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經(jīng)》雜志，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創(chuàng)刊，半月刊，簡又文任社長，由謝興堯任主編。22期之后由陸丹林任主編，到1937年8月20日出至36期后�？�。之所以現(xiàn)在又重新將《逸經(jīng)》整理出版，因為《逸經(jīng)》在淪陷區(qū)的期刊中一直被認為是一份進步的，愛國抗日的期刊，為了適應抗日戰(zhàn)爭的新形勢，《逸經(jīng)》曾與《宇宙風》、《西風》等期刊聯(lián)合出刊了《宇宙風·逸經(jīng)·西風非常時期聯(lián)合旬刊》。之后迫于當時形勢，這幾個雜志的骨干成員，又避聚香港，聯(lián)合辦起了具有鮮明抗戰(zhàn)立場的《大風》雜志，一直堅持到香港淪陷（總共出刊101期）。這段刊史始末，足已看出《逸經(jīng)》期刊的愛國抗日的不屈路程，同時從《逸經(jīng)》刊出《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這樣富有鮮明政治立場的文章，不是偶然的行為，而是有一定政治背景的，是有良知，有正義感的愛國知識分子的行為。
    現(xiàn)在我們知道《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著名“幽谷”，此人是我地下黨黨員，他把這篇文章給簡又文發(fā)表，使紅軍長征勝利到達目的地全過程大白于天下。盡管為逃過當時的新聞檢查，做了許多文字方面的偽裝，例如將“長征記”改為“西引記”等等，發(fā)表后仍舊在全國，特別是日統(tǒng)區(qū)引起了不尋常的影響和對宣傳抗日，樹立中國必勝的民心，具有重大意義。這篇文章的發(fā)表它比斯諾的《西行漫記》要早出一年時間，是最早把紅軍長征勝利的情況傳播到淪陷區(qū)的一份期刊�！兑萁�(jīng)》33、34期還刊出身著軍裝的毛澤東照片以及長征路程一覽表，都有許多耐人尋思的地方。
    現(xiàn)在已不難知曉，因為《逸經(jīng)》發(fā)表幽谷的文章，幽谷是地下黨員董建吾，有這種特殊身份，先期看到了許多由毛澤東倡議并組織編寫的回憶錄性質的《紅軍長征記》的原稿�！兑萁�(jīng)》期刊靠這方面的稿源，而且敢于發(fā)表這類文章，它在抗戰(zhàn)時期的淪陷區(qū)里能有如此作為，太可稱贊了，這就是《逸經(jīng)》進步的地方和主編們的膽識。《逸經(jīng)》發(fā)刊啟事表明《逸經(jīng)》雖辦的是文史刊物，屬于民間非正統(tǒng)，刊布的是逸文野史，宗旨乃是供給讀者們以高尚雅潔而興趣濃厚，同時既可消閑復能益智的讀品。所以    《逸經(jīng)》一經(jīng)刊行很快就得到了廣大讀者的，特別是知識界的認同。
   《逸經(jīng)》作為一個文史期刊，當時匯集了諸多的優(yōu)秀文人學者，在文學方面有柳亞子、俞平伯、老舍、周作人、陳子展等人，在史學方面則約請了馮自由、王重民、徐一士、謝國禎以及秋瑾的堂弟秋宗章等人為《逸經(jīng)》撰搞，由此可以窺見《逸經(jīng)》文學水平和學術分量之重，以及所提供于史學研究翔實可靠的參考資料之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