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阿Q的革命學
　　
　　際茲新政繁興，小民之負擔已重，倘不量加體恤，將此項無益于民之舉革除，農(nóng)田歲獲，能有幾何？
　　——清廷收回各省民辦鐵路的上諭
　　　　
　　《看歷史》（原名《先鋒國家歷史》雜志）上有一篇文章（作者：何書彬），說福建光復消息傳到上杭時，本地士紳及立憲黨人當晚即宣布“光復”，縣衙外豎起“恭祝中華民國獨立”的八字大旗，沿街店鋪也都掛上了書有“新漢萬年”的四字白旗，并放了一陣鞭炮以示慶祝。不久，福建都督府的文告到縣，上杭舊知縣龔時富“仍舊供職”。無獨有偶的是，上海光復的消息傳到常熟時，幾個熱心的地方紳士互相商議，想要和平革命，于是他們找到常熟知縣翁有成，翁稱自己身為地方官，決不能說贊成革命，但地方人士要怎樣辦，他也不好獨持己見。等到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告獨立，常熟即召開光復會議，會后，紳士們忙了一個通宵以起草布告、電文等，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購買白布做白旗。第二天一大早，六個城門均掛出布告，官署商店民宅等也一律掛出白旗，以示光復，當天街上照常開市，共和的第一天風平浪靜，似乎什么事情都沒有發(fā)生過一樣。
　　宣統(tǒng)登基后，某日本情報人員在報告中說：“如果向一個愚昧無知的人問及國家大事，他會說：‘要改朝換代了’”；王朝的末日，就連街上的販夫走卒、酒肆中的閑人茶客也常私下議論：“大明不過二百幾十年，清朝如今也二百多年，難道還不亡么？”毋庸贅言，任何一個朝代都會覆亡，但在“清朝即將亡朝”的民間共識下，這個最后的封建王朝走得卻是最為的平靜。
　　“氣數(shù)已盡”是某種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社會心理，最不可解的是，越是底層社會，類似于“宣統(tǒng)不過兩年半”的讖語就越容易被傳播。隨著這種詛咒性說法的擴散，當局的合法性也在潛移默化中不斷流失，整個社會都會出現(xiàn)一種莫名的求變躁動，而那些傳統(tǒng)的“皇權(quán)、官權(quán)、紳權(quán)”，其威信也就在草民們的心目中一降再降，一旦這一天真的來臨，王朝瞬間崩塌如摧枯拉朽，真是如同一種“無聲無色、如土如塵”的境界。
　　以四川保路運動為例，載灃或許怎么也不會想到，附加在鐵路上的地方“租股”捐稅將隨著“鐵路國有化”政策的推行而停止，其最大的受益者本是川省的廣大農(nóng)民，但這項減輕民眾負擔的善政，何以會掀起滔天波瀾并令王朝為之覆沒呢？他們?yōu)槭裁床恢С殖�廷�?br />　　馬克思對此早已作出了回答，農(nóng)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693頁)。出身顯貴高居朝堂而從未到民間體察過民情的載灃怎么會知道，那些身處底層的農(nóng)民們其實一直被地方官府、士紳甚至會黨（也可以說是黑社會）所代表著，你說他們麻木也好，無能也罷，他們的聲音永遠只能在窮街陋巷、荒野阡陌中存在，那些因窮困、因屈辱、因磨難而發(fā)生的呼喊，那些面壁而泣的幽幽哭聲，又有多少能夠上達天聽，就算慈禧太后再日理萬機，又能拯救幾個“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悲苦人生呢？
　　近代中國在沉睡，而昏睡得最香最甜的正是廣大的民眾們。古代社會，人分五等，帝、士、農(nóng)、工、商，雖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呼吁，但實際上也就前兩者有責任，后三者既無責任感可言，也無發(fā)揮其責任的渠道。1899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將中國隱喻為“睡獅”，在他看來，這頭“睡獅”是一架人工鑄就、極其精巧的機器，“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但可惜的是，“其機廢置已久，既就腐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籣金仙者長睡不醒矣”。
　　要想讓“中國”這臺老機器煥發(fā)新生，梁啟超給出的答案是：“國民”。同年秋，梁啟超在《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一文中正式揭橥“國民”一語，他認為，當前世界之競爭非昔日之“國家競爭”而在于萬眾一心、全民總動員的“國民競爭”，但中國的現(xiàn)狀卻是“國土云者，一家之私產(chǎn)也；國事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國難云者，一家之私禍也；國恥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國，國不知有民。以此與前此國家競爭之世界相遇，或獲可固存；今也，在國民競爭最烈之時，其將可以堪之，其將何以堪之？！”
