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導言：探尋守護公正者的內心世界
     一
     2012年5月24日，首次來華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在清華大學法學院舉行了一場學術講座。我作為布氏新書《法官能為民主做什么》一書的譯者獲邀列席。大法官雖已74歲高齡，但精神奕奕，活潑健談。當天，主辦方在法學院樓前立有一幅中文海報，上有“當代美國最高法院最有智慧的大法官”字樣。得知這段話的意思后，老人家大笑：“哇，這下我回去可就麻煩了�！彼较逻�逗樂說：“等斯卡利亞大法官下回過來，你們可以把這張海報給他看�！�
     無論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還是司法理念上，同樣以智慧過人、文筆犀利著稱的安東寧·斯卡利亞大法官，都可謂布雷耶的“老對手”。雖然倆人私交不錯，但布雷耶的新書還是以相當篇幅，批判了斯卡利亞的憲法解釋方法。我問布雷耶：“斯卡利亞大法官對這些批評有何反應，會不會撰文反擊？”他回答：“他正在寫一本新書，里面或許會有回應。”
     當時，舉世矚目的“醫(yī)保案”庭審已經結束，布雷耶和斯卡利亞分處不同陣營。按照常理，案子將在六月底宣判，無論結果如何，都將對年底的總統(tǒng)大選產生重要影響。多數(shù)媒體的預測是，由于自由派和保守派勢均力敵，最終將由安東尼·肯尼迪大法官投出決定性一票。 當月出刊的《時代》雜志，還將肯尼迪作為封面人物，并附上主標題：“決斷者”。我不便打聽投票詳情，只好旁敲側擊：“肯尼迪大法官仍會起關鍵作用么？”布雷耶微微一笑：“正式宣判前，一切皆有可能�！�
     講座非常精彩。布雷耶妙語連珠，生動詮釋了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當代美國社會和政府體系中的職能，其語言魅力和氣場風度，完全不輸給他的哈佛前同事邁克爾·桑德爾。談到憲法的重要性時，布雷耶像變戲法一般，從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本袖珍版憲法，頻頻揮舞，激起全場陣陣掌聲。講座結束后，他將那本憲法小冊子簽名贈我。我問：“您總是隨身帶著憲法嗎？”他正色道：“當然，憲法是拿來用的，必須隨身攜帶�！�
     事后，我請人將講座視頻配上字幕，上傳至某視頻網站。沒想到這一專業(yè)性較強的講座，居然大受歡迎。截至此刻，已有84720人次點擊收看了這一視頻，新浪微博也有12000多次轉發(fā)，1640個評論。有網友說：“以前總覺得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沉默寡言的老古板，沒想到布雷耶這么和藹可親、風趣幽默，是一位又有學問又愛‘賣萌’的老爺爺�！笔聦嵣�，我自己雖對九位大法官的履歷、個性和立場比較熟悉，但若想對一個人有真切、完整的認識，只“觀其文”的效果，的確遠不如“見其人”和“聽其言”。
     6月28日，“醫(yī)保案”宣判，投出關鍵一票的居然是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而且破天荒地支持了巴拉克·奧巴馬總統(tǒng)的醫(yī)改法案。這一結果，幾乎令各界人士大跌眼鏡。由于羅伯茨向來被視為保守派的中流砥柱，人們紛紛揣測首席大法官為何會有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轉向，保守派陣營和旗下媒體則眾口一詞，痛斥他為“叛徒”。有媒體報道，最高法院內部也為此案鬧得很不愉快，愛憎分明的斯卡利亞甚至找羅伯茨吵了一架，彼此拍了桌子摔了門。理念紛爭赫然已上升到“諸神之戰(zhàn)”的高度。
     7月，斯卡利亞大法官與人合著的新書《閱讀法律：法律文本解釋》出版。 為推廣新書，斯卡利亞先后接受多家電視臺專訪，并澄清了他與首席大法官的不和傳聞：“有人說我與羅伯茨大法官吵過架，這純屬子虛烏有。大法官之間只有法律觀點之爭，個人從不交惡。媒體老喜歡把我們描述成一個瓶子里的九只蝎子，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更有意思的還在后面，《閱讀法律》一書開篇就對布雷耶大法官的批評進行了“反批評”，然而，還未等布雷耶回應，中國讀者非常熟悉的聯(lián)邦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納就掀起了一場新的論戰(zhàn)。8月24日，波斯納在《新共和》雜志發(fā)表了一則長篇書評，指責斯卡利亞新書內容自相矛盾，作者本人亦言行不一，口口聲聲說要嚴格按立憲原意解釋憲法，卻在2008年的“華盛頓禁槍案”等案件中憑個人好惡解釋法律。 斯卡利亞很快發(fā)起反擊，公開表示波斯納的說法完全扭曲事實，只能蒙騙《新共和》讀者這樣的外行，根本不會得到法律專業(yè)人士的認同。波斯納干脆拒絕發(fā)表回應。
