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間兩面緣
　　——沈從文與施蟄存最后兩次會見時間考辨
　　在邵華強《沈從文年譜簡編》、糜華菱《沈從文生平年表》、沈虎雛《沈從文年表簡編》之后，吳世勇又推出了集大成的《沈從文年譜（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這實在是沈從文研究界的一件盛事，相信所有的沈從文閱讀者和研究者都將會從此書中獲益匪淺。
　　這部《沈從文年譜》在敘及沈從文的生平交誼時多次提到施蟄存，這當(dāng)然是因為兩位先生之間有著六十年的交往和友誼，而且六十年間還留下了很多見證友誼的文字，使得年譜在記錄時有著可靠的根據(jù)，從而做到信而有征，鑿鑿可據(jù)。不過，由于六十年間的材料實在太多，在編寫年譜時必然會采用相關(guān)的回憶文章之類的記錄，而對這許多第二手的材料要想一一確切證明卻又實在不易，因此出現(xiàn)某種差錯也 就幾乎是難以避免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這里要說的就是《沈從文年譜》在1981年7月結(jié)束時寫下的一條記載：“7月，施蟄存帶研究生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時，到沈從文家拜訪。這是他們1963年見面后十八年來第一次見面。”
　　年譜的這一記載，依據(jù)的應(yīng)該是施蟄存1988年8月在沈從文去世后所寫的悼念文章《滇云浦雨話從文》中的回憶：“一九六三年，從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飯店。他和巴金一起來看我，其時我新從‘右派’改為‘摘帽右派’�！�…過一天，我去衡山飯店回訪，適巧有別的客人接踵而來，我只能稍稍坐一刻，就辭別了。這一別，就是音訊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guī)а芯可�到北京，在北京圖書館找論文資料。我擠出一個下午，到崇文門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未見面的張?zhí)煲�，此后，就到附近東大街去看從文。時已傍晚，話也不多，我想走了，從文和他夫人卻堅邀我吃了晚飯走。我就留下來，飯后再談了一會兒，我就急于回北師大招待所。這是我和從文最后一次會晤�！�
　　然而，據(jù)《沈從文年譜》，1963年他只在下半年由全國
　　政協(xié)安排去廣東、廣西、湖南等地視察過一個月，并沒有去過上海。倒是在1962年2月底，沈從文在結(jié)束開始于1961年年底的江西之行時，歸途繞道上海、南京返回北京，在上海的時間是2月26日至3月3日，住在錦江飯店。雖然年譜中只記錄了沈從文2月27日去巴金家拜訪的事情，沒有提到施蟄存，但施蟄存回憶中的那次“文革”前的見面，應(yīng)該就是指的這一次。
　　另外，施蟄存這一回憶中說到自己“新從‘右派’改為‘摘帽右派’”，而據(jù)《施蟄存日記》（文匯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選編者沈建中在《編后小語》中的記述，施蟄存1957年8月被劃為“右派”，1961年9月摘去“右派”帽子，說1962年年初“新從‘右派’改為‘摘帽右派’”似乎要比1963年更加切合實際。
　　《施蟄存日記》中被稱為“閑寂日記”的部分，始于1962年10月1日，訖于1965年12月31日，其中1963年的日記中也確實沒有和沈從文見面的記錄。因此，應(yīng)該可以確信沈從文、施蟄存二人“文革”前的那次見面就是1962年春天的這一面（沈從文所住的地方也應(yīng)該如年譜所說是錦江飯店而
　　非衡山飯店），施蟄存的回憶有誤。不過《沈從文年譜》既沒有在1963年記錄他和施蟄存見面的事情，也沒有在1962年記錄，對這次見面根本沒有在當(dāng)年的紀(jì)事中提到，第一次提到就是1981年7月的這一處追溯。
　　如此，則施蟄存回憶中所說的他和沈從文“音訊不通的十八年”就應(yīng)該是十九年了。這也可以從《施蟄存日記》中被稱為“昭蘇日記”的那部分記錄中找到證據(jù)�！罢烟K日記”始于1981年7月7日，訖于1985年5月31日，其中1981年部分是施蟄存“1981年7月7日帶研究生五人到北京圖書館閱書，25日返滬”的日記。其中7月14日的日記中有著這樣的記載：“下午訪張?zhí)煲�、沈從文�！边@也就是施蟄存回憶中他與沈從文在“文革”后那唯一的一次見面了，《沈從文年譜》在1981年7月所記的也就是這次見面，同時這也是沈、施二位先生之間的最后一次見面。
　　然而，施蟄存1981年2月20日所寫的《重印〈邊城〉題記》一文，卻又提供了與此不同的信息。在這篇《題記》中，施蟄存提到他“去年”到北京見張?zhí)煲淼氖虑�，提到和沈從文見面并談�(wù)撝赜　哆叧恰返氖虑�，也提到沈從文�?br />　　他寫文章的當(dāng)時正于美國講學(xué)的事情（沈從文實際已于1981年2月17日回到北京），文中還寫到了研究沈從文的美國學(xué)者金介甫：“去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錦江飯店會晤了美國青年金介甫�！薄拔覀冋劻藘尚�時的沈從文才分別，后來聽說他果真到湘西去旅游�！苯鸾楦�1980年夏天的來華和沈從文1980年冬天的赴美都是日期明確的事情，而施蟄存為之作“題記”的《邊城》于1981年11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些都可以證明施蟄存的這篇文章確是寫于1981年，而不會更遲。
　　如此，按照這篇文章的說法，施蟄存在北京和張?zhí)煲怼⑸驈奈囊娒娴臅r間就不是1981年，而是1980年了。施蟄存回憶中所說的他和沈從文“音訊不通的十八年”就還真的正是十八年。
　　這一來就可以證明《施蟄存日記》中關(guān)于1981年7月到北京的記錄是錯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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