紐約分行)負責政策實施的分析模式,本書則強調了總統(tǒng)，特別是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對于美國匯率政策制定的重要作用，為美國匯率政策制定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最后,值得稱道的是,本書提供了歷屆美國政府匯率政策分布圖,基于該圖可以對未來美國政府的匯率政策走向作出基本判斷，加之其他輔助因素的分析，對其匯率政策走向的預測將更加具體。
我與馬蕭蕭在復旦校園結下的師生情誼，從他2014年考取我的博士生，到2019年畢業(yè)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歷時5年之久，我們之間可謂教學相長。馬蕭蕭學習認真刻苦,求知欲旺盛,科研能力強,在校期間有多篇論文發(fā)表于學術期刊。他對自己的研究方向有比較明確的認知，并孜孜以求地探索和鉆研，尤其在博士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數易其稿,精益求精,令我印象深刻。馬蕭蕭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完成的《美國匯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經濟邏輯》一書即將付梓出版，作為老師甚為欣慰，并向馬蕭蕭表示衷心祝賀,祝他事業(yè)更上層樓，在未來的科研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績。
是為序。
潘銳
2024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