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是一門實踐性或應用性的學問，實在法的歸宿在于指引人們的行為和提供糾紛解決標準。在某種意義上，司法是法律體系的核心，而司法活動的中心內(nèi)容在于法官如何作出裁判。個案判決具有眼前和長遠意義，就眼前而言，它能直接解決現(xiàn)實爭議、定分止爭。從長遠看，個案判決又具有超越當下案件的重要意義，判決中所蘊含的法律解釋或適用方案，會指引法官在未來類似案件中作出大體類似的判決。

司法裁判形式上表現(xiàn)為法律規(guī)范與案件事實的對應，它似乎是一種依靠形式邏輯推理的活動。實際上，判決的背后是復雜的，往往是多種因素或多種力量在支配法官作決定。有時候，我們習慣將這背后的東西稱為司法理論或者司法哲學。

想要客觀、準確地呈現(xiàn)法官思維過程，絕非一件容易之事。法官的某些思考，研究者通常從外界很難察知，因為具有主觀性色彩或高度個人化的評價既無法量化，又無法統(tǒng)一嵌套到某種模式之下。盡管如此，學者們?nèi)匀慌�力用不同的模式或理論解釋法官的裁判行為。比如，波斯納曾將司法行為描述為態(tài)度理論、戰(zhàn)略理論、社會學理論、心理學理論、經(jīng)濟學理論、組織理論、實用主義理論、現(xiàn)象學理論以及法條主義理論九種模型。參見［美］理查德·波斯納：《法官如何思考》，蘇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2頁。 我國學者對法官決策理論也做了十分豐富的研究，涉獵主題包括法條主義、實用主義、法教義學、社科法學、后果考量，以及其他有關法律解釋、法律推理及法律論證的理論探討。

盡管理論研究十分豐富，但遠遠不足以揭示法官裁判背后的真實畫面。有時候就連法官本人對于自己為何這樣裁判也說不清楚�？ǘ嘧舴ü僭谘芯棵绹�司法裁判的性質(zhì)時，曾一度為法官斷案過程的復雜性所困惑：

當我決定一個案件時，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用什么樣的信息資源來作為指導？我允許這些信息在多大比重上對結(jié)果起了作用？它們又應當在多大比重上發(fā)揮作用？如果可以適用某個司法的先例，在什么時候我會拒絕遵循這一先例？當沒有可以適用的先例時，我又如何獲得一個規(guī)則同時又為未來制定一個先例？如果我尋求的是邏輯上的前后一致，尋求法律結(jié)構(gòu)上的對稱，這種尋求又應走多遠？在哪一點上，這種追求應當在某些與之不一致的習慣的面前、在某些關于社會福利的考慮因素的面前以及在我個人的或共同的關于正義和道德的標準面前止步？

雖然描述的是美國法官同行在日常司法審判工作中的困惑，中國的法官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面臨類似的處境，他們有時難以確定法律在特定個案中應具備何種含義，有時在適用法律與發(fā)展法律之間猶豫不決，還有時會徘徊于依法裁判與個案正義之間而不知做何選擇。

依照筆者對司法裁判過程的觀察，法官做出的所有努力旨在尋求一個公正的個案判決，同時又要確保該判決結(jié)果符合法治原則。言外之意，他要努力兼顧依法裁判與個案正義這兩項根本的司法要求。在簡單或常規(guī)案件中，這二者基本是一致的，法官依法斷案便會同時實現(xiàn)個案正義。只不過，一旦遭遇疑難案件，依法裁判與個案正義的張力才會突顯出來。

針對這一難題，無論是法教義學還是與之對應的社科法學，均嘗試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法教義學秉持規(guī)范法學的立場，著眼于對實在法規(guī)范的解釋與遵守，法官在既有法體系的框架秩序內(nèi)通過行使價值判斷，給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公正判決。當然，這種教義性的思維有其自身內(nèi)在的局限，法官并不是總能完滿地兼顧依法裁判與個案正義，價值判斷亦會有失靈的場合，此時將特別考驗法官的斷案能力。

社會科學進路的司法理論，取向于實用主義或后果主義，并不是特別重視規(guī)范法學思維。它倡導，在裁判過程中，法官不必拘泥或固守法律文本，而是要重視案件的背景與語境，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必要時對實在法文本可采取一種輕視甚至懷疑的態(tài)度，注重辦案的社會效果或?qū)嵭�。這種判斷，也被學者稱為社會科學判斷，本書第二章會檢討這一理論。在事實認定方面，社會科學會影響法官對證據(jù)的判斷和采納。在法律適用方面，法官遵循先做后果判斷再找法條解釋的過程。參見侯猛：《司法中的社會科學判斷》，載《中國法學》2015年第6期。 這種司法理論的代表就是后果取向的裁判思維，它采取一種不同于法教義學的方式來處理價值判斷。