     二‘
     從前面這段敘述中，大家可以看到，美國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不僅審理著影響國家政治走向的重要案件，還會著書立說、發(fā)表演講、公開論戰(zhàn)，甚至走到攝像機前接受專訪。擱在十多年前，后面這些行為幾乎難以想象。美國人民雖有鄙視、嘲弄政客的傳統(tǒng)，但對最高法院大法官卻一直非常尊重，甚至普遍存在“法袍崇拜”情結。 在公眾心目中，最高法院大樓被稱作“大理石神殿”，九位大法官也被視為“天神”一般的人物。他們深居簡出，研習法律，審理案件，撰寫判決，守護著憲法與公正。除了開庭和宣判，大法官很少集體公開露面，也不允許任何人拍攝庭審場景。可以說，在政府事務日益講求透明化的今天，聯(lián)邦最高法院已成為美國最“神秘”的機構。早年的許多大法官也認為，與公眾保持距離，可以維系人民對法官的尊敬。
     保持低調和神秘，固然有利于博得尊重，但與公眾的過度隔離，也會產生負面效應。近年來，對最高法院的批評逐漸增多，媒體時常指責大法官們的判決死扣條文，不接地氣，脫離民意。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教育的缺失，美國公眾對最高法院知之甚少。根據(jù)2009年的一項民意調查，僅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可以說出政府三大分支的名稱，但三分之二的人可以說出《美國偶像》節(jié)目三個評委的名字；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法官與議員的區(qū)別；一大半受訪者連一位大法官的姓名都說不出。 民眾的疏離和陌然，意味著司法的正當性和公信力將受到挑戰(zhàn)。
     最高法院也意識到危機所在。約翰·羅伯茨2005年接任首席大法官后，對公眾和媒體采取了更為開放的態(tài)度。上任伊始，他就接受了美國廣播公司《夜線》節(jié)目的采訪。2010年9月公布的《聯(lián)邦司法發(fā)展戰(zhàn)略》，則將加強與公眾的溝通，向人民介紹法院的職能和功用，作為聯(lián)邦法院一項重要工作。
     近年來，大法官們紛紛走出法院大門，致力于推動公民教育。布雷耶、肯尼迪、克拉倫斯·托馬斯和桑德拉·戴·奧康納大法官都參加過公共事務電視臺（C-SPAN）向廣大中學生介紹知名人物的系列節(jié)目《學生和領袖》。布雷耶大法官也在新書中多次呼吁，希望能進一步開放庭審、安排更多民眾參觀法院、建立法官定期與社會各界交流的機制，并開發(fā)更多的法制教育資源。退休大法官奧康納在推動中小學生的公民教育方面，更是不遺余力。2009年夏天，她甚至協(xié)助網絡公司開發(fā)出一款名為“我們的法院”的在線游戲，方便廣大中學生熟悉美國的憲政架構和法院的審判流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0年，當C-SPAN申請對全體大法官進行采訪時，大法官們破天荒地批準了這一請求。九位現(xiàn)任大法官和三位離任大法官，同時接受一家電視臺的專訪，這在美國歷史上，絕對是頭一次。
     三
     C-SPAN的全稱為“公共事務有線電視網”（Cable-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是1979年成立的一家民營、非營利性電視臺，由本書編者之一布萊恩·拉姆創(chuàng)辦。C-SPAN最初只有一個頻道，全天候報道政治選舉和國會辯論情況。1986年和1997年，C-SPAN先后成立了二臺與三臺，節(jié)目類型涵蓋政治活動直播、時事動態(tài)報道、公眾人物訪談、讀書薦書欄目和歷史紀錄片等，陸續(xù)打造了《華盛頓雜志》、《白宮之路》、《美國和法院》和《有問有答》等品牌節(jié)目，還組織拍攝了《白宮》、《國會》等紀錄片，向公眾介紹美國政府機構的歷史淵源和現(xiàn)實運轉情況。
