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看法，在以下語境中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他堅決主張紀事作家掌握涉及歷史事件之獨特性的真理。當然，[歷史]模式的重現(xiàn)是存在的，否則歷史就無法給當下的歷史觀察者帶來任何吸引力。但是，包括模式在內的一系列具體情況的獨特性，也是存在的。重點在于，產(chǎn)生特定結果的某些人為因素的永恒重現(xiàn)，[65]以及每個歷史情境下的重現(xiàn)之外在形式——的差異（《戰(zhàn)爭志》111.82.2）。
    如今，當下的讀者，或修昔底德所處時代之后的任一時代的讀者，在閱讀這位紀事作家時，也許能從中發(fā)現(xiàn)某種益處，這甚至能使我們更恰當?shù)貞獙Ξ斚碌臑碾y。但是，閱讀修昔底德而獲得的智慧并不是指向根除未來發(fā)生的災難之起因（causes）。他并非說，通過理解公元前5世紀最后25年所發(fā)生的事情的真相，你將知道如何防止人們重現(xiàn)相同的浩劫和毀滅。遠非如此，因為導致浩劫和毀滅的動機仍舊存在。然而可能的是，如果你從他們所有的個別性和獨特性方面理解這一系列具體的[歷史]情境，你就會獲得應對由相同的動機制造出來的下一偶發(fā)事件所必需的技藝。
    對像伯羅奔半島戰(zhàn)爭這樣一個歷史事件的一種內在的真正理解，加上與之相匹配的必要特質——一個人對人之欲望的永恒性，以及對欲望所偽裝的臨時且獨特的表現(xiàn)形式——的理解，這兩者也許會在未來的政治觀察者身上催生出唯一極富價值的品質，即敏銳的推測和對人們的政治活動的直觀洞察。修昔底德正是本著這種心態(tài)（spirit）來談論瘟疫，這場堪與道德和政治的災難相比的重大自然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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