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部出自家學的斷代史“正史”??馬彪
——《漢書》導讀
歷代學者喜將《史記》與《漢書》進行“馬班異同”的比較，而且多持褒馬貶班的態(tài)度。其實，《史》《漢》之間有可比之處，也有不可比之處；至少從前者為中國第一部通史，后者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的角度來講，二者并列第一，各有所長，很難論定孰優(yōu)孰劣！
所謂斷代史，是以朝代為斷限的史書，即記述一個朝代歷史的史書。東漢著名的史學家班固等人編纂的這部《漢書》（又稱《前漢書》）就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而且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出自家學的斷代史著作，其價值不容低估。
一、續(xù)寫《史記》風潮中成書的斷代史《漢書》
自古以來中國人喜歡記述歷史，這一習慣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無論如何與司馬遷創(chuàng)立《史記》（嚴格地說魏晉以前叫《太史公書》）的成功是分不開的。至少，司馬遷的《史記》一經(jīng)問世就制造了大批的“粉絲”。又因為《史記》只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而且很快出現(xiàn)缺失，所以在西漢那些愛好《史記》的“粉絲”中有一位帝、成帝之間的博士褚少孫已經(jīng)開始續(xù)寫《史記》了。從此以后續(xù)寫《史記》者不斷，如成帝時的揚雄及劉歆、陽城衡、史考山等。
后來班彪也起了續(xù)寫《史記》的動念，他認為當時雖然有著各種對《史記》的續(xù)寫，但多為鄙俗之作，缺乏繼承太史公的文才，所以他要親自續(xù)寫《史記》。然而，到了他兒子班固的時候，開始那種續(xù)寫《史記》后篇的想法發(fā)生了變化，最終寫出了《漢書》。也就是說班彪的時候確實是希望寫《史記》的續(xù)篇，但是班固則上自漢高祖下至前漢結(jié)束，將這二百三十年間的史事撰述為《漢書》。《漢書》雖說大體沿襲《史記》的體例，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與《史記》的通史體例相反，《漢書》是斷代史。
二、《漢書》是學問世襲制時代的家學撰述
《漢書》本是班彪、班固作為家學開始編纂的，這一點與《史記》作為司馬談、司馬遷的家學創(chuàng)作而成書是同樣的，這是古代學問世襲制時代的必然產(chǎn)物。雖說中途加入朝廷的干預(yù)，還有馬續(xù)等人的幫助，但從撰述旨趣到主要執(zhí)筆人來說，《漢書》無疑仍是一部家學的撰述。當然，《漢書》所記漢武帝以前的部分來自于《史記》，但那也是史家司馬氏的家學作品。二十四史中唯有《史》、《漢》出自家學，正是周代至兩漢的中國古代學問大多出自家學的具體寫照。
無論如何班固是《漢書》的主要作者，所以就像通常以司馬遷為《史記》作者一樣，人們提到《漢書》的作者時單稱班固。班固（公元三十二至九十二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人，自幼聰敏。九歲能作文章，誦讀詩賦，博通群籍。他二十三歲決心繼承父業(yè)，在班彪生前所撰《史記后傳》六十五篇的基礎(chǔ)之上編纂了《漢書》。然而，公元六十二年因有人誣告他“私作國史”而被捕入獄，書稿被查抄。后來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漢明帝，為其兄申辯。明帝由此閱讀了書稿，十分欣賞班固的才能，任命他為宮廷圖書館的蘭臺作令史，負責�？睂m廷圖書館藏書，還讓他繼續(xù)撰寫《漢書》。前后經(jīng)過三十年左右，正當班固就要完成《漢書》之際，他又因為將軍竇憲事件受到牽連，再度被捕并且死于獄中。班固去世后，尚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由其妹班昭（曹大家）續(xù)成。班昭也因此成為二十四史作者中唯一的女性。
三、《漢書》在體例上對《史記》的模仿與創(chuàng)新
