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由八個有內在關系的章節(jié)構成，分別是對四種研究方法的考察和實踐。這四種研究方法包括內容分析、訪談、媒介考古學、技術現(xiàn)象學。對這四種方法的實踐，則分別聚焦于癌癥患者創(chuàng)作的社交視頻日志（vlog）、Lo娘的穿著經(jīng)驗、刷視頻的手機使用姿勢、手術機器人操作這四種媒介現(xiàn)象，旨在讓方法回歸它的本質：參與當代的意義生產(chǎn)活動和歷史經(jīng)驗的創(chuàng)造。
看上去，前兩種方法較為傳統(tǒng)和普遍，后兩種方法相對新穎和前沿。本書想要反思這種關于新和舊的看法，在媒介與文化研究領域，完成一種對于方法論的知識考古嘗試。正如本書在第三章展開說明的那樣，推崇知識考古學的媒介與文化研究者，往往受到了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的深刻影響。在�？驴磥�，知識考古是一種提問方式，它要質疑和追問的是，作為實際存在的事實、由人們的表達或物質檔案的陳述所認可和接受的事實，其前提是什么？是什么話語規(guī)定了某些實存是合法的、某些陳述是真相？
為了追問存在于方法論陳述中的這種不可見的前提、在媒介與文化研究者的言行和記錄中不斷得以持續(xù)的話語條件，我們需要尤其仔細地去收集那些泄露話語規(guī)則的地方，尤其是那些被視為偶然、偏差、錯誤等無法被真相話語的敘事納入的所謂無意義和噪聲。換言之，�？碌闹�識考古學讓我們關注那些斷裂之處，而他的譜系學則讓我們可以在考古學實踐所發(fā)現(xiàn)的斷裂的基礎上，以斷裂為重新衡量方法論價值的新的標準和契機，書寫新的故事，建構新的譜系。
盡管本書并不是一本專門討論知識考古學的書，但是本書有意收集和挖掘了媒介與文化研究譜系中的那些偶然、偏差、噪聲。比如，20世紀5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和批判理論的學者涉足了美國大眾媒介實證傳播研究的內容分析和訪談方法；20世紀70年代，英國伯明翰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使用并改造了同樣的這些實證方法，并借此探索和建構了一種典范的文化研究范式，使自身的文化觀念區(qū)別于高級和低級二分的文化觀念；20世紀80年代開始，德國媒介學在揚棄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基礎上，將歷史書寫的中心從人轉移到機器、動物等非人的時間，而這與歐美其他地方關注視聽技術的文化史、新史學交匯，拓展出一種后闡釋的媒介歷史和理論研究；20世紀90年代后，北美媒介哲學尤其是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的方法論精神在新的生命技術語境下重返，反思人的具身思想、行動、存在經(jīng)驗的歷史轉型；作為對克拉考爾和阿多諾的潛在回應，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的文化解析學試圖在批判數(shù)據(jù)科學技術的基礎上，開發(fā)定性內容分析的潛能，適應21世紀的文化本體，回應視覺文化研究的難題：視覺文本尤其是復合多種媒介的視聽文本、視聽可觸摸式文本的模擬性，即人類語言所難以描述的文化過程。
本書的收集和書寫，只能算得上是一個起步，尚有很多值得書寫的噪聲未被納入。這次媒介與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考古嘗試，只能說是一種較為粗糙和拙劣的模擬演習與經(jīng)驗積累活動。但是，強調本書以福柯式考古為精神，是想強調這本書的出發(fā)點在于一種反思方法論常識以及其中的技術權力話語的意圖。內容分析和訪談這兩種方法容易被認為是實證效果研究的數(shù)據(jù)收集和分析方法（詳見本書第186頁），媒介考古學和技術現(xiàn)象學則常被當作近年來影響媒介與文化研究這一跨學科領域的轉向。本書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區(qū)別于這些看法的材料和理解，比如，內容分析和訪談作為大眾媒介傳播研究中歷史最悠久、最具專業(yè)特色的兩種所謂事實收集方法，在被用于批判的媒介與文化研究時，恰恰應當被視為對事實的揚棄。揚棄事實，并不是否認事實的重要性，而是超越將收集和轉錄的文本視為專門用來驗證假設、理論的證據(jù)這種演繹邏輯。后文將揭示，批判理論恰恰是為了反對演繹邏輯這一傳統(tǒng)理論研究范式而提出的，對于內容分析和訪談法的質疑和改造，也遵循了這種挑戰(zhàn)常識的觀念。
另外，媒介考古學作為多方聚合的方法論取向，本身包含了很多具體的實踐策略和操作方法，尤其是在考古學和譜系學的分歧、側重文化意義還是技術物品、人的歷史抑或是非人的時間等方面，存在著不小的區(qū)別和爭論，但這種分歧和張力，恰恰又賦予了媒介考古學作為方法論的反思和進化的空間、變化和實踐的活力。爭論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其無法成為一種標準化、可重復的操作技術。批判的媒介與文化研究所改造或揚棄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研究方法本身作為一種標準化、產(chǎn)生物化意識的技術的傾向。盡管媒介考古學嘗試在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的典范之外尋找歷史書寫的主體，比如機器、動物等，但是媒介考古學仍然延續(xù)了對物化意識的批判，尤其針對歷史學和歷史敘事中的以人類為中心而將機器定位為工具的傾向、人與自然主客對抗的理念。
技術現(xiàn)象學則延續(xù)了現(xiàn)象學的啟示和麥克盧漢理解媒介的使命，同樣讓我們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媒介本身，去建構媒介歷史和理論。理解媒介是麥克盧漢的一種問題意識：盡管媒介（尤其是用于交流、表達或傳播的媒介）的演變在宏觀上對人的存在模式和歷史的轉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但是在微觀、日常經(jīng)驗層面，我們卻對媒介視而不見，或者說，媒介仍然是透明的，就像一扇窗，讓我們的目光導向窗外的現(xiàn)實而非駐留在窗框上。技術現(xiàn)象學對媒介與文化研究的啟發(fā)，尤其在于其關注技術故障時刻。在這些時刻，媒介物在感知者意識中產(chǎn)生格式塔變換，露出更整體的面向，從一個被當作媒介的事物，從工具性的為他存在，轉換成作為事物本身的自為存在。
在寫作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理解媒介的感知現(xiàn)象學方法實際上一直貫穿在批判的媒介與文化研究對于方法論的反思中。通過對于這些反思時刻的考察，本書想要強調關于媒介與文化研究方法的兩個出發(fā)點：首先，媒介和文化的研究無法脫離批判的問題意識而使用實證的研究方法；其次，媒介和文化的研究強調事實是手段而非目的。沿著這兩個起點，我們會發(fā)現(xiàn)，媒介和文化如同所謂的人類、機器一樣，是為了研究的揭示活動而假定的名義，批判的研究、理論的目的，則是揭示那些因為習以為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而受到遮蔽的現(xiàn)實，否則研究者有可能將名義誤認為事物本身。正如麥克盧漢所指出，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即意義，研究方法所采集的，更多的是在某種話語規(guī)則中運轉而被忽視的媒介本身；方法帶來的材料，是意義而非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信息或證據(jù)，才是方法帶來的材料。從這個角度來說，媒介與文化研究的落腳之處，不是本質主義的關于媒介或文化的假設或結論，而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即人與非人的時間。正如阿多諾所強調的，方法論是認識論，而非數(shù)據(jù)收集技巧或程序（詳見本書第1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