在中國法學界持續(xù)已久有關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的爭論，表面上看似是法官到底要考慮規(guī)范還是注重后果，實質(zhì)上背后隱含的是司法如何處理價值判斷的問題。人們對此有一個基本共識，會認為價值判斷對于司法來說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尤其是有助于法官妥善處理疑難案件。大家的分歧在于，彼此眼中的價值判斷有很大差異，法教義學視野下的價值判斷更多是一種基于法規(guī)范的價值判斷，而社科法學提倡的價值判斷更多是一種帶有濃厚實用主義色彩的后果判斷甚至超越法律的判斷。

在這一背景下，作為一項嚴肅的司法議題，我們必須要思考：什么是價值？價值來自何處？法律中有哪些基本價值？什么是價值判斷？價值如何判斷？司法能離開價值判斷嗎？價值判斷是泛在的還是有限存在的？價值判斷一定是后果或結(jié)果導向的嗎？價值判斷會對依法裁判產(chǎn)生威脅嗎？價值判斷是否需要遵循一定的論證規(guī)則？法官的價值判斷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價值判斷的客觀性意味著什么？如何確保價值判斷走向理性化？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很多，每一個問題都不好回答。

學界對于司法方法或司法裁判主題形成了相當豐碩的研究，但對價值判斷這個主題的論述相當薄弱，呈現(xiàn)出了較為嚴重的碎片化現(xiàn)狀。個別部門法領域雖有零星關于價值判斷的討論，但仍然缺乏體系化、深入性的研究成果。法學理論界也欠缺對此一主題的研究，尚有相當大的挖掘空間。本書嘗試以價值判斷為直接討論的問題，從法律理論、司法實踐等視角對該議題做深入的、體系化的闡釋。

從具體寫作安排上看，本書共有八章內(nèi)容。

第一章，法教義學視野下的司法價值判斷。

嘗試探討司法中的價值有哪些，價值如何判斷，以及法官擁有多大的價值判斷空間。擺正價值判斷在司法裁判中的位置，應認識到價值判斷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應在合適的場合發(fā)揮其應有的功能。價值的來源有法律內(nèi)價值與法律外價值之別，價值判斷包含根據(jù)價值的判斷和對價值本身的判斷。價值判斷固然重要但并不能直接作為裁判的根據(jù)，而應借助于其他方法來影響判決。價值判斷具有鮮明的后果主義導向，基于法外價值所進行的后果推理會侵蝕裁判的法律性，極易走向依法裁判的對立面。唯有堅持一種整體的法體系觀，才能較好地協(xié)調(diào)價值判斷與依法裁判之間的緊張關系，使得價值判斷更好地促進依法裁判。

第二章，司法中的社會科學判斷。

與法教義學著眼于從內(nèi)部視角探討法律的規(guī)范含義不同，社科法學倡導法律之理乃在于法律外，以一種外部視角分析法律現(xiàn)象、提供解決法律問題的獨特方案。這一章實質(zhì)上對外部視角的司法判斷方法進行反思，試圖指出其面臨的困難及局限。伴隨著法律與社會科學交叉性研究的進展,法學研究與司法實踐都不斷對社會科學開放。社會科學主要在案件事實論證領域發(fā)揮作用，通常被用以確認裁判性事實，除此之外還可以被用以形成立法性事實或提供社會框架背景。從方法論上來說，司法裁判的社會科學化至少面臨三個層面的批判：在法概念論上，堅持一種還原論立場，以外部描述性方法消解法律規(guī)范性；在功能屬性上，以對專業(yè)性和權(quán)威性知識經(jīng)驗的壟斷，實際上發(fā)揮著一種修辭性的功能；在思維方式上，依循一種后果導向的推理思路，極易導向一種超越法律的法外裁判立場。在承認司法裁判社會科學化合理性的同時，也要注重其應有的限度。司法應堅持教義性規(guī)則對案件裁判的根本決定作用，維護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場。

第三、四、五章，司法中后果導向的判斷。

與常規(guī)的從法規(guī)范出發(fā)的推理思維不同，后果論則反其道以后果評價作為邏輯論證前提。這種思維方式著眼于預測和評價后果，較為貼近常人的直覺判斷，故而在實踐中較受歡迎，以至被廣泛運用于法律發(fā)現(xiàn)、法律解釋以及裁判說理等法律適用活動的多個環(huán)節(jié)中，并取得了不同于單純形式邏輯推演的良好收效。然而，后果論思維自身面臨后果不確定、評價標準缺位、不具有獨立性和終局性等問題，對其在實踐中的誤用和濫用現(xiàn)象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為此，裁判者需要秉持一種謙抑適用的態(tài)度，在迫不得已時才能啟用該最后手段，嚴格限定后果的種類及范圍，堅持教義規(guī)則和法體系內(nèi)論斷優(yōu)先的原則，當試圖借助后果考量逾越法體系或向法外逃逸時，則須承擔起更加嚴格的論證負擔。后果考量作為一種有益的法律補充方式，必須在既有的法律框架秩序內(nèi)運作。