通行本《漢書》是唐代顏師古的注本，共一百卷，但因為有些卷又分為幾卷，所以總計一百二十卷，即《本紀》十三卷、《表》十卷、《志》十八卷、《傳》七十九卷。
《漢書》的體例是模仿《史記》而又有所發(fā)展的�！妒酚洝酚斜炯o、表、書、世家、列傳，《漢書》則有帝紀、表、志、傳。如果說《漢書》把《史記》的“書”改稱為“志”，還只是名稱更換的話，那么班固未像司馬遷那樣設(shè)立“世家”，而是將所有功勛世家一律列入人物“傳”之中，則不能不說反映出東漢人的世卿世祿觀念，較西漢人已經(jīng)大為淡薄了。
《漢書》的創(chuàng)新很多，比如新設(shè)的《刑法志》不僅記述了漢代刑法，還概括了漢以前的刑法源流。他的這一筆法雖然遭到過后代史學評論家的非議，但是從今天的史學概念來看，這種追根溯源的敘事方法不妨說更具合理性�！稘h書》將《史記》的《貨殖列傳》和《平準書》合二為一，創(chuàng)立了《食貨志》，將人口數(shù)量、耕地面積、糧食產(chǎn)量等重要的國家經(jīng)濟數(shù)據(jù)按照“食”與“貨”即今日我們說的農(nóng)業(yè)與工商業(yè)分類的做法，為后來歷代史家所認同并予以繼承。班固還根據(jù)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圖書分類法，創(chuàng)立《藝文志》并由此開辟了后代史書設(shè)立《藝文志》或《經(jīng)籍志》的先聲。此《志》的創(chuàng)造，無疑是中國所以能夠一直保持世界圖書之最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地理志》的創(chuàng)立也是后代史書紛紛效法，并設(shè)立《地理志》、《郡縣志》、《州郡志》、《地形志》的樣板。
就《傳》而言，《漢書》新設(shè)了《史記》所沒有的《宗室傳》、《皇后傳》、《外戚傳》；在《表》中增設(shè)了《古今人表》�！锻趺�傳》的篇幅很長，是史書中記載新朝的唯一史料，其價值不可低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漢書》中增補了許多民族史和中亞、南亞史的內(nèi)容。這反映出漢武帝之后中國人越來越具有國際化的眼光了。
《漢書》多載西漢皇帝詔文，為后世留下寶貴的第一手史料，極有助于學者的研究。比如漢武帝對賢良的“下詔策問”的內(nèi)容，如果沒有《漢書?董仲舒?zhèn)鳌返挠涊d，我們將很難如此詳細地了解漢武帝下詔求賢的具體情節(jié)和心情。
四、《漢書》研究成果及其代表性觀點
由于《漢書》與《史記》的繼承關(guān)系，歷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僅次于《史記》。比如唐代劉知幾評論所謂紀傳體時，就指出雖然這一體例始于《史記》，并成為后代正史的楷模，但是斷代史卻開始于班固，后代的史書大體都繼承了班固的體例。與劉知幾的稱贊相反，南宋鄭樵認為史書本應(yīng)以通史為正常體例，他批評班固著斷代史是不明《史記》本意，沒有明白歷史自有其古今沿革相因的意義（《通志?總序》）。
鄭樵還對《漢書》的“表”予以了強烈的抨擊，他認為“表”本來是作成“旁行邪上”形式，在其中按照時代、年代、國家、事件填入事實，以便一目了然的方法。但是班固不通“旁行邪上”，像《古今人表》那樣將人物劃分等級的表格沒有任何意義。劉知幾也認為《漢書》既然是寫漢一代之事，像《古今人表》那樣從上古開始記載古今名人的方式是不合體例的。不過，清代章學誠卻認為，的確此表從史書體例來講并不得當，但是作為史料是有利用價值的（《文史通義?史篇別錄例議》）。
清代方苞認為《漢書》中寫得最好的是《霍光傳》，將霍光侍奉武帝二十余年概括以為人謹慎的結(jié)論；而對其身為昭帝丞相的經(jīng)歷，僅概括為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寥寥數(shù)語，記述言簡意賅。對霍光死后的宣帝時，霍氏一族雖蒙難而亡，卻詳細寫出了其遇難的原因。他認為這樣的記載詳略適宜，相當出色。方苞還認為《王莽傳》可謂班固用力最深者，其中對王莽陰謀篡位之始末的巧妙記述，可比司馬遷的筆法。但認為班固對漢代朝廷制度、儀式一般是不予詳述的，而《傳》中卻對王莽設(shè)立的官制、地名一一記載則實屬不必。
