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本書選了十九部（篇）外國文學作品。限于篇幅，短則全收，長則選擇相對完整的重要章節(jié)，每部（篇）前有作家作品簡介，介紹原作整體面貌或所選部分與全體之關(guān)系，后面適當開列供延伸閱讀的參考文獻。編者根據(jù)自己體會設(shè)計了若干思考題，激發(fā)讀者與編者、讀者與作者、讀者與譯者、讀者與身邊朋友的對話與交流。
　　歐美文化源遠流長，論起發(fā)端，則有“兩�！敝�說，即希臘與希伯來，其實這兩大文明本身及相互關(guān)系異常復雜，流衍于文學，更其紛繁，求一二片段，以概全體，幾無可能。編者姑從英國批評家馬修？阿諾德名著《文化與無政府主義》中選出《希伯來精神和希臘精神》一篇為線索，而以柏拉圖《裴洞篇》及圣保羅《哥林多前書》為參考，引導讀者循此方向深入探究。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1949年推出《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首倡“軸心時代”之說，認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處于北緯30度上下的古以色列、古希臘、古印度及古代中國一起進入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各大文明都出現(xiàn)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和“終極關(guān)懷的覺醒”，突破了各自文化的原始形態(tài)，從而深刻塑造了此后西方、印度、中國和伊斯蘭文化形態(tài)。那些沒有實現(xiàn)原始文明之成功突破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巴比倫則迅速式微，成為文明的化石。
　　與上述無論是否經(jīng)歷過“軸心時代”洗禮的各大文明相比，世界各國近代文明基本都在文藝復興之后才漸趨成熟�，F(xiàn)在人們心目中已經(jīng)顯得古色蒼然的英國，其文明和文學的充分成熟要到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登上文壇才談得上。18世紀的笛福、斯威夫特、菲爾丁的小說，蒲柏等人的詩歌，約翰遜博士的辭典編纂與文學批評，則進一步發(fā)揚了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偉大傳統(tǒng)。維多利亞一朝（Victorian era，1837—1901）更稱繁盛，隨著海外殖民擴張，古代和近代的英國文學一起得到廣傳，歷史小說大師司各特，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等“湖畔詩人”，拜倫、雪萊等“惡魔詩人”，女性作家簡？奧斯丁和勃蘭特姐妹，以及狄更斯、高爾斯華綏、毛姆、亨利？詹姆斯和以弗吉尼亞？沃爾夫為代表的“布魯姆貝瑞文人圈”（the Bloomsbury Group）、詩人艾略特，皆有聲于世，作品足稱經(jīng)典。本書只選了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都柏林人》中的一則短篇《悲痛的往事》，以及曾經(jīng)供職于印度殖民地的喬治？奧威爾的隨筆故事《射象》。這兩位都身處英國文明核心，又對此文明深具戒心，并時常反抗，但也因此愈加顯出其文明之精髓。他們都被目為“異端”，但究竟何為英國文學的正宗和主流，也頗難言。
　　蓋真具創(chuàng)造力之文學，其絕大多數(shù)優(yōu)秀作家均含“異端”色彩，亦即富于自由之精神和獨立之思想，而其文明和文學之全體即由此眾多“異端”匯合而成洪流。
　　法國文學群星璀璨，瑰麗多姿，深為中國讀者所喜愛，莫里哀、伏爾泰、狄德羅、司湯達、巴爾扎克、莫泊桑、大小仲馬、繆塞、波德萊爾、瓦雷里、羅曼？羅蘭、加繆、薩特和“新小說派”在中國一直擁有眾多讀者。這里只選了同時代兩位作家的代表作，即雨果《九三年》之《沉思中的郭文》一節(jié)。題目為編者所加，從中可以窺見這位法國文學巨匠對影響法國乃至全世界的“大革命”的經(jīng)典思考。另外是福樓拜《包法利夫人》的結(jié)局《愛瑪之死》，標題也為編者所加�！栋�法利夫人》是世界小說藝術(shù)巔峰之作，晶瑩剔透，遍體珠玉。之所以選這場戲，并不僅僅考慮它是全書結(jié)局和高潮，更因為它似乎最能表達作者對包法利夫人的蓋棺論定，以及由此透露的對當時法國社會精神狀況的辛辣諷刺。另外讀者也可借此了解小說藝術(shù)大師們精湛的“結(jié)尾”或“收場”之手段。