　　梁啟超開出的藥方，是將中國人由單純“義務”性質(zhì)的“臣民”轉(zhuǎn)化為對國家民族命運負起責任的“國民”。梁啟超給“國民”下了一個定義：“國民者，以國為人民之公產(chǎn)之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1902年后，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載《新民說》，以其生花之妙筆振奮國民精神，梁文雖不能說遍及國內(nèi)的每個角落，但至少在中下層士紳特別是青年學生中產(chǎn)生了頗大的影響。
　　在數(shù)百年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習氣下，晚清社會是個愚鈍、無知、閉塞的社會不假，但是不是真的如一潭死水般掀不起任何波瀾，呈現(xiàn)出無可救藥的末世景象呢？也不完全是。據(jù)統(tǒng)計，從1900年到1911年，國內(nèi)各大城市總共出版了111種白話報，盡管它們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因為經(jīng)費不足等原因而很快關閉，但這種文化啟蒙的思潮與后來的新文化運動是一脈相承的。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大公報》，該報自1902年創(chuàng)刊以來即設有“白話論說”一欄，并定期免費附送白話附張。1908年，歷年結(jié)集出版的白話附張達到30冊之多，而在此期間，白話報也已是遍地開花，《大公報》由此將“白話論說”改為不定期欄目而無須“每日曉曉陳言”了。
　　報刊的普及力主要集中于城市，作為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一個縮影，城市在納新而不吐故的同時，也逐漸膨脹為一個與傳統(tǒng)扦格不入的新另類。楊國強先生在《晚清的士人與世相》中說，“呼聲起于城市，回聲也起于城市。而中國最大多數(shù)人口所在的農(nóng)村社會則漠漠然而且懵懵然，猶如一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舊日的士人從農(nóng)村起程遠走，他們大半都會回來。但為學堂召去的讀書人一經(jīng)從農(nóng)村走入城市，卻大半不會回來了�！�
　　科舉廢除后，舊士紳斷了來源，而新的知識階層只能產(chǎn)生于城市，生存于城市，作為主體人口所賴以生存的鄉(xiāng)村社會，則依然是故舊如昨，甚至更加的愚頑下挫。毛澤東的國文老師、參與創(chuàng)辦《民報》的湯增壁曾說，清末革命時期的“民族思潮”只能“灌輸中等以上”，至于那些行商坐賈、農(nóng)氓役隸這樣的蕓蕓眾生，就算是“驅(qū)逐韃虜”這樣有激情的東西，也都是沒有興趣去聽的。
　　清末的一次演習結(jié)束后，馮玉祥去拜會一位朋友，有一位六十余歲的老先生跟他說話，頭一句就是：“你置了多少地了？”馮說：“咱們的國家如今衰弱已極，國家危險到這種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產(chǎn)業(yè)？”老先生笑了一笑。這一笑里，蘊藏著他的飽滿的世故閱歷，同他的人生哲學。他說：“你究竟年紀輕，還不知道世上的艱苦。什么外國人占高麗，占這占那，這和我們有什么相干？我勸你最好還是置幾頃地，有上三頃五頃的，再好也沒有了。說什么也是地好。古話說，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實話告訴你。你千萬不要上人家的當�！瘪T說：“要是我們的國家亡了，有地也是無用的了�！崩舷壬�說：“為什么無用？誰來做皇帝，就給誰納糧好了。”馮玉祥覺得再也沒法說下去了，但他后來思考后不得不承認，這位老先生的話實則是代表了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意識和觀念。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說，中國“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祇要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祇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余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由此可見中國人民直接并沒有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只有受間接的痛苦”。這可算是一句大實話。蔣夢麟在1908年赴美留學時，上岸后的第一個印象是，“美國這個共和政體的國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專制的中國人民更少個人自由，這簡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們在中國時，天高皇帝遠，一向很少感受國家權(quán)力的拘束�！睆倪@個角度來說，辛亥革命似乎真不是一場反專制的革命。
