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平與個性
　　不止一次，克爾凱郭爾把天才比做逆風而上的雷雨。提出這個比喻的時候，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自己。不過，就他的學術生涯而言，這個比喻倒不失貼切。他像馬克思和尼采一樣，以勇于反叛19世紀的思想而聞名。他們在各自的著述中有意識地對抗自己那個時代的主流思潮和傳統(tǒng)。直至去世之后，他們的重要觀點才獲得廣泛的接受。
　　就克爾凱郭爾而言，人們對他的接受來得特別慢。他用丹麥語寫作，與他同時代的丹麥人認為他是一個“多余的”人，至少他自己是這么看的�；蛟S時人沒有讀他寫的東西，或許他們讀了，但誤解了其中的內(nèi)在含義。他于1855年去世，之后不久他的著作就有了德文譯本，但開始并沒有產(chǎn)生什么影響，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和結(jié)束后，它們在中歐的影響才變得日益顯著。他之所以獲得至今仍無可爭辯的世界聲譽，是因為他的名字首先和存在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這一哲學運動在20世紀30至40年代聞名于世。作為一位思想家，他可能顯得晦澀、充滿爭議、難以分類。然而，他確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
　　對于死后的聲名，克爾凱郭爾即使能夠知道也不會感到奇怪。他自己曾自信地預言了這一點。他說，終有一天，人們將認真研究他的著作，贊賞書中獨特而深邃的見解。至于這個預言是不是讓他感到純粹的滿足，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到未來世人對自己的重視，只是把這看做一個事件，并非為了孤芳自賞，反倒是一種諷刺的評論。他把將來那些會贊許他的人稱為“教授”。換句話說，他在世時那些自鳴得意的學術機構的未來成員正是他痛批的對象。誠然，在這一點上，他的學術生涯愈接近尾聲，他的觀點便愈發(fā)尖銳，這和他對教會的憎惡愈來愈明顯是一樣的。話說回來，他對學術機構的敵視源自更早的時候他對某種東西產(chǎn)生的深深的懷疑，他認為這種東西對自己那個時代的學術氛圍是有害的。這種東西便是被他稱為“對客觀性的錯覺”的成見。一方面，這種成見用一層層的歷史解說和偽科學推理來窒息主觀經(jīng)驗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它喜歡從抽象的理論角度來探討思想，根本不去考慮這些思想對于具體的世界觀有何意義，對于活生生的人所承擔的義務有何意義。克爾凱郭爾所有的著述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證明了個體在面對這些傾向時需要強化自我的完整性，而他自己的個人生活可以說就例證了這一點。他的創(chuàng)作和他作為個體的存在相輔相成，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忠實地記錄在他浩繁的日記中。克爾凱郭爾二十一歲開始寫日記，這些生動的文字有助于我們了解他奇異而復雜的個性中那迷宮般的隱秘之處。
　　索倫?奧比?克爾凱郭爾于1813年5月5日生于哥本哈根，是家里的第七個孩子。父親米凱爾?佩德森?克爾凱郭爾是一個退休的針織品商人，年輕時是個農(nóng)奴，后來獲得自由人的身份。之后，通過自己的努力，也因為從一個叔叔那里繼承了一筆價值不菲的遺產(chǎn)，他成了一個富人。在第一個妻子過早去世后，他娶了亡妻的女仆，生下克爾凱郭爾。母親是個文盲，在兒子的成長過程中，她起的作用并不明顯。相反，父親對他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父親自學成才，做生意十分精明，同時，他還是個虔誠的路德教會信徒，篤信義務和自律�？藸杽P郭爾曾回憶，小時候，父親要求他“絕對服從”自己。不過，令他印象最深的卻不是這一點。父親相信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在神秘的詛咒之下，盡管物質(zhì)生活豐裕，但他時時認為會遭到上天的懲罰。父親的這些思想使克爾凱郭爾生活在陰郁和宗教的罪感之中，這對他日后的生活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做兒子的曾在其日記中回顧道，“從很早的時候開始，這一黑暗的背景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他記得，“父親使我的靈魂充滿了恐懼，還有他那可怕的憂郁，以及我沒有記下來的這種父子關系中所有的事情”（《日記》第273頁）。