　　俄羅斯文明也頗晚熟，最早至羅曼羅夫王朝（1613—1917）中期的羅蒙諾索夫、馮維辛等才告奠基。俄羅斯在地緣上介于亞歐之間，文明也兼得兩大洲之長，一旦萌芽，即發(fā)榮滋長，后來居上。降至19世紀，更大放異彩，涅克拉索夫、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訶夫等相繼登場，而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更是兩座巍峨的巔峰，至今令人感到鉆之彌堅、仰之彌高。這里選了列夫？托爾斯泰《復活》數(shù)節(jié)，即《聶赫留朵夫老爺》《初戀》《聶赫留朵夫的犯罪》和《瑪絲洛娃的哲學》，標題全是編者所加，選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作夫兄弟》的《叛逆》一節(jié)，略見兩位大師探索人類心靈之廣且深，及其藝術(shù)手法之精妙卓特。此外還選了契訶夫《帶叭兒狗的女人》和十月革命后去國的布寧《舊金山來的紳士》，都是短篇，也都繼承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傳統(tǒng)。
　　由于種種關(guān)系，在世界文學中，中國讀者對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感情最為深厚，即使編者選得再多也不足以滿足讀者胃口。這里“破例”選了大批評家別林斯基一篇關(guān)于俄羅斯文學概觀的著名長文，并附錄了他晚年與果戈理決裂的公開信。正如托爾斯泰在小說藝術(shù)上無人匹敵，別林斯基在世界文學批評史上也堪稱獨步。編者所以選入批評文章，一則想借此彌補無法盡傳俄羅斯文學雄姿之遺憾，一則也希望讀者以別林斯基為楷模，做一個熱愛文學而又不失自己獨立判斷與批評精神的夠格的作家之諍友。
　　德國居歐洲中心，近代以來由于同時得到阿爾卑斯山南麓希臘文明和愛琴海沿岸希伯來文明之灌溉，其哲學和神學思想一直為歐洲文明之冠，文學上也先后出現(xiàn)了萊辛、歌德、席勒、施萊格爾兄弟、海涅、里爾克、托馬斯？曼、黑塞等一大批巨擘，但本書只選了奧匈帝國時期住在布拉格的猶太裔作家弗蘭茲？卡夫卡的短篇《判決》。有人說尼采結(jié)束了近代歐洲文明，卡夫卡才真正開啟了現(xiàn)代文化新流，語雖夸張，卻也指出了卡夫卡小說對現(xiàn)代人類心靈狀況的深切把握和藝術(shù)上迥異前賢的獨特創(chuàng)造。
　　波蘭始終處于歐洲諸大國包圍之中，多災多難，但其文明之光焰不可小覷，這里所選顯克微支代表作《燈塔看守人》最能見出波蘭民族國力雖弱而精神足可傲人的特點。選文是施蟄存的白話譯本，另可參見“周氏兄弟”的文言譯本，或可有助一窺我國作家翻譯外國世界文學兩個階段的不同策略與風格。
　　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歷史上曾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但又有其流傳有序的本土悠久之傳統(tǒng)和獨特之民族精神。明治維新后，日本在亞洲各國中率先學習西方，善于模仿，也勇于推陳出新，文壇上一時名彥輩出，甚至有“小希臘”之稱，反過來給中國現(xiàn)代文化以極大滋養(yǎng)。這里選了芥川龍之介《地獄變》，當然只能嘗鼎一臠，好在日本文學的中文翻譯由來已久，成績斐然，讀者不難由此拓展，上下求索。
　　美國文學名家選得較多，從梭羅《瓦爾登湖》片段到威廉？�？思{短篇《獻給愛米麗小姐的玫瑰》、艾薩克？辛格《傻瓜吉姆佩爾》、塞林格《麥田守望者》片段直至厄普代克短篇《大西洋—太平洋食品商場》，包含了美國文學建立自我精神之初到海納百川、變化多端以至引領(lǐng)世界文學風尚的不同階段。
　　中國讀者知道拉美作家，是在1980年代中期，當時“拉美文學爆炸”震驚世界，中國文學也剛剛結(jié)束十多年沉寂而進入“新時期”，對拉美作家格外心有戚戚焉。許多作家對拉美文學的興趣甚至超過對歐洲和北美文學的關(guān)注，比如“尋根文學”和“先鋒派作家”。這里只選了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與中國有聯(lián)系的名篇《小徑分叉的花園》。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既然是外國文學的中文翻譯，嚴格說來就不是外國文學按照其各國語言呈現(xiàn)出來的本來面目，而只能是用中文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即便如此，本書也絕不能反映近現(xiàn)代以來中國人在外國文學翻譯事業(yè)上取得的整體成就，比如大量的詩歌與戲劇，比如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北歐、印度和亞洲其他國家的文學，均付闕如。好在我們這里不是編文學史，也不是提供世界文學的一個完整讀本，只是想引起讀者進入漢譯外國文學廣闊天地的興趣。僅此而已，豈有他哉。
　　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以翻譯外國文學揭開序幕，這是稍稍知道一點文學史常識的人都承認的不爭事實。19世紀末20世紀初，翻譯外國文學更是面臨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國文壇的一項主要內(nèi)容，許多能文之士都直接間接參與了譯事。當時特點，一是譯才眾多，有專門的文學翻譯家，有作家兼翻譯家，有自己不懂外文而和別人合作的譯手。二是取材極廣，年代、國別、題材和體裁均不拘一格。三是目的各不相同，有的譯者是有所為而從事翻譯，比如為了吸取域外新的文學養(yǎng)料，或借他人酒杯澆自家之塊壘，或純粹為了好奇并賺取商業(yè)利潤。四是翻譯的渠道五花八門，或直接從原文翻譯，或“轉(zhuǎn)譯”，即借助一部外國文學作品的其他某種外文譯本用中文進行再度翻譯，或“重譯”，就是一部作品先后或同時出現(xiàn)了多種中文譯本，或為無意的重出，或為有意的競爭。翻譯方法也因人而異，有忠于原文的“直譯”，有雜糅譯者理解的“意譯”，還有大量既非直譯亦非意譯的改寫和編譯——也許可以稱之為“譯作”，即翻譯兼創(chuàng)作。