　　自戊戌變法以來，新一代的讀書人總希望引入西方的制度以挽救中國社會的淪落。但是，中國的4億人口中，絕多數(shù)人連民權(quán)的ABC都不知道。楊天石先生曾提出一個觀點，領導辛亥革命的并不是所謂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而是“共和知識分子”，但“共和知識分子”又包括哪些人呢？他們中應該有職業(yè)革命家、年輕的學生、專業(yè)的文字工作者、穿著軍服的新軍士兵或軍校生，或許還有“先進”的會黨分子等等，但不可否認的是，占全國人口至少90%以上的農(nóng)民，在這場革命中，他們在哪里？
　　共和民主思想的火種在茫茫人海中（其中大多數(shù)人很可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猶如浩瀚海洋上偶爾露出的巖礁，革命黨人沒有興趣去喚醒農(nóng)民，絕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也對所謂的“革命”抱以冷漠。革命者或許應捫心自問：革命能給農(nóng)民們帶來什么？共和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什么變化？革命者或許會說，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但反過來說，如果鴻鵠不知道燕雀們的需求，他們?yōu)槭裁匆�去支持革命呢？而鴻鵠們又有什么資格去代表他們并聲稱自己代表了時代的潮流呢？又如何能指望一個嶄新的現(xiàn)代民主社會從中產(chǎn)生呢？
　　《民國奇聞》有這樣一則故事，虞陽有個李姓草民，世代務農(nóng)，并不識字，因嗜酒過度而成了酒糟鼻子，人送外號“李赤鼻”。李赤鼻貪杯，醉后最喜罵官，罵得多了，有一次被官府逮了進去，被抽了幾嘴巴之后，人家問他：“你為啥要罵官？人家跟你有仇嗎？”李說：“我聽人說‘官吏多貪墨’，所以痛恨之�！辈痪茫�武昌起義爆發(fā)，各省紛紛響應，李赤鼻便與其父說：“我們家為何不起義？”其父說：“真是傻兒子！我們鄉(xiāng)下人，種田才是我們的本分。你要揭竿而起，小心身首異處�！崩畛啾谴笈�，罵道：“懦夫！懦夫！”隨后他跑到某學究家，問“革命”二字如何寫法，學究便寫了這二字給他。李赤鼻撕了一幅白布，貼上“革命”二字，拿了根竹竿挑在門外，雄赳赳氣昂昂的站在下面，有人從他家門口經(jīng)過，便扯住過客說：“我們家起義了！”路過的人無不大笑。某公聽說后，喟然長嘆道：“可惜�。〕啾侵徽J識‘革命’二字。要是他讀了書，那豈不是要當個橫行天下的革命偉人？”
　　李赤鼻的“革命故事”實則是另一個版本的“阿Q造反”。阿Q是未莊唯一聽說并親眼見過革命黨的人，但也不知道是誰告訴他或者與生俱來的觀念，“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因而一向“深惡而痛絕之”。城里殺革命黨人，阿Q看后興高采烈地向未莊的愚民們炫耀：“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
　　等到真的革命來了以后，城里的舉人老爺為轉(zhuǎn)移財產(chǎn)而與“素不相能”的趙秀才家攀了“轉(zhuǎn)折親”，阿Q看到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都對“革命”如此害怕，不免有些“神往”，在見到“未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神情”后，更讓阿Q感到“快意”，而他“近來用度窘，大約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間喝了兩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飄飄然起來”。這一飄然，阿Q便覺得革命黨似乎就是自己，而“未莊人卻都是他的俘虜”。得意之余，阿Q禁不住大聲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看到未莊的人都用驚懼的眼光看他，這種“可憐的眼光”是阿Q從來沒有見過的，這使他“舒服得如六月天喝了雪水”，于是他就更加高興地走并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歡誰就是誰。……得得，鏘鏘，得，鏘令鏘！我手執(zhí)鋼鞭將你打……”