清代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指出：從司馬遷的通史一變?yōu)榘喙痰臄啻�史，其間史書的撰寫方法亦為之一變；又加上后代都模仿班固模式，這妨礙了史家自身特點的發(fā)揮。在《史記》與《漢書》之間不長的時期內(nèi)，出現(xiàn)了明顯的時代區(qū)分，于是司馬遷的《史記》成為了空前絕后的作品，而班固的《漢書》也為后代著史提供了典范。
五、本書篇章取舍的標準以及所用版本
本書由于僅僅是個節(jié)選本，出于文字篇幅的限制，僅選擇了其中有代表性的篇章和段落，以期反映全書的梗概和旨趣。比如，《漢書》記載的武帝之前的部分主要是抄錄《史記》的，為了避免重復(fù)這里僅選譯、注釋了此后的內(nèi)容。所以，如果是有心了解整部西漢歷史的讀者，建議最好將這套叢書的《史記》、《漢書》一并閱讀，那樣的話您一定不會失望的。
《本紀》節(jié)選了《武帝紀》，是因為作為秦漢帝國的代表人物的“秦皇漢武”之一的漢武帝，他在位五十四年（前一四一至前八十七），占西漢二百余年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漢帝國領(lǐng)土、制度、文化、思想得以穩(wěn)定的主要時期，有著承上啟下意義的關(guān)鍵年代，是全書的主干。
在《漢書》諸表中，本書為什么選擇了《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三表的“序”呢？大家都知道，西漢與秦朝最大的不同，在于部分恢復(fù)了諸侯分封制，即以“郡國制”取代了秦的“郡縣制”。而當時的諸侯、封國又不外以名臣將相為代表的異姓諸侯王、劉氏皇族的同姓諸侯王以及王子三類。班固對于這三類“王”與“侯”的概述又集中體現(xiàn)在三表的“序”中，讀者僅用短暫的時間，就能領(lǐng)略到郡縣制與封國制并存的時代特點。
《地理志》是本書所節(jié)選的唯一一篇《志》。其中記載了漢帝國的行政區(qū)劃、歷史沿革、郡國戶口、山川河流，讀者可以從中體會到上述“郡國制”存在的空間范圍，以及各地風土人情的豐富多彩�！吨尽分幸孕强盏姆忠皠澏ǖ乩韰^(qū)劃的傳統(tǒng)方法，一方面準確地反映了兩千年前的我們祖先天文、地理知識的豐富，一方面對現(xiàn)代人的環(huán)境意識也不乏借鑒的意義。
紀傳體中的“傳”都是圍繞“紀”的展開，讀者從《武帝紀》中領(lǐng)會了漢朝盛世的歷史大綱之后，肯定希望對當時為漢朝做出貢獻的名臣武將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短K武傳》描述蘇武身陷異國囹圄十九年，持節(jié)不屈、不辱使命的悲壯經(jīng)歷�！抖�仲舒?zhèn)鳌吩敿氂涊d了漢武帝為建設(shè)新型帝國求賢若渴，董仲舒三上對策為日后文人治政開辟新途的歷史情節(jié)。通過《張騫傳》的內(nèi)容，讀者可以了解古人跋涉千山萬水，開拓絲綢之路的艱辛壯舉�！吨熨I臣傳》通過一個實例告訴讀者：當時只要努力，讀書—入仕—致富的路徑對任何人都是敞開的�！吨鞲纲葌鳌�、《東方朔傳》、《霍光傳》三篇從不同的側(cè)面，記載了武帝身邊匯集了各種各色官僚的生動場景。
漢武帝過度消耗國力之后，漢帝國進入了西漢后期。漢昭帝、宣帝時期（前八十七至前四十八年）是一個恢復(fù)穩(wěn)定發(fā)展的階段，即所謂的“昭宣中興”時代�！囤w廣漢傳》通過一名以“廉潔”出名努力爬至高位，最終被處以“腰斬”之京官自我經(jīng)營的一生，記述了當時一幕亦廉潔、亦骯臟的官場現(xiàn)形記。此文想必現(xiàn)代人看后也會多有感觸�！稄堄韨鳌分v述了張禹這位西漢后期讀書人中的佼佼者。從他身上讀者定會領(lǐng)悟出當時社會上所流傳“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jīng)”（《漢書?韋賢傳》）的諺語所表達的意義。