　　豐富多彩的外國文學翻譯為真正意義上的本土文學革新敲響了鑼鼓。中國新文學草創(chuàng)之初，因理論先行而創(chuàng)作滯后的尷尬，幾乎一致將目光投向外國文學的翻譯，白話文寫作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直接學習外國文學，或間接學習外國文學的中文譯本，或從外國文學的中文翻譯行為中有所領(lǐng)悟。 許多新文學作家都曾經(jīng)是近代以來漢譯外國文學作品的忠實讀者，他們登上文壇之后，有的始終翻譯不輟。重要作家如魯迅，甚至把翻譯外國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生命線，認為一旦停止翻譯，中國文學就會“由聾而啞”，斷了運送精神食糧的渠道，自己說不出話來了。 當代中國雖然沒有像現(xiàn)代時期出了那么多翻譯大家，但作家們借助中文譯本，往往也能對自己所傾心的外國文學如數(shù)家珍。
　　因為有這種自覺，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翻譯在世界范圍內(nèi)極具特色，其規(guī)模以及對本土文學的貢獻為其他國家所罕見。一百多年來出現(xiàn)了大量優(yōu)秀的翻譯人才，以及大量外國文學的漢語譯本。時間上，從古希臘、羅馬、希伯來和印度文學到當代世界各國文學，幾乎無有遺漏。國別上，幾乎囊括了所有國家的重要文學作品。許多外國文學名著在中國都擁有不止一種譯本。經(jīng)過數(shù)代外國文學翻譯家的不懈努力，終于在中國讀者面前呈現(xiàn)了比較完整的世界文學圖景，大量不懂外文的中國讀者得以透過現(xiàn)代漢語欣賞到世界各國不同時期、不同風格流派和不同體裁的名篇佳作，與千萬里之外不同文明圈里的人們心心相印。
　　持續(xù)的翻譯拓寬了中國文壇眼界，使中國讀者的閱讀興趣從封閉的本國文學傳統(tǒng)轉(zhuǎn)移到無邊無際的世界各國文學，鑒賞、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參照系為之一變�，F(xiàn)代中國外國文學翻譯對本土文化和文學的影響，借王國維的話說，其意義蓋超過漢唐佛經(jīng)翻譯，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天地 。中國文學從此開始真正走進世界文學大家族，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真正在中國文學里發(fā)生了。
　　外國文學翻譯在進行過程中不斷遭遇的問題，以及翻譯界、創(chuàng)作界和批評界對這些問題的反思，也直接促成了中國文學本身的自覺。
　　這些問題包括：為什么要翻譯？應該選擇怎樣的外國文學作品來翻譯？在選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和語種的外國文學進行中文翻譯時，會暴露出怎樣的“翻譯的政治”？歐美大國的文學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學對現(xiàn)代中國是否存在不同價值？外國文學哪些方面容易與我們溝通，哪些方面完全不同于我們的文化和文學的傳統(tǒng)而不易為我們所理解？怎樣才是理想的翻譯語言？如何解決翻譯過程中引發(fā)的語言問題？中國作家自己的語言追求和翻譯文體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仍然是外國的，還是已經(jīng)融入漢語文化圈而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用現(xiàn)代漢語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和現(xiàn)代中國作家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究竟怎樣？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不僅構(gòu)成現(xiàn)代中國人在閱讀任何一部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時無法擺脫的闡釋學所謂“前理解”，也成為現(xiàn)代中國人看待本土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面鏡子。
　　讀者倘能帶著這些問題進入具體作品的閱讀，相信更能發(fā)生闡釋學所謂“視界的融合”，與作者、譯者進行更深度的精神對話。
　　郜元寶
　　2014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