     2009年，當C-SPAN為制作紀錄片《最高法院》，提出進入最高司法機構拍攝，并采訪九位大法官時，并未想到他們將完成一項史無前例的任務。包括從來不愿上電視的戴維·蘇特大法官在內，所有大法官都同意了C-SPAN的請求，先后接受了采訪。面對鏡頭，大法官們侃侃而談，話題涵蓋最高法院的歷史、職能、傳統(tǒng)和規(guī)則，對自己的司法理念、行事風格與個人偏好也毫不諱言。雖然受司法倫理限制，大法官們并沒有談及具體案件的裁判內幕，但訪談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首次公布，信息量非常豐富。
     節(jié)目錄制完成后，C-SPAN將訪談內容統(tǒng)一收入2010年出版的《誰來守護公正：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訪談錄》（The Supreme Court: A C-SPAN Book, Featuring the Justices in their Own Words）一書。 之后，由于約翰·保羅·斯蒂文斯大法官退休，艾琳娜·卡根大法官履新，C-SPAN又對卡根進行了補充采訪，并將新內容增補到修訂版中。本書中譯本即根據(jù)2011年推出的修訂版譯出。
     四
     近些年，在許多學者、譯者和出版界人士的努力下，美國司法題材的圖書逐漸受到重視，對之感興趣的讀者越來越多。人們不僅樂意了解美國的憲政歷程和重大案件，對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審判流程、大法官們的生平、理念和喜好也很好奇。例如，每年有8000多起案件申請由最高法院復審，大法官們要從中選取大概80起審理，這些案子是怎么選出來的？由誰來選？選取標準又是什么？受理案件后，最高法院的庭審是什么樣的？除了法官，有沒有陪審團列席？證人可以出庭嗎？律師發(fā)言有沒有時間限制？是否有空閑發(fā)個微博？大法官們如何判案？內部討論如何進行？怎樣決定判決書主筆人選？重要案件一般何時宣判？大法官會當庭閱讀判決全文么？異議意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的確，在《風暴眼》、《美國司法體系中的最高法院》和《司法的過程》等關于美國最高法院的經典著作中，大家肯定能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 可是，除了專業(yè)研究者，普通讀者可能讀不進這類教科書或“大部頭”，相比之下，《誰來守護公正》這樣的訪談實錄，閱讀界面更為“友好”。借用原書副標題的含義，這本書是讓大法官們用自己的話，向廣大讀者介紹他們的工作，闡釋他們的立場。非專業(yè)人士也可以像欣賞布雷耶大法官的講座視頻那樣，輕松釋解疑惑，獲取信息。
     事實上，即使對法律人而言，這本書也能提供許多有價值的視角或信息。專業(yè)人士固然了解最高法院的訴訟流程和內部操作，卻未必明白大法官們對特定議題的見解。例如，最高法院如何看待民意？民意“一邊倒”的案子，會不會影響大法官們的判斷？庭審之前，大法官內心對判決結果是否已有結論？律師的發(fā)言真能讓他們回心轉意嗎？如果能，他們喜歡什么樣的庭辯風格？許多大法官過去都是出色的最高法院出庭律師，如羅伯茨、肯尼迪、露絲·巴德·金斯伯格等，羅伯茨還曾被譽為“律師中的律師”，作為經驗豐富的過來人，他們對出庭律師又有何建議？喜歡何種發(fā)言風格的律師？大法官的書架上都放些什么書，他們最常用的憲法參考書是什么？每位大法官都配備了法官助理，那么，哪些大法官習慣親自撰寫判決書初稿，哪些大法官喜歡交給法官助理代為起草，各自的理由又是什么？大法官們是否受到科技發(fā)展的影響，他們用不用Google搜索資料，上不上Twitter發(fā)言，會不會把訴訟文書存儲在iPad或Kindle中閱讀？如果某位大法官特別喜歡某個案子，會不會向首席大法官主動請纓，要求撰寫這起案件的判決意見？訪談者就這些問題，向多位大法官提問，并得到風格各異的精彩答案。