后果論思維背后暴露了表面證立與虛假證立的問題，需要接受教義學的改造和限制。為此，需要從形式與實質(zhì)兩個層面構(gòu)建限制的標準。在形式層面上，后果論思維應嚴格依法進行，不得任意擺脫法律的拘束。在實質(zhì)層面上，后果論思維要接受合理性的檢驗，對后果的選擇、評價及考量要考慮對未來類似案件的一般性影響，也要使后果考量在實質(zhì)理由層面實現(xiàn)融貫，不得與法律的價值、基本原則及整體法秩序相互沖突，確保后果主義裁判能夠契合于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場。

第六、七章，司法裁判中的道德考量及道德判斷。

法律與情理交融，法理與情理相互滲透，在司法中時常會以道德形式顯現(xiàn)出來。司法審判活動的獨特性體現(xiàn)在法官應基于法律作出裁判，依法裁判相應地成為拘束法律推理的基本要求。法律推理是否因此可以完全不考慮道德性因素，學界對此有過不少爭辯，這涉及我們?nèi)绾卫斫夥�律推理活動的性質(zhì)。道德議題在很多時候與法律問題交織在一起，實踐中存在立法與司法這兩種應對道德議題的進路，各具特色且各有局限。以司法場域作為討論背景，法官不得不承擔起解決道德議題的重任。道德主要以三種方式進入法律推理活動，即通過考量道德因素來主導裁判結(jié)果，以法倫理原則為根據(jù)裁判，以及以道德理由強化釋法說理。但是，應警惕直接將道德作為法源、以粗糙的道德判斷直接取代法律判斷的做法，從而嚴格地堅持道德裁判與依法裁判之間的界限。

司法的一個重要職能在于彌合法律與社會發(fā)展之間的鴻溝，社會事實的復雜性和利益分化的嚴重性對司法提出了尖銳的挑戰(zhàn)。轉(zhuǎn)型時期頻繁映入公眾視線的系列熱案、要案，突顯出了司法與社會民意或道德關切的緊張關系。在此背景下，為應對形形色色的道德壓力，中國司法從傳統(tǒng)審判型司法邁向了一種回應型司法，其運作依循自身特定的法理邏輯。由此催生了道德回應型司法解釋、司法政策、調(diào)判結(jié)合機制、案例治理、司法修辭和論證，共同構(gòu)成了多元化的道德回應體系。在堅持司法被動性原則的基礎上，司法回應道德關切彰顯了中國特色審判制度的優(yōu)越性。然而，司法回應并不意味著任意而為，它應尊重客觀司法規(guī)律，在司法的應有邊界內(nèi)活動，堅持以必要為前提，理性、客觀、精準、適度回應社會道德關切，以謹防各種風險的出現(xiàn)。

第八章，司法價值判斷的理性限制。

法官價值判斷對司法裁判而言具有構(gòu)成性意義，實踐中對它的誤用或濫用將會造成極為嚴重的影響。長久以來，如何實現(xiàn)法官價值判斷的客觀性，以確保其在理性化的框架下接受批評和驗證，成為現(xiàn)代法學方法論的核心議題。法官價值判斷的理性化應受到實體性、程序性和倫理性三個方面的限制，由此可相應地建構(gòu)出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程序性論證規(guī)則以及倫理性論證規(guī)則，它們共同型構(gòu)法官價值判斷的理性限制體系。在現(xiàn)代法治視野下，法官價值判斷的理性化既非虛幻也非遙不可及，其存在及實現(xiàn)有著濃厚的實踐基礎和制度保障。

與個人信息、數(shù)據(jù)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甚至人形機器人等熱點話題相比，司法中的價值判斷是一個老掉牙的傳統(tǒng)問題。盡管如此，它依然是法律方法論的好望角，也是當代司法面臨的現(xiàn)實難題。這項議題十分宏大，所牽涉的內(nèi)容較為廣泛，研究難度可想而知。本書用簡短的幾個章節(jié)，充其量只是揭開了它復雜面目的冰山一角。未來有待更多對此議題感興趣的同行，一起對它展開更深入、多元的研究。

筆者再次重申本書立場，司法價值判斷對法官判案而言必不可少，妥善運用價值判斷是法官最重要的品質(zhì)和能力之一。司法中價值判斷是泛在的，只不過在簡單案件中它彰而不顯，以一種隱性或默示的方式發(fā)揮著作用。在疑難案件中，方以一種看得見的方式施展拳腳。價值判斷無論是以后果判斷還是道德判斷的形式出現(xiàn)，均應嚴格在依法的框架下運行，接受形式法治和法教學義學規(guī)范立場的拘束�？傊�，本書所論的價值判斷，確切地說是依法進行價值判斷。所有論證和論述，歸結(jié)為一句話，當法官行使價值判斷時，時刻都要遵循依法裁判的要求。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本書的理論旨趣的話，那就是為依法裁判辯護。

孫海波

2024年5月12日

于京郊昌平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