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王爾德的一切都是不同尋常的。在這位十九世紀最令人眼花繚亂,最迷人,也是最離譜的文人身上,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傳記作家之一理查德·艾爾曼找到了自己最引人矚目的主角。
艾爾曼為撰寫《奧斯卡·王爾德傳》花費了近二十年的時間,跟他廣受好評的《詹姆斯·喬伊斯傳》一樣,本書也將成為權(quán)威傳記。這部書籍讓人們產(chǎn)生了情緒上的共鳴,書中充滿真實的風格和對話,其評論性闡述含義微妙,讓傳主的肖像就此獲得耀眼的生命力,這位傳主是個復雜人物,他還是萬人迷,偉大的戲劇家,藝術(shù)至上信條的大膽擁躉。而且,我們始終感覺到,他是注定厄運的,正是由于那種杰出才智之特性,也由于王爾德式的調(diào)侃輕易就會轉(zhuǎn)變成奚落,它刺激了傳統(tǒng)勢力,后者轉(zhuǎn)而對他發(fā)出致命一擊,而那恰逢他的藝術(shù)達到爐火純青之際,亦是他以最出色方式掌控觀眾之際(通過《不可兒戲》的成功上演)。
從都柏林童年——母親是堂而皇之的怪人,詩人兼愛國者,父親是著名的外科醫(yī)生——到有羅斯金和佩特任教的牛津大學,他在大學里把自己變成藝術(shù)家和令人迷惑的奇觀,他注定會一舉成名,遭人嘲笑,最后還會走向垮臺,他曇花一現(xiàn)的生涯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他的圈子、他的作品、他的朋友、敵人和愛人。我們讀到,不過二十多歲,他就在倫敦一舉成名,成了唯美主義者的著名象征,對拉斐爾前派、惠斯勒(他那位殘酷的宿敵,跟他展開了一場持續(xù)的智力決斗)、莉莉·蘭特里(他提升了她的檔次)、吉伯特和沙利文(把他塑造成了他們的伯恩桑)來說皆如此……在熱衷演講的美國,他展開了巡回演講,讓紐約社交圈為之著迷,跟那些驚訝的萊德維爾礦工共飲,討好了沃爾特·惠特曼,不明智地冒犯了亨利·詹姆斯。他征服了龔古爾和馬拉美的巴黎,受到薩拉·伯恩哈特的歡迎,讓普魯斯特(和他的雙親)不知所措,在安德烈·紀德那位年輕的浮士德面前扮演了梅菲斯特的角色。
我們讀到,他在男歡女愛之間搖擺——年僅三十二歲,跟崇拜他的康斯坦斯·勞埃德結(jié)婚不過三年(“我……高興極了,簡直失去了理智,”她在接受求婚后這么說),他第一次充分認識到自己是同性戀。他試圖尋求一種激烈的愛,在漂亮的、被寵壞了的、反復無常的艾爾弗雷德·道格拉斯勛爵身上找到了這種愛,他被這種愛摧毀了。他們的可怕關(guān)系的劇情被充分、有力地彰顯于眾——正如它的高潮,通過兩場轟動的審判,通過王爾德的曝光自述,他所受的野蠻監(jiān)禁,以及他四十六歲時不幸死于流放的事實。
王爾德在當時既身處名流圈子,也被歸進了聲名狼藉者的行列,別人和他自己都描述了這一切——通過出色的對話,通過激情、沖突、才氣橫溢的兵來將擋。立足于豐富的史實,其中很多資料還是初次問世,又依靠在《莎樂美》、《道林·格雷的畫像》、《不可兒戲》和其他作品中發(fā)現(xiàn)的傳主新面目——艾爾曼揭示了一個更甚于傳統(tǒng)形象的王爾德,更偉大也更感人,這個王爾德不但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化身,甚至在今天,他也能以那種撩人的才智挑戰(zhàn)我們的假設(shè)!八牟胖,”艾爾曼寫道,“是一種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今天一樣切題……【他】是我們中間的一員!边@部書籍是傳記作家之藝術(shù)的巔峰,通過它,以其獨特且完整的形象,王爾德又回到了我們當中。
在漫長和卓越的寫作生涯中,作為學者、英國文學教師、評論家和傳記作家,理查德·艾爾曼贏取了國際范圍內(nèi)的贊譽。他關(guān)于詹姆斯·喬伊斯的權(quán)威傳記廣受好評,被認為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傳記作品。他的《奧斯卡·王爾德傳》——艾爾曼最后也是蓋棺論定的成就——已被利昂·埃德爾欣然接受,埃德爾認為這部書籍是“傳記藝術(shù)之華”,說“這幅維多利亞時代最不幸人物的肖像超越了艾爾曼廣受好評的喬伊斯傳”。在英格蘭,安東尼·伯吉斯稱它是“偉大的書籍……他的第二部杰作……長期細致工作的成果,它也展示了艾爾曼的細膩批評意識、廣泛和淵博的學識,以及深邃的人道精神。”同名傳記電影即是以本書為原始資料。譯者蕭易此前譯過《伍爾夫傳》和《王爾德藝術(shù)批評文選》,她的譯筆完美呈現(xiàn)了艾爾曼以及王爾德的語調(diào)。