     長久以來，人們多習慣從具體案件的投票結果，判斷大法官的政治傾向，據(jù)此給特定大法官貼上溫和派、自由派或保守派等意識形態(tài)標簽。但是，一旦出現(xiàn)像“醫(yī)保案”這樣的案子，“標簽論”或“派系論”可能就無法自圓其說了。換句話說，如果案子還沒開審或宣判，人們就能從大法官的所謂“派系”中猜測出判決結果，這樣的法院是否有資格守護公正，承受世人尊重，恐怕值得懷疑�？梢哉f，只有深入探究大法官們對司法、法治和民意的看法，才可能真正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而本書的訪談內容，正是管窺這些守護公正者內心世界的窗口之一。
     喜歡司法八卦的讀者，也能從閱讀中找到不少樂趣。雖然書中記錄的都是一些嚴肅的訪談，但大家還是可以從大法官們的不同反應和表現(xiàn)中，感受到他們的鮮明個性，了解到許多逸聞趣事。例如，斯卡利亞大法官會抱怨太多好學生都去學法律、做律師，實在是浪費人才，但他又會給未來的出庭律師們支招，告訴他們如何在大法官已在訴狀上批下“胡說八道”幾個字后，利用庭審扭轉敗局�？夏岬洗蠓ü贂�不時賣弄文采，引經據(jù)典，甚至“吐槽”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指責他雖然反對極權，但不注重法治。向來在審判席上惜字如金的克拉倫斯·托馬斯大法官一反常態(tài)，興致勃勃地講述自己駕駛房車、周游全國的經歷。金斯伯格大法官會對自己的中國法袍和丈夫的廚藝津津樂道。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則會與大家分享她接到奧巴馬總統(tǒng)通知提名的電話時的內心感受，以及趕赴華盛頓途中的迷路經歷。包括退休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在內的幾位女性大法官，還各自透露了自己的著裝心得。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為了使全書內容更加豐富、完整，C-SPAN還附上了對幾位最高法院“專家”的采訪內容。這些人或是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員，或長期在最高法院出庭，或者進行過多年司法報道，對法院情況如數(shù)家珍。他們是：《今日美國》資深記者、奧康納和斯卡利亞的傳記作者瓊·比斯丘皮克；前首席政府律師德魯·戴斯三世；最高法院記者團團長、SCOTUS博客創(chuàng)辦人萊爾·丹尼斯頓；前法官助理、著名上訴律師莫琳·馬奧尼；最高法院歷史專家詹姆斯·奧哈馬；最高法院現(xiàn)任書記官威廉·蘇特。從這些人口中，讀者可以從不同視角，進一步了解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歷史、傳統(tǒng)與文化，并獲得更多新穎、有趣的資訊。
     五
     對我來說，翻譯這本大法官訪談錄，是一段非常愉悅的經歷。畢竟，訪談不同于演講，對話相對簡潔，沒有刻意修辭，也不會有繁復的長句和生僻的知識點。不過，為了方便讀者理解，譯者還是就部分術語的含義和對話的背景添加了注釋。
     感謝本書編輯曾健、陳曉潔、美編喬智煒的辛勤工作，尤其是曾健先生，從選題策劃、聯(lián)系版權、內容審校，到確定書名、目錄、裝幀和版式，他事無巨細，親力親為，為本書付出的智慧和心血，一點兒也不比我這個譯者少。感謝中央電視臺的陳曉卿先生，文中涉及電視節(jié)目制作方面的術語，在他的指正下，才避免出現(xiàn)常識性錯誤。感謝鄭曉菊、劉媛和唐磬女士在本書譯校過程中給予的諸多幫助。當然，譯文中出現(xiàn)的任何錯漏，都由我個人負責。
     譯完此書，最令我感慨的，是大法官們在訪談中流露出的焦慮和擔憂：當司法權威逐漸變弱，司法公信受到懷疑時，如何才能讓更多的人了解法院的工作、理解法官的職責，進而明白司法獨立的重要性，成為“大法官說了算”體制的堅定擁躉。面對隱憂，大法官們沒有繼續(xù)在“神壇”上布道，而是離開“大理石神殿”，走進中學、大學校園或媒體演播室，用最平實、淺顯、誠懇的語言向人民宣講：在最高法院這條“流水線”上，作為最終產品的“公正判決”是如何生產出來的？一個擁有三億多國民、上千枚核彈的超級大國，司法公正為何交由九個人守護？人民又憑什么信任這九個人的司法能力和職業(yè)操守？在此過程中，美國人民也見證了這些守護公正者們的法治信仰和人格魅力。而這一過程，對我的中國同行們也一定有所啟發(fā)。
     2012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