　　一向騎在阿Q頭上作威作福的趙老太爺，這時候也只能怯生生的迎著阿Q叫：“老Q！”而那個為虎作倀的趙白眼也惴惴的尊稱阿Q為：“阿……Q哥！”革命的快感給阿Q帶來了“說不出的新鮮而且高興”，在微醺的酒意下，他回到土谷祠后進行了“革命的暢想”：“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著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鉤鐮槍，走過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這時未莊的一伙鳥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Ｄ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么？王胡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
　　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膩戆幔�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趙司晨的妹子真丑。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腳太大。”
　　報私仇、分財產(chǎn)、得女人，這就是阿Q的革命綱領。在此之前，未莊除了小尼姑外，誰都可以而且敢于欺負阿Q。阿Q由不得的想，“‘革命也好罷’，“‘革這伙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同樣是最底層的小D(阿Q認為他搶了自己的飯碗并與之做過殊死的搏斗)，還有王胡（阿Q認為自己的虱子不如他多而且有被王胡揪住辮子撞墻之辱），所以他們也都成了阿Q名單上的“該死對象”。
　　郭沫若曾在辛亥革命中做過某義軍的文牘，這支隊伍雖然只有“一二百人、八十來支后膛槍”，但影響卻很大，周圍四五十里的勞苦大眾都趕來請求為他們申冤報仇�？上У氖�，好景不長，“我們在家鄉(xiāng)鬧過的那一幕便成為悲喜劇了，我們自己被人告發(fā)，官司足足打了兩年，打到省的階段，才靠人事關系，和平了結(jié)了。”在折騰與被折騰后，郭在《感時》詩中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兔走鳥飛又一年，武昌舊事已如煙！”
　　據(jù)巴金的回憶，在趙爾豐被殺頭、四川光復后，他那個大家庭的成員們也是反應迥異：小孩子們因為剪了辮子而大都覺得高興；祖父因為革命而感到悲哀；二叔斷送了他的四品官，三叔則給自己起了個“亡國大夫”的筆名�！妒⒕�時報》有一則趣聞，說某人數(shù)十年來破家營運，好不容易捐了一個候補知府，他聽到清帝退位的消息后，忍不住拿著報紙痛哭，因為這項耗資不菲的政治投資眼看就要打了水漂，好在共和后他終于補了官缺，“現(xiàn)為黑龍江之首府”。寫稿人行筆與此也不勝感慨：“吾始知反對共和者之意義！”
　　張鳴在《鄉(xiāng)土心路八十年》中說，“對于皇冠的飄落，農(nóng)民居然沒有絲毫的惋惜，即使?jié)M口阿彌陀佛的老太婆，也至多發(fā)出一聲態(tài)度曖昧的輕嘆：‘皇帝江山從此送掉！’這聲農(nóng)民的嘆息，用在日后的歲月，幾乎具有讖語般的功效。誠然，辛亥以后的農(nóng)民照樣會巴望一個好皇帝，但‘皇帝的江山’卻確確實實永遠地被斷送掉了�！�
　　   張鳴把農(nóng)民對辛亥革命的期待分成三種類型：一是要求減免租稅。辛亥革命期間，各地抗租抗糧抗稅的活動此起彼伏，形成一場非常普遍的“民變潮”。在農(nóng)民們看來，“皇帝沒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當新政權(quán)依舊派人下鄉(xiāng)催租收稅時，即發(fā)生“被佃戶聚眾攢毆“、連皮袍也剝?nèi)チ说氖录�。在此風潮下，地主財產(chǎn)被焚掠之事多有發(fā)生；二是否定地主所有制的土地要求。一些更為“不安分”的農(nóng)民認為，“朝代一換，此田非故主所有”，江蘇吳江同里鎮(zhèn)七十二芋農(nóng)民聯(lián)合抗租，強迫地主交還“方單”，并宣布田地不應歸原來的地主所有，“地方紳董畏其蠻橫，不敢與較”；三是趁亂發(fā)財。揚州革命時突然冒出一個從頭到腳裹著白洋綢布的“革命黨人”孫天生，他雖然連張告示都寫不出來，但仍帶人趁亂占了官衙，分了庫銀，還對老百姓說：“官署內(nèi)的家具什物，你們隨便去取，我們發(fā)大財，你們發(fā)小財�！边@個假革命黨被捕殺后，后來還演成了一首民歌：“揚州城，新舊十二門。九月十七日，來了個冒充孫天生，鼓三更，進衙門，庫銀元寶四下分，放走監(jiān)牢眾犯人，宣統(tǒng)江山做不成�！�
　　類似這樣的故事，辛亥年里還有很多。革命未必是真的，但無論多精彩的過程都無一例外的發(fā)展為搶掠、爭權(quán)、奪權(quán)的大結(jié)局。不管是轟轟烈烈還是畏畏縮縮，也不管是主動迎合或是半推半就，這些光榮或神圣或貪婪或根本就荒誕可笑的歷史假說與真相，林林總總拼貼在一起，透過歷史的長鏡頭，后人們才能窺出這樣一個未必那么完整的辛亥年。
　　革命過后，一地雞毛。當假洋鬼子揚起“死踢客”（stick，俗稱“文明棍”）不準阿Q革命時，阿Q竟然“想立刻放下辮子來”以示“報復”，他甚至痛恨而怨毒的想：“不準我造反，只準你造反？媽媽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殺頭的罪名，我總要告你一狀，看你抓進縣里去殺頭——滿門抄斬——嚓!嚓!”