引 言
奧斯卡·王爾德,一聽到這個偉大的名字,我們就會聯(lián)想起他那些讓人驚詫和愉悅的話語。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中,只有王爾德還在被眾人閱讀。適用于那個時代的各種標簽——唯美主義、頹廢精神、比亞茲萊時期——遮蔽不了一個事實,就是當我們提到那個時代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王爾德,他是那么輝煌、壯觀、搖搖欲墜。
早在1881年,他還不到三十歲時,直到1895年中期,他年屆四十之際,這個來自都柏林(途經(jīng)牛津)的可惡的愛爾蘭人一直讓倫敦文學圈感到局促不安,他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還暗示自己是同性戀,與此同時,他對一切至理名言都坦率地加以嘲笑。他以一種公開、隆重的風格拒絕量入為出,行為檢點,尊重前輩,或承認諸如自然和藝術(shù)這一類實體的傳統(tǒng)形式。
他贏得了贊譽,招來了詆毀。關(guān)于他的傳奇流傳開來,也滋生了令人討厭的謠言。人們指控他犯下罪行,從女里女氣到文學剽竊。他是最友善的人,知道這一點的人卻并不多。反之,當他正在撰寫自己最出色的作品,當《不可兒戲》成為他的寫作巔峰之際,被法律生動地稱之為“雞奸”的罪行也落到了他身上。他最終被宣判服苦役兩年,罪名比“雞奸”較輕一等,即跟男性發(fā)生有傷風化的行為。很少有這樣的例子,如此眾多的榮耀之后是這么大的羞辱。
牢獄生涯和隨后在法國、意大利的流放是艱苦的,王爾德被摧毀了。揮金如土的人如今一貧如洗,還遭到昔日熟人的怠慢,他在釋放后繼續(xù)過著那種自己為之入獄的生活。他創(chuàng)作了《雷丁監(jiān)獄之歌》,那之后,就再無作品問世了。1900年,他在一家無名的巴黎旅館中過世,身后留下一份類似遺囑的文字,即《來自深淵》,這篇文字以獄中書信的形式呈現(xiàn),收信者是他的情人艾爾弗雷德·道格拉斯勛爵。它回避了懺悔,雖然承認自己的錯誤(并不是法庭上提到的那些),但為自己的個體性作了辯護。在六十年的時間里,這封信的內(nèi)容陸陸續(xù)續(xù)被出版,它再次引發(fā)舊友之間的爭吵,有生之年,這些人繼續(xù)為自己過去在他生活中的位置爭執(zhí)不休。
同時代的其他人斥責王爾德是前罪犯,但是他們很樂于在回憶錄中提到他。許多無趣的編年記,就像許多無趣的餐桌,正是依靠這位花花公子,它們才在作者身后煥發(fā)出活力。至于廣大讀者,在英語國度,他們從未放棄對他的忠誠,而在外語國家,他的才賦也通過譯本閃耀著光芒。
1878年,王爾德離開牛津時,他自詡是唯美主義的信徒,人們往往認為唯美主義是屬于他的信條。然而,跟人們通常以為的不一樣,他的主題并不是要把藝術(shù)和生活分開,而是要把藝術(shù)跟經(jīng)驗對藝術(shù)的不可避免的責難區(qū)分開來。他的創(chuàng)作幾乎總是以揭露真相收尾。擺弄綠色康乃馨的手突然握住了提出告誡的手指。雖然王爾德文章的最根本優(yōu)點是隱含不露的,不過,他的戲劇和故事的結(jié)局指出,必須摘下面具。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的真實面目。至少王爾德是渴望這么做的。盡管王爾德自詡愉悅之使徒,他創(chuàng)造的世界卻充滿了痛苦。他的思考方式在命運覆敗之際才獲得了充分的體現(xiàn),而不是當它處于巔峰時。
本質(zhì)上,王爾德一直在以最文明的方式解剖他所處的社會,對其倫理進行徹底的反思。他了解一切秘密,能夠揭穿所有偽裝。跟布萊克和尼采一起,他提出,善與惡并不是它們表面看上去的那個樣子,道德標簽無法應對復雜的行為。作為一個作家,他的偉大之處部分就在于,他要求對社會的受害者施與更多的同情。
