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啟蒙運動的世界
　　一、一小群啟蒙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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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紀有許多啟蒙哲人，但是只有一個啟蒙運動。從愛丁堡到那不勒斯，從巴黎到柏林，從波士頓到費城，文化批判家、宗教懷疑者、政治改革者形成了一個松散的、非正式的、完全沒有組織的聯(lián)盟。這些啟蒙哲人構成了一個喧鬧的大合唱。他們之中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但是令人驚訝的不是那偶爾的噪雜，而是整體上的和諧。啟蒙人士統(tǒng)一在一個雄心勃勃的綱領之下。這是一個提倡世俗主義、人道、世界主義，尤其是自由的綱領。這里說的自由包括許多具體形式：免于專橫權力、言論自由、貿(mào)易自由、發(fā)揮自己才能的自由、審美的自由，總之，一個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1784年，當啟蒙運動已經(jīng)基本大功告成之時，康德給啟蒙運動下了一個定義：人類脫離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狀態(tài)。他還給啟蒙運動提出了一句口號：敢于認識，亦即，要敢于去發(fā)現(xiàn)，毫無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權利，要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與其他啟蒙哲人一樣（因為康德只是表達了其他人在論辯中一直提示的觀點），康德認為，啟蒙運動就是：人要求把自己當作一個成人，一個能夠承擔責任的人。正是這一聲明以及啟蒙哲人對這一聲明的同氣相求，使得啟蒙運動成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
　　統(tǒng)一并不意味著眾口一詞。這個哲學聯(lián)盟的一個標志乃是啟蒙哲人們在哲學和政治信念上的各持己見。聯(lián)盟有時也因此陷入危機。少數(shù)——非常少的——啟蒙哲人對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抱殘守缺，另一些啟蒙哲人則斗膽轉向無神論和唯物主義；一些人始終對王權忠心耿耿，激進者則發(fā)展了民主理想。法國人在反對教會和國家、爭取言論自由和人道的刑法的斗爭中，在反對“迷信”的論戰(zhàn)中獲取快樂，英國的文人則對本國的社會政治體制比較滿意。德國的啟蒙學者比較孤獨而無力，幾乎完全回避政治。德國的才子作家、物理學家和懷疑論者格奧爾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貝格在筆記本中私下寫道的：“至少在德意志，一種沉重的稅負堵在啟蒙運動的窗口上。”在那些接觸到新思想的意大利邦國，尤其是在倫巴底和托斯卡納，改革者在公眾中擁有一批贊賞者，而且在愿意聆聽的當權者中也能獲得同情。英國人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革命，法國人正在為革命創(chuàng)造條件，德國人還沒有可能去夢想革命，意大利人則正在借助國家進行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因此，政治經(jīng)驗的多樣性使得啟蒙運動具有各不相同的分支；啟蒙哲人既不是一個紀律嚴明的方陣，也不是一個嚴格的思想學派。如果說他們組成了什么，那也是一種松散的結構，可以說組成了一個家族。
　　如果說啟蒙哲人是一個家族的話，那么這是一個喧鬧的家族。他們是戰(zhàn)友，而且常常有深厚的私人友誼，但是，除了以推動共同的事業(yè)為最大樂事外，其次就是以批判戰(zhàn)友為樂事了。他們彼此展開無休止的論戰(zhàn)，有些交往完全是唇槍舌劍，毫不客氣。后人對啟蒙運動的許多指責——天真的樂觀主義、傲慢的理性主義、非哲學的哲學化——最初都是出自他們彼此之間的攻訐。甚至有些從那時就開始流傳的誤解也是出自啟蒙哲人：伏爾泰制造了所謂盧梭崇拜原始生活的謠言，狄德羅和維蘭德重復了這種說法；休謨和另外一些人是最早把伏爾泰的優(yōu)雅機智誤解為玩世不恭的。
　　讓他們的敵人幸災樂禍的是，啟蒙哲人把他們自己的氛圍搞得極其緊張：朋友關系都很情緒化，爭吵時驚天動地，和解時涕泗橫流，私事炒得沸沸揚揚。狄德羅除了對盧梭外，對其他人的缺點都很大度，但是他很難原諒達朗貝爾在與他合編《百科全書》時因謹慎而臨陣逃脫。伏爾泰最喜歡那些才能不如他的人，卻對狄德羅表示了讓人不舒服的、莫名其妙的敬意，參與他本人其實不以為然的《百科全書》；狄德羅則對這個時代的文壇霸主報以蹩腳的頌揚。狄德羅在給索菲·沃蘭的信中贊美伏爾泰，但是說他行為古怪：“有人把一頁紙給他看，上面有日內(nèi)瓦公民盧梭剛剛胡亂寫成的攻擊他的內(nèi)容。他勃然大怒，大發(fā)雷霆，把盧梭稱作惡棍；他巴不得有人把這個卑劣的家伙打死。當場有人說：‘看看，我敢說，今天、明天或后天，他會求你收容他。你打算怎么辦？’‘我該怎么辦？’伏爾泰咬牙切齒地回答：‘我該怎么辦？我會拉著他的手，領著他進入我的房間，然后對他說：看吧，這是我的床，這幢房子里最好的床，躺在那里睡覺吧，后半生就睡在那里吧，祝你快樂�！�”1故事有趣，但綿里藏針。狄德羅欣賞伏爾泰的作品和仁慈大度，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絕不信任他。直到1778年，他們兩人才見面，當時伏爾泰返回巴黎，不久就故去了。至于德意志人的同道，例如萊辛，他們與法國人保持一種疏遠的、得體的、有點讓人不太愉快的關系：他們崇拜法國人，但心懷嫉妒，盧梭最初受到所有人的追捧，然后他拒斥所有的人，也遭到所有人的拒斥，甚至遭到大衛(wèi)·休謨的拒斥。胖乎乎的休謨毫無嫉妒之心，善于交際，快樂寬厚。似乎只有他廣受歡迎，是啟蒙哲人家族中受寵愛的小舅舅。