　　在任何時候，他從不低估困擾自己的殘疾和困難。不過，還是有人說他從小被當成一個“瘋子”來培養(yǎng)，這些尖銳的話讓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克爾凱郭爾對自己的成長方式頗有微辭。即便人們說這樣的話是因為他的父親，他對這個男人的感情仍是矛盾的：父親活躍的——哪怕是怪異的——想象力令他著迷，父親的才智和雄辯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記憶中對父親懷有深沉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奇怪地糅合了敬愛與懼怕。
　　克爾凱郭爾兒時的一個伙伴稱他在家里的生活是“嚴格與怪異”的神秘交融，而在私立學校的學習也沒有讓他獲得多少解脫。他是一個男孩，可身體羸弱，行動笨拙。他認為自己的外表毫無魅力，對此他又極為敏感。于是他從不參加體育活動，經(jīng)常成為別人欺負的對象。不過，在別的方面，他可毫不示弱。很快，他發(fā)現(xiàn)自己智力超群。后來他承認，當受到威脅時，這一點成了有效的自衛(wèi)武器。他言辭鋒利，容易傷人，尤其善于發(fā)現(xiàn)他人的弱點。據(jù)傳，他擅長揶揄，喜歡挑釁，能把他的同班同學說得直掉眼淚。結(jié)果，他和周圍的人變得疏遠起來，成了一個孤獨內(nèi)向的人，令人憂懼，不討人喜歡。他的同窗所描繪的這一形象可能不太吸引人，不過卻預示了他成人后最直接、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即思想特立獨行，諷刺入木三分。1830年，十七歲的克爾凱郭爾到哥本哈根大學求學。開始一切尚好。第一年，他選修的基礎課程十分廣泛，包括希臘語、拉丁語、歷史、數(shù)學、物理和哲學，并以出色的成績通過相關的全部考試。接著，他踵武自己的兄長彼得，開始攻讀神學學位。彼得具有學術研究的天賦，但十分自負。當時，彼得已提前修完課程，正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克爾凱郭爾的學習進展則沒有如此順利。他對攻讀學位逐漸失去興趣，到1835年，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上課對他來說味同嚼蠟，他“更喜歡一種自由的、也許……多少不太確定的學習，不喜歡客飯，因為客飯事先就讓人知道一周的每一天有哪些客人，要準備什么飯菜”（《日記》第9頁）。如此描述自己對學習的態(tài)度，實際上反映了他當時追求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似乎是在有意反抗家庭讓他接受的嚴肅理想和嚴苛戒律。他經(jīng)常大手大腳地花錢買衣服穿、買酒喝，欠債后，讓父親代為償還。他還常常接二連三地參加各種宴會，光顧咖啡館和餐館，經(jīng)常去戲院和歌劇院，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穿著時髦，鼻子上架著眼鏡，嘴里叼著香煙”。
　　
　　
　　
　　第二章　哲學背景
　　克爾凱郭爾有無數(shù)的評注者，不管他們在其他方面意見如何分歧，卻都傾向于同意他不是一般意義上或傳統(tǒng)意義上的哲學家。一般而言，人們認為，他寫作的總體風格和思考的方向與在他寫作前的約二百年間形成的、典型的哲學研究方法和目的大相徑庭。讀者若是指望在他的著作里看到清晰的論證、細致表述的前提和明確的結(jié)論，那么，他們通常會感到失望。在這方面，他表述觀點的典型方式不僅與笛卡爾和斯賓諾莎等講究秩序的哲學家那種嚴密的步步論證截然不同，而且與洛克和貝克萊這些崇尚經(jīng)驗的哲學家偏愛的、更為隨意的表述模式也大不一樣。17世紀和18世紀的哲學家所關心的核心話題，他也并不太著力研究。他全心追求的也不是關于宇宙基本結(jié)構的認知或人們對實在之本質(zhì)和領域的認識。他那些偉大的前輩們雄心勃勃，要在理論創(chuàng)新上干一番大事業(yè)——這種雄心壯志深深受到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極大成就的影響。如果說依其性情和信念，克爾凱郭爾堅決反對前輩的這些雄心壯志，那是值得商榷的。典型的“思辨”思想家不愿思考日常生活的偶然事件，他高高在上，冷靜地思索關于存在的問題。