他的語言是他最出色的成就。它們流暢自如,時而作出讓步,時而表示拒絕。根據(jù)新觀點和新原則,它們重塑了過去那些生硬的說法。充滿朝氣的固執(zhí)己見驟然注入老一輩的寬慰濫調(diào)和令人厭倦的肯定性事物,它是一種受人關(guān)注的自負的無恥。我們愉快地既承認舊制度,又對它發(fā)動叛亂。我們叫嚷著,國王萬歲,同時砍下他的頭。
至于他的才智,它維持著一種平衡,其風險超出了人們的認識。雖然它自詡傲慢,其實是想取悅我們。在所有的作家中,王爾德也許是最好的同伴。他總是身處危險,他嘲笑自己的困境,在喪失一切的過程中,他打趣社會,認為跟自己相比,它粗陋得多,遠不如自己那么優(yōu)雅,吸引力也差得太遠。當我們意識到他的魅力受到威脅,其目光緊盯那扇為愚昧法律敞開的大門,它就變得甚至更加迷人了。
他的部分興趣愛好源自他跟約翰遜博士共享的性格特征(還有兩人的腰圍)。指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英國著名文人。跟王爾德一樣,他也是個胖子。(此類注釋為譯者注,后同,不另標出)就像他堅稱的那樣,他跟他所處的時代之間存在著一種“象征性關(guān)系”。他囊括了可見和不可見的世界,依靠那些不同尋常的觀點統(tǒng)治著它們。有些作者隨著世紀的流逝就不再具有關(guān)聯(lián)性,他不屬于這種人。王爾德是我們中間的一員。他的才智是一種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今天一樣切題。他的藝術(shù)和人生都提出了問題,它們?yōu)樗乃囆g(shù)增添了一種真誠的特質(zhì),而這種真誠是他始終抵賴的。
結(jié) 語
那些實現(xiàn)自我的人,所有人類都在他們身上獲得了部分的自我實現(xiàn)。
——引自《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
王爾德不得不經(jīng)歷兩次人生,一次是慢鏡頭的,然后是高速運轉(zhuǎn)的。第一階段的他是無賴,第二階段的他是替罪羊。在他出獄后度過的那三年半的時間里,他目睹過去認識的很多人都想躲避自己,他們從他眼前經(jīng)過,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一出啞劇。他的妻子不肯接待他,然后,她死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在哪兒。他曾經(jīng)跟諸如惠斯勒和卡森這樣的老對手狹路相逢,這種邂逅是令人生畏的,他們彼此凝視,一語不發(fā)。他曾經(jīng)幫助別人開創(chuàng)他們的事業(yè),但這些人忘了他;雖然莉莉·蘭特里后來謊稱,她在最后幾年里給他寄過錢,但其實她并沒有寄過。奧布里·比亞茲萊猶豫了一下,然后丟下了他。馬克斯·比爾博姆是心懷同情的,但他跟他保持著距離。謝拉德不再跟王爾德交談。這或多或少算是兩群人對他的排斥,一群人受不了他的同性戀,另一群人受不了他總來要錢。道格拉斯零星給了他一些錢,當王爾德索要更多時,就遭到了他的嚴厲拒絕。羅斯和特納無法忽略他,可是為了避免跟他見面,他們確曾途經(jīng)巴黎而不停。弗蘭克·哈里斯代替王爾德撰寫了他的劇本——卻只給他帶來了痛苦。王爾德無論在失敗還是在凱旋中都是引人矚目的,他在巴黎——照他的說法——就跟埃菲爾鐵塔一樣出名。也有充滿善意的時刻。但這種時刻是稀罕的、短暫的。
難怪他凋萎了。他總覺得不幸,苦艾酒和白蘭地抑制了這種不幸,卻沒法消除它。難怪他把越來越多的時間消磨在床上,直到他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臥床不起。他的肉體患病是有原因的,他的精神也一樣。羅斯想要振奮起來,他否定了自己早先說過的話,他說王爾德的最后幾年也沒那么糟糕:雖然他繼續(xù)追逐年輕男人、聊天、吃飯和喝酒,但所有這一切熟悉的活動,都發(fā)生在一種令人沮喪的環(huán)境中,他還記得自己的過去,也知道自己現(xiàn)在變成了什么樣,他過去會一笑置之的那點債務,如今卻只能為之痛哭,每一天都會遭受怠慢和侮辱。英國法律用懲罰錯待了他,英國社會用放逐謀殺了他。