　　啟蒙家族這個比喻不是我的發(fā)明。啟蒙哲人們就這樣說。他們自稱是一個“小團體”（petitetroupe），有共同效忠的事業(yè)和共同的世界觀。這種意識超越了他們彼此之間的激烈爭吵：啟蒙哲人沒有一個政黨綱領，但他們確實結成一黨。有些最難聽的指責只是生在家庭內(nèi)部，一旦變得公開，通常會用于大量的客套言辭來加以粉飾。此外，外界的騷擾或對騷擾的擔心也驅使啟蒙哲人們想到他們的共同之處，忘掉他們之間的分歧。只要得知一本書被查禁焚毀、一個激進作者被投入監(jiān)獄、一段異端文字被審查刪除，那就夠了。他們就會聚集隊伍，愛挑事的官員就得面對一場突然的戰(zhàn)斗：與伏爾泰歇斯底里地號召團結相比，1758年愛爾維修發(fā)表《論精神》引發(fā)的風暴，翌年對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的查禁，更能把啟蒙哲人變成一黨。那些試圖摧毀這一運動的批評者反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757年，報人弗雷隆向書報檢查主管馬爾澤布指控狄德羅是“一個大團伙的頭目，他掌管著一個人數(shù)眾多的社團。這伙人每天都在用陰謀詭計來發(fā)展壯大自己”。但是馬爾澤布依然盡其所能地保護啟蒙哲人。一個名叫帕里索的報人，為人精明，政治嗅覺靈敏，但品味較差。他在1760年寫了一部名為《哲人們》（Lesphilosophes）的二流喜劇，嘲笑盧梭，說他是一個近乎猿猴的野人，奚落愛爾維修、狄德羅和杜克洛，說他們是一幫無原則的偽君子，用精心的謀劃來剝削社交界那些輕浮盲從的女士。帕里索肯定地說：“盡人皆知，這些哲學大腕有一個攻守同盟�！�2很顯然，這種攻擊奈何不了這些大腕。賀拉斯·沃波爾不喜歡這些人，他在1765年來到巴黎時一下子就認出了這一小伙人。他在給托馬斯·格雷的信中寫道：“哲人們是一些信口開河、膚淺而又傲慢的狂熱分子。他們不停地說教……”
　　沃波爾的刻畫過于情緒化，有失公允。實際上，啟蒙哲人比那些狂熱的傳道者更能容忍不同的意見。伏爾泰很高興地承認，盡管無神論誤入歧途，具有潛在的危險性，但是一個有許多個霍爾巴赫的世界會是很愜意的，遠遠比一個充滿基督徒的世界更愜意；霍爾巴赫對伏爾泰提倡的自然神論并不看好，但也投桃報李地表示敬意。當然，有一個事情差點打碎了啟蒙運動的團結，那就是啟蒙哲人們對盧梭的迫害。但是這些迫害者并不這樣看。他們?yōu)樽约旱拇直┻M行辯護，說盧梭自行脫離這個家族，是最不齒的人，是啟蒙哲人的逃兵。1762年7月，就在盧梭的《愛彌兒》遭到查禁和焚毀不久，狄德羅在給索菲·沃蘭的信中寫道：“不，我親愛的，不，盧梭的事情不會有什么后果的。他有熱烈的擁護者。他用說啟蒙哲人的壞話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因為他們對我們的仇恨遠遠大于他們對上帝的愛，所以盧梭把基督拖進污泥里，對于他們來說也就無關宏旨了。只要他不是我們中的一員就行。他們一直希望他能浪子回頭；他們確信，我們陣營的逃兵遲早會加入他們的陣營�！辈贿^，啟蒙哲人之間的論爭通常采用伏爾泰評說霍爾巴赫時的那種口氣，而不采用狄德羅評說盧梭時的腔調(diào)。狄德羅在這封信中用“我們”來對抗“他們”，使用軍事比喻，對反對派懷有刻骨仇恨；這種修辭方式也暴露了18世紀60年代啟蒙人士表面上信心十足并團結一致，內(nèi)心卻焦慮不安的事實。
　　那時，啟蒙運動成了在一面旗幟引導下的一支軍隊，有一個大型的核心軍團，有左翼和右翼，有勇敢的偵察兵，也有差勁的掉隊者。啟蒙運動還征募士兵，那些人并不自稱是啟蒙哲人，但他們是這些啟蒙哲人的師友或門徒。這個啟蒙家族聚在一起，緣于政治策略的需要、教會和國家的敵意以及文人爭取提高聲望和增加收入的斗爭。但是，啟蒙哲人之間的凝聚力有更深的根源。在策略同盟和私人友誼背后，是一種共同的經(jīng)驗使他們?nèi)ソ�構一種融貫的哲學。這種經(jīng)驗——給各個啟蒙哲人打上的標記深淺不同，但給他們?nèi)�體都打上了標記——就是他們對古代的追慕、他們與基督教的矛盾以及他們對現(xiàn)代性的追求這三者之間的辯證互動。這種辯證關系界定了啟蒙哲人，使他們與同時代的其他開明人士迥然有別：與其他人不同，他們利用自己的古典學問來擺脫基督教遺產(chǎn)對他們的束縛，接著，在與古人打過交道后，又轉向一種現(xiàn)代世界觀念。啟蒙運動乃是古典主義、對宗教的褻瀆以及科學三者的變幻混合；啟蒙哲人可以說是現(xiàn)代的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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