這樣的思想家很可能無法令他信服，甚至令他反感。除此之外，他有可能認為，這樣的思想家冷漠地對待于普通人而言是重要的東西，這些“系統(tǒng)遵循者和客觀的哲學家”無視普通人的真正利益。因此，有些批評家認為在浪漫主義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反叛中，他是一個極端的代表，而另外一些批評家則認為他不是哲學家，而是反哲學家——不僅因為他贊同不帶偏見地進行研究，而且因為對那些帶著偏見進行研究的人們所得出的設想，他積極地予以解構。對以上這些觀點的思考必須留待后論。不過，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覺得可以孤立地理解克爾凱郭爾的思想和意圖，而不去考慮這些思想和意圖與他那個時代的哲學家廣泛爭論的主題有何關系，那就大錯特錯了。一般而言，他最關心的主題與前輩哲學家討論的主流并非一脈相承，不過，前輩的討論留下的許多話題無疑成為他最為關心的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涉及人類經(jīng)驗在倫理上和宗教上的向度，它們又引出關于倫理和宗教二者的地位和存在之合理性這些根本問題。由此，如果說從一方面來看克爾凱郭爾所關注的問題來自他個人的生活和品性，那么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認為，他目的明確，就是要挑戰(zhàn)自己那個時代廣泛流行的道德及宗教思想。
　　
　　康德和休謨
　　克爾凱郭爾提出的是什么樣的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又起因于何處？要回答這些問題，最便捷的起點便是去看一看18世紀末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提出的某些觀點。不管克爾凱郭爾采用的是什么樣的研究方法，康德自己的哲學毫無疑問是針對他那個時代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档乱幌驁孕牛�在探究物質(zhì)世界時，我們必須與自然科學的成就達成妥協(xié)。具體而言，他從未質(zhì)疑過牛頓對世界所作的描述的意義，也從不打算大大貶低這種意義對系統(tǒng)研究的未來所具有的重要性。不過，他同時深刻地意識到，這種研究到底能涵蓋多大的范圍，這在哲學層面上仍存在爭議。自然科學家所利用的這一類經(jīng)驗手段是不是我們唯一可利用的方法？或者——如有些理論家所主張的那樣——我們對實在的理解是否可以達到更高的層次，不再受制于經(jīng)驗，而是只基于思想和原則，這種思想和原則的有效性可由獨立的理性之眼洞穿？康德的首要目的之一便是一勞永逸地平息這些爭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他力證要獲得知識，光憑理性或感官經(jīng)驗中的哪一個都不行，二者都十分重要。在康德看來，對于感官提供的信息，人的心靈有一套先驗的模式和概念，它們成為一種基礎結(jié)構。的確，人的認知必須遵從這一結(jié)構，同時，對這些模式和概念的合理運用只能限制在感官領域中，任何人若想依據(jù)它們來挖掘處于感官領域之外的真理，那必定是行不通的。根據(jù)這一點，康德嚴格區(qū)分自然科學提出的假想和旨在了解事物的超感覺或先驗秩序的認知性主張。自然科學的假想可以通過實驗和觀察得到證實，事物的超感覺或先驗秩序則超越了這些實驗和觀察所涉及的過程。關于先驗理論的種種觀點屬于“教條的”或思辨的形而上學，是一種“陳舊而詭辯的偽科學”，他相信這類主張最終已由他自己證明是無力的、沒有根據(jù)的。正如他在另一個地方這樣說道：“對事物的了解，如果全部基于純粹的知性或純粹的理性，那不過是幻覺，真理只存在于經(jīng)驗中�！�
　　康德反對人們追求思辨的形而上學，雖然他的觀點非常新穎，極為雄辯，不過大致說來，其觀點和先于他的大衛(wèi)?休謨（1711—1776）早已提出的思想仍有一致性。此外，康德認識到，這些反對意見帶來的結(jié)果超越了學術研究，這一點和休謨的想法同樣類似。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努力求證基督教的基本命題，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存在以及上帝之本質(zhì)的命題，而這些反對意見對上述努力顯然造成了沖擊：康德認為，他的幾個批判無疑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即“就神學來說，純粹從思辨的角度運用理性的所有努力絕對是徒勞的，如此運用其內(nèi)在本質(zhì)也是完全無效的”。