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參與的古雅典革命之中產生了一次相似的教育重建。古希臘人已經擁有長久的貴族教育歷史，這種貴族教育與英雄氣質的荷馬宮廷理想相吻合，古希臘人正是從那一時期開始，重新考慮將教育作為對于個人的全部公民生活的“教化”。漸漸地，教育不再被認為是“服務”社會的一種工具，而成了“為教育而教育”的行為一一既是偉大社會的產出，又是成熟社會的標志。于是，古雅典成了國際大都市和古希臘世界的權力中心。在那里，公民可以徜徉于無盡的本土及外來文化氛圍之中，而整個古希臘社會也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和社會分化的時期。這一點與讀寫技藝的大眾掃盲相結合，意味著古雅典在其黃金時期必定經歷過某種社會動蕩過程以及對于文化融合的迷茫。身處全球化和世界媒體時代的我們，對于這一點必定擁有切身的體會。5古雅典人相信，他們可以通過認識他們的處境而意識到社會轉型的潛力。他們建立了教育規(guī)范使學生們可以發(fā)展他們的技能、價值觀和民主個性，這使古希臘文化在任何變革之中都能保持自省并得以延續(xù)。在這層意義下，雖然在此之前教育是某些階級的特權，用于特定的軍事文化和貴族統(tǒng)治，但是古雅典“教化”的誕生意味著教育在民眾中“變得更廣泛”——或者更確切地說“變得更文明”——因為，它嘗試塑造市民，使其在整個生命過程中都能參與各種對這個城市有意義的活動（Butts，1973，第86頁）。
　　結果，古希臘的大量教育活動得到了重組，以支持日益增長的民主文化。除了按照教育框架描繪的期望對年輕人進行教誨以外，古雅典“教化”還要求將兒童也帶人更全面的理想狀態(tài)，古雅典人認為這種狀態(tài)應該包括身體、心靈、教義和城邦的和諧。所以，古雅典人的教育涉及各個方面，包括物理、智力、美學以及軍事訓練，以期能夠完成多個文化領域的基礎教育。古雅典民主的遺產至今仍保留并盛行于演講、戲劇、表演及其后代的其他創(chuàng)新表現(xiàn)之中。
　　古雅典“熒光”時期是一段具有巨大文化創(chuàng)新的時期，這與古雅典青年相當自由的教育有著直接關系。正如瓦納爾·耶格爾（Jaeger，1945）在對比古雅典“教化”與近代德國教育傳統(tǒng)的“教養(yǎng)”時所寫的：“總體而言，c教化’是一種古代的‘文化研究”’。古希臘“教化”不僅僅是連篇累牘的指導，更是一種耕耘——用農耕的思維方式對社會進行思考。所以人們對“教化”寄予厚望，希望公民人性的嚴謹塑造不僅僅能夠產生偉大的領導人，更希望能極大地豐富古希臘文明的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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