　　在《辛亥革命的一課》中，沈從文這樣描述了家鄉(xiāng)湘西鳳凰縣的辛亥年:十歲的他，“一有機會就常常到城頭上去看對河殺頭……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一二三四計數(shù)那一片死尸的數(shù)目……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點，綠營制度沒有改變多少，屯田制度也沒有改變多少……”
　　阿Q的失望，不僅僅是因為假洋鬼子不準他“革命”，也未必是“革命黨”們沒叫他一起“革命”，其真正的原因恐怕是革命后的“照舊”:“革命黨雖然進了城,但還沒有什么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么。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么——這些名目,未莊的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人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幾個不好的革命黨夾在里面搗亂，第二天便動手剪辮子，聽說那鄰村的航船七斤便著了道兒，弄得不像人樣子了。”
　　在半紀實的散文《范愛農(nóng)》里，魯迅與主人公在紹興光復之后，“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nèi)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xiāng)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么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fā)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后，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里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并不冷�！�
　　從布衣到皮袍，自然是一種革命性的蛻變，但其中又是誰來付出代價，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據(jù)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彭中英回憶，革命之后，其家鄉(xiāng)廣東化州在兵匪蹂躪、地主剝削之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比前清更加衰落。物價天天上漲，谷價由過去二、三元一石漲到十多二十元一石，豬肉由毫銀一、二毫一斤漲到五、六毫一斤。軍閥們?yōu)E發(fā)鈔票，這些鈔票隨著他們的失敗而變成廢紙，小商店因之虧蝕而倒閉，大地主的大當鋪也因軍閥的勒索軍餉而變成小當押。大地主在商業(yè)上受到損失，便拼命加租，加重剝削佃農(nóng)，如過去八石租的田地現(xiàn)在增加至十幾石租，農(nóng)民生活更加悲慘。在這混亂期間，一般富農(nóng)變?yōu)橹修r(nóng)，中農(nóng)變?yōu)樨氜r(nóng)或佃農(nóng)，佃農(nóng)無一為生，逃荒到城市去賣勞動力或淪為乞丐，以致乞丐遍地。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在馮國璋的陪同下對禁衛(wèi)軍及八旗官兵講話，據(jù)旗人所說，孫的講的話他們既聽不懂，也不感興趣，因為其說的無非是建國大略之類的東西，而他們當時最關心的是切身問題，誰有興趣去聽這些不著邊際的話。馮的講話就不一樣了，他就說了這樣幾句：“聽說革命成功了，你們有點害怕。怕什么，有我就有你們。我的親兵都是你們的子弟，我不信任他們信任誰。你們要安心聽我的，有我就有你們�！保ń饐�孮：《北京郊區(qū)的滿族》）
　　孫中山曾在革命后自承：“在沒有革命以前，大多數(shù)人的觀念，只知道有民族主義；……以為只要推翻滿清之后，就是中國人來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就是極有思想的同志，贊成三民主義，明白三民主義是三個不同的東西，想用革命手段來實行三民主義；在當時以為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quán)主義和民生主義便自然跟住做去，沒有別樣枝節(jié)。所以他們對于民權(quán)主義和民生主義，在當時都沒有過細研究�！�
　　“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國，采用共和制度，此時大家的思想，對于何以要成立民國，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現(xiàn)在，真是心悅誠服實行民權(quán)贊成共和的同志，還是很少。大家為什么當初又來贊成民國，不去反對共和呢？這個頂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滿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發(fā)生的新軍人，或者由滿清投降到革命黨的舊軍人，都是各據(jù)一方，成了一個軍閥，做了一個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處地盤做根本，再行擴充�！�
　　民國成立后，時任內(nèi)閣總理秘書的顧維鈞與袁世凱有過這樣一次談話，袁問他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xiàn)共和意味著什么。顧說“共和”的意思是“公眾的國家或者民有的國家”，但袁認為中國老百姓怎能理解這些道理，他舉例說，中國女仆打掃屋子時，把臟東西掃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關心的是屋子的清潔，大街上臟不臟她不管。顧說，民眾的無知可以通過教育、法律、制度等來推動發(fā)展，袁說那豈不要幾個世紀。顧由此認為，袁世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國，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么優(yōu)越，而且他根本沒有實現(xiàn)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顧維鈞認為袁世凱對共和國的性質(zhì)完全不懂，但試問當時的中國人，理解共和制的又有幾人？袁世凱的擔憂和幾個世紀之說，如今看來并非毫無道理。事實上，推翻帝制實屬拔苗助長的操切之舉，而在1912年即仿照西方建立民主共和政治更是在沙灘建空中樓閣，甚至連倡導的人也沒有全盤規(guī)劃，他們在帝制垮臺后其實都不知道該怎么做。
　　英國駐華使館武官柏來樂說，“在中國遙遠西部地方的居民，對于政府是帝制還是共和，可能感覺不到任何差別，因為這個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還不會影響到構(gòu)成中國人口絕大部分的農(nóng)民、苦力、車夫等的生活。擾亂給盜匪以一個大機會，他們是危險的大根源。貪污的流弊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中是如此之深，結(jié)果我懷疑它是否能在一個世紀以內(nèi)鏟除�！�
　　民國成立伊始，英國駐南京領事偉晉頌在致朱爾典的信中說：“值得說明的是，此地的下層人士中，通常談到孫文博士是新皇帝，他們不了解總統(tǒng)這個專門名詞，認為它只不過是更高頭銜的一個委婉的說法�！变邇x的洋師傅莊士敦也在《紫禁城的黃昏》中不無刻薄的說，“中國多數(shù)國民口里雖然不反對共和，但腦子里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歐美國家的文明制度，連影兒都沒有……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得多數(shù)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對帝制的人，也多半是反對袁世凱做皇帝，而不是真心從根本上反對帝制”。在他看來，“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的說法根本不曾得到過證實，大部分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著什么，也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和前途會隨著共和制的建立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因此他們對共和制的優(yōu)劣毫不關心。
　　辛亥革命沒有觸動到社會的基礎，傳統(tǒng)專制勢力仍舊猖獗，民眾還是那般的愚昧，“只有滿人已經(jīng)退席，和先前稍不同�！痹凇靶问焦埠汀迸c“形式民主”未能煥發(fā)出生命力的時候，回歸傳統(tǒng)專制也就成為近代歷史發(fā)展的必然。對廣大的底層人民而言，辛亥革命的意義和切身體會與以往的改朝換代并無實質(zhì)上的不同，皇帝雖然沒有了，但政權(quán)的組織結(jié)構(gòu)上并無翻天覆地的改變，把持著政權(quán)的依舊是前清時期的官吏和鄉(xiāng)紳。
　　在袁世凱稱帝敗亡后，魯迅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fā)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傳》�？尚Χ�可悲的是，阿Q之前犯的是搶劫罪（也可能是盜竊罪，而且還是個從犯），但最終卻被作為“革命的代表”處決——而所謂的“革命”事實，卻是阿Q想做但并沒有做的。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其實是“少數(shù)人革了極少數(shù)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極少數(shù)人革了極個別人的命”，而千千萬萬個像阿Q那樣的民眾，那些沉默的大多數(shù)，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舊鄉(xiāng)紳所壟斷，即使在民國建立之后，占據(jù)人口絕大比例的一般民眾也仍舊被排斥在機構(gòu)之外，魯迅的小說反映的不過是一般民眾對新生民國極其疏遠的事實。
　　老同盟會員吳稚暉曾說，他們這批人開始是真心真意的想從井中將人救出來的，但結(jié)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復了祖宗的原形，中國人還是在十八世紀原地踏步。正如革命黨人蔡濟民那首傳誦一時的七言詩：“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贏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當年種惡因”——此詩何嘗不是一種痛苦的反思？