即便如此，至于從這些失敗的努力中應該得出什么樣的教訓，兩位思想家的觀點卻有著重要的區(qū)別。對于這一領域里的“自然理性的瑕疵”，休謨的態(tài)度是懷疑和諷刺。對此，他的《人類理解研究》中有一段著名的話。在這段話中，他暗示，任何有理性的人只有“在自己身上連續(xù)不斷地”感受到“圣跡”，才會真心實意地接受基督教的教義。相比之下，康德沒有休謨那么盛氣凌人，他的反應更為復雜，這表現(xiàn)在他的一個絕非出于諷刺的觀點中：為了給信仰留下空間，有必要否定知識。這一多少有些模糊的觀點會引出什么樣的讀解呢？
　　不管康德在思辨的形而上學中看出了什么樣的混亂，我們不應認為他因此就希望徹底鏟除超知覺領域這一概念。實際上，他自己提出的“先驗的唯心論”可以說就是以超知覺領域為前提的。這種唯心論認為，由能感覺到的表象物體構成的經(jīng)驗世界和經(jīng)驗難以理解的物質(zhì)的“本體”世界是不同的。他確實認為，關于這一領域，任何理論層面上的認識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既然思辨性神學的見解意在使我們看到關于超知覺顯而易見的種種真理，它們當然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有些人認為，我們有可能清楚地表明這些見解是錯誤的——這也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在此方面，無神論者比有神論者好不到哪里去。這讓人感到，康德因此認為他的立場至少可以保護宗教信仰的宗旨，使之不會受到“教條的”批判的攻擊。不過，他也相信，他可以采取進一步的行動來為其辯護。這包括把注意力從思辨地或理論地運用理性轉(zhuǎn)移到對理性的實際運用上來，并且對他來說，這意味著考慮關于道德意識的假設。正是在這里，具有實際意義的理性清楚地彰顯自己。
　　啟蒙運動的許多作家喜歡采用自然主義方法來研究道德，休謨也提出了這種研究方法相應的心理學版本。從一個角度看，康德的倫理理論提出了另一種研究方法。例如，康德并不接受休謨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行為，連同判定它們是否道德的標準，最終必須結(jié)合人的激情和欲望來闡釋或讀解。康德認為，這種方法依據(jù)偶然出現(xiàn)的需要和情感來進行道德的抉擇和評價，這相當于把這些抉擇和評價降低到完全主觀的層面，當然會產(chǎn)生變數(shù)。然而，如此界定它們的地位又與一個已然確立的觀念相沖突，這個觀念便是：基本的道德準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它約束所有的人，與人們所處的環(huán)境無關，也不受制于個人的喜好或癖性。對于道德的客觀要求，我們有難以消除的直覺，而這一觀點與我們的直覺相沖突，僅僅這一點就足以使之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并不能由此斷定，我們應該回到那個當時被遵從的觀點，即這些要求之所以正當，是因為它們反映了一個被宣稱的事實：它們表達了上帝的意愿，代表了他的命令。至少按傳統(tǒng)的理解，這后一種思想與康德的思想格格不入：除了所面臨的其他反對意見，它還暗示，個體必須服從一個外在權威的判斷和指揮，該個體因而犧牲了作為一個理性行動者應有的自主和獨立。在康德看來，正是這種理性的實踐構成了道德思維和行動的本質(zhì)。他并不打算否認，理性在我們的行為中起著次要作用，它只表明我們實現(xiàn)自然欲望和目標所采用的方式。不過，他堅持認為，我們之所以有能力成為一種道德的存在，是因為我們能夠抵御“感官”欲望的刺激，決心只服從我們?yōu)樽约憾ㄏ碌脑瓌t。這些原則不是基于經(jīng)驗因素，而是服從純粹的形式條件，這樣它們才可以成為人人都應該遵守的原則——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它們只源于理性，所以凡是理性的行動者，都必須接受這種行為規(guī)范。在貫徹（他相信是）這一學說的全部意義時，康德提出了一種理論，這一理論不但將道德主張等同于我們需要絕對服從的義務，而且把后者比作完全超越自然情感和欲望的自主理性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