所謂《列傳》就是將幾個有相同性格的人物列為一組，借以凸現(xiàn)一個時代的某種時代風格�！堆�吏傳》、《游俠傳》、《佞幸傳》雖說都是對《史記》同類傳的模仿之作，但其中補進的漢武帝中期以后的那些人物，使我們得以對西漢各類官場、民間人物有了較全面的了解。比如，從《龔遂傳》中渤�？ぬ�守號召人民賣刀劍、買牛羊，發(fā)展農(nóng)業(yè)，全郡大治的事跡，讀者可以明白，任何時代的官僚中雖然會有腐敗分子的出現(xiàn)，也不乏優(yōu)秀的地方官。從《原涉?zhèn)鳌分形鳚h末豪俠原涉的事跡，讀者從原涉身上看到漢代活躍于地方的英雄豪俠們的那些行俠仗義的俠士風范。從《董賢傳》中漢哀帝與佞臣美少年董賢之間離奇的君臣關(guān)系，任何讀者都會發(fā)出這樣的哀嘆：國家掌握在如此愚君、佞臣手中，不滅亡才怪！
西漢末年，權(quán)臣王莽以不流血的“攝政”方式取代了劉氏政權(quán)，我相信任何一個不以姓氏論正統(tǒng)的現(xiàn)代人，都會對《王莽傳》中的記載給出自己的看法。這不但是《漢書》中最長的《傳》，而且采用了編年體例，所以這實際上是一篇《紀》。事實上，后世欲了解王莽新朝的歷史，全憑此篇文字�？梢�，這一篇記載的重要價值。
如上所述，《漢書》自成書之時起就有人感到閱讀艱難。為此，從東漢末至唐以前為《漢書》做注的就有二三十家。唐初顏師古的注能夠廣攬兼收、糾謬補缺，可謂歷代注釋《漢書》的佼佼者。清末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則更是對前人各注的集大成之作。若希望深度閱讀《漢書》的話，這兩部注解是極好的本子�，F(xiàn)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代表作，例如楊樹達《漢書窺管》從文獻學的角度多有定繆訂正之處；陳直《漢書新證》則是利用漢簡、銅器、漆器、陶器、封泥、漢印、貨幣、石刻數(shù)據(jù)考訂、印證《漢書》的力作。
本書采用了中華書局的點校本《漢書》，這個版本以王先謙《漢書補注》本為底本，參校了其他較好的版本，吸取了前人的考訂成果，是一個便于閱讀的本子。
六、閱讀《漢書》時應(yīng)該注意些什么
《漢書》從來被認為是史書難讀的一部，作者喜歡用古字、難字的風格為閱讀者平增了很多不便。就連東漢時期的學者也“多未能通者”（《后漢書?班昭傳》）。所以，歷代學者在注釋《漢書》的字義、讀音方面，沒少下工夫。作為現(xiàn)代讀者的我們，讀此書時就更是離不開注釋的“拐杖”了。但是，由于其結(jié)構(gòu)模仿《史記》，即對司馬遷所創(chuàng)“紀傳體”忠實地予以了繼承，所以從全書構(gòu)架上《漢書》也有容易理解的一面。對這一點，讀者只要抓住《帝紀》十二卷之“經(jīng)”，《表》八卷、《志》十卷、《傳》七十卷為“緯”的特點，稍稍參考注解和翻譯閱讀的話，其實并不很難，甚至多有引人入勝之處。正如范曄所論：“（班）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保ā逗鬂h書?班彪列傳》）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畢竟不像司馬遷是當代人記載當代史，所以有時會出現(xiàn)考證不嚴謹，甚至以后代之事竄入前代的情況。比如，西漢時期的標準容器或容量單位是“桶”和“石”而不是“斛”�！磅�”作為容器或容量單位，本是王莽改制時的復(fù)古之舉，在西漢時期并未作為標準“量”使用。但是《漢書》作者卻將西漢的“桶”和“石”一律寫為“斛”，其影像至今仍殘留不去。又如，秦憲公本秦文公之孫，而《漢書?古今人表》誤為文公子，疏于考證。另外，《漢書?楚元王傳》中載“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說秦始皇陵的棺槨被牧羊童燒毀的說法雖然現(xiàn)在尚不能肯定一定有誤，但根據(jù)目前考古學者對秦始皇陵的勘查來看，還是存疑為妥。
若以《漢書》的《序傳》與司馬遷《史記》的《自序》相比，是有不合體例之處。比如像他把自己的作品《幽通賦》、《答賓戲》這些與著述《漢書》毫無關(guān)系的辭賦寫入了《序傳》，相反對其父班彪以來作為家學的史學主張則沒有予以充分表示。因此，從今日的立場來看，《后漢書?班彪傳》的記載比班固的《序傳》其實更能反映《漢書》的著述主旨。班固的《序傳》在這一點來說，僅僅是一種裝飾，沒有充分地表達自己著作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