　　朱宗震先生說，“民主共和不僅是一種社會制度，而且是一種逐步成熟起來的社會生活”，此語可謂道破近代中國百年歷史的真諦。是的，辛亥革命消除了形式上的帝制，卻沒有消除本質(zhì)上的專制，這種建立在沙灘之上的勝利，如果想當然的視為一種重大進步的話，自然會為民國后的種種亂象感到失望。換句話說，辛亥革命開創(chuàng)了一個“民治”時代，但并沒有達成一個“民治”時代。沿襲數(shù)千年歷史的“帝制”雖然在表面上被廢除了，但中國要進入真正的‘民治’時代，可能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曾幾何時，民國的建立給無數(shù)人帶來希望的曙光。但是，中國數(shù)千年來不斷改革修正的傳統(tǒng)制度，它仍舊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并不會因為革命趕走了皇帝就同時死亡。當辛亥革命黨人將原有體制摧毀并試圖搭建一個理想中的西式民主大樓時，結(jié)果卻是適得其反，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尷尬境地。當老百姓沒有從新生的民國中獲得福利而反受其害時，難怪他們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凊了。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凡是愚昧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蓱z的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結(jié)果反成了革命的犧牲品，更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辛亥革命后的中國人，依然是那樣的麻木，殺頭前依然是游街示眾，依然是看客如云，即便在阿Q被砍頭后，誰又能保證沒有人拿著饅頭去蘸阿Q頸上噴涌的鮮血呢。
　　革命潮來潮往，阿Q被砍了頭，范愛農(nóng)投了水，魯迅自此遠離了家鄉(xiāng)，嘩啦啦一場大戲帷幕已降落，歷史的舞臺上依舊是“狐貍方去穴，桃偶已登場”。魯迅以極具內(nèi)力的筆觸和極其沉郁的感情甚至鮮血寫就的這部不朽名作，它不僅僅是一部文學作品而更像是一幅真實的歷史圖景。只是，阿Q畫的那個不圓的圓圈，繞了一周后又回到了它的起點上。
　　風含百種凄涼意，吹向人間做笑啼。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我們不禁要感嘆：那么長的時間過去了，人們的生活特別是生活方式到底發(fā)生了多大的變化呢？　　
　　
　　余論：清朝覆亡的十大教訓
　　
　　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在論述1949年國民黨政權(quán)失敗的原因時說，“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風雨中倒塌了，那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個科學的回答是首先將建筑物的結(jié)構(gòu)特性、其次對風暴的強度做出仔細的觀察。如果發(fā)現(xiàn)這座建筑物的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腐壞，人們就必須仔細掂量，倘若沒有暴風雨，它是否就不會倒塌。然而，事實是暴風雨已經(jīng)來過了，建筑物已經(jīng)倒塌了，那么，可以說暴風雨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嗎？”
　　歷史的大事件如火山的突然噴發(fā)，在人們驚嘆于這種瞬間爆發(fā)的力量之美時，研究者或許更應該細致的考察其歷史地層下的暗流涌動。同理，我們在考察辛亥革命的時候也必須對清末的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乃至思想文化潮流進行重新審視，而不應簡單的將革命的爆發(fā)與清朝的覆亡歸因于種族專制、腐朽無能之類的皮相之說。
　　
　　1、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標導致王朝傾覆
　　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以農(nóng)耕文明為基礎，其一向以“小政府大社會”的低成本模式維系，但在十九世紀后的全球化進程中，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環(huán)境倒逼下，這種模式乃至整個國家都受到了歐美列強的嚴重挑戰(zhàn)，特別是甲午戰(zhàn)敗及庚子之役后，清廷為挽救王朝覆亡的命運而不得不艱難轉(zhuǎn)型，其新政與立憲的過程實則暗含了由“小政府”向“大政府”轉(zhuǎn)變軌跡。
　　“小政府”模式以“不擾民、少作為”為準則，管理成本雖低，但與之伴隨的則為低效率，由于其不足以抵御外來的侵略，由此也帶來了國內(nèi)民眾的極大不滿并進而導致其合法性的喪失。為實現(xiàn)“富國強兵、器物轉(zhuǎn)換”的目標，清廷不得不痛下決心，更弦改轍，其在編練新軍、教育改革、警政改革、司法改革、官制改革、實業(yè)促進、地方自治乃至憲政改革等問題上分頭并進，其規(guī)模之大，其速度之快，在令人感到驚佩的同時，也不免有些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