王爾德去世之后,他跟道格拉斯的關(guān)系可以算是完結(jié)了。不過,他們之間還有一種死后的聯(lián)系,就跟生前的一樣紛繁雜亂。是《來自深淵》導致了這種結(jié)果。羅斯覺得自己有責任以刪節(jié)版的形式出版這篇文章,于是,1905年版的《來自深淵》刪掉了所有提及道格拉斯的地方。然而,從中可以看出,道格拉斯顯然是一個具有毀滅性的愛人。1912年,阿瑟·蘭塞姆在關(guān)于王爾德的書中隱約說了這樣的話,道格拉斯為此提起了誹謗訴訟。(在迫使他人道歉和迫使他人達成庭外和解方面,他已經(jīng)開始獲得一定的成功。)羅斯現(xiàn)在覺得,他必須公開《來自深淵》中那些被刪掉的段落,在蘭塞姆的顧問的要求下,整封信在法庭上被宣讀。道格拉斯當時就站在證人席上,不過,在宣讀的過程中,他離開了。他不能忍受這樣的話,王爾德說他的詩歌是大學生的詩歌,他的水準太低,他善于巧取豪奪,他天性淺薄。過了幾個月,他做好了準備,在《奧斯卡·王爾德和我》(Oscar Wilde and Myself)中作出了回擊。
道格拉斯后來否定了這本書籍,不過,在1919年,他重新出版了它,添上了一個新序言,宣布說,他“來到這個世上主要就是為了作為工具,不管我愿意與否,去揭發(fā)和摧毀對王爾德的膜拜和王爾德神話”,還有,他是一個詩人,一個誠實的人。他在出版于1928年的《自傳》中說了差不多同樣的話。這部書籍強調(diào)說,他從未參與同性戀行為。荷馬描述過,海倫從特洛伊回來之后,指責維納斯是讓她跟帕里斯私奔的罪魁禍首,她堅持說她一直渴望回到丈夫身邊。
道格拉斯現(xiàn)在開始以他父親的風格給羅斯的朋友們寫信,對羅斯進行攻擊,直到這種壓力越來越大,就跟王爾德一樣,羅斯不得不提起誹謗訴訟。證人席上的道格拉斯是羅斯無法抵擋的,雖然羅斯本人逃脫了被起訴,但直到1918年去世,他始終深受困擾。在很多人看來,是道格拉斯把他趕進了墳墓。道格拉斯又找到了其他目標: 由于一場針對溫斯頓·丘吉爾的刑事誹謗訴訟,他被判在沃姆伍德監(jiān)獄坐牢六個月,在那期間,他創(chuàng)作了自己的十四行組詩《在高處》(In Excelsis),對《來自深淵》進行回擊。他在詩中說,作為邪惡領(lǐng)袖,王爾德把英國引向黑夜。他父親會為他感到驕傲的。
二十年代末,他開始改變對王爾德的看法。到了撰寫《自傳》的時候,他已經(jīng)變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雖然可想而知,他的婚姻是以離婚告終,但他并沒有,或據(jù)說他并沒有,回到同性戀的老路上。他試圖達到超然和寬恕的境界,然而,“羅斯”的名字依然會讓他心煩意亂。晚年他每天都玩一把賽馬賭博。去世的當天,他賭了兩把而不是一把,兩把都輸了。
道格拉斯的愛是猛烈的,王爾德沒法擺脫他,也沒法跟他好好生活。然而,王爾德最杰出的作品《不可兒戲》佯稱愛情可以很順利地發(fā)展下去。它以排斥的方式記錄了他的情緒,而且以挑釁的態(tài)度證明,這些情緒是可以被排斥在外的。道格拉斯在《自傳》中也留下了一份記錄。這是一部目標明確的作品,不過,無意之中,它也顯得很有趣。雖然這部書籍是公開反對同性戀的,但道格拉斯覺得上帝把他引向“一個最漂亮的小男孩,長著天使般的臉龐,有著天使般的笑容”,小男孩告訴他可以去哪兒尋找證人反駁羅斯。他自己也期待著在天堂中再次變成男孩,他說,在那里,一個人可以處于他想要身處的任何年齡。
跟葉芝、道森或A. E.豪斯曼那種無望的愛情相比,王爾德的情史例證了一種甚至更瘋狂的激情,一種維納斯對自己的獵物的深情。它只會發(fā)生在那種充斥著半公開信息、勒索和誹謗案的偷偷摸摸的時期。他被迫通過審判向世人宣布自己的愛情,但他不可能考慮認罪,他否認了一切,拒絕讓道格拉斯透露他們的關(guān)系,或自己坦白這種關(guān)系。他的行為毀掉了康斯坦斯。起初,道格拉斯在思考之后作了坦白(通過法文),后來他也陷入了同樣的緘默,他隱瞞了好些年,最后才說出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至少也差不多都說了,不過,他這么做的時候,其身份只是一個改過自新的浪子。然而,他當然是從沒有真的改變。整整二十七年,他一直是那個不可抗拒的波西,一位偉大作家的情人。歷史以琥珀的形式保存了他的美貌、他的貪婪、他的狂暴和他的殘酷。
1898年,康斯坦斯去世,1900年,王爾德也去世了,那之后,羅伯特·羅斯扶助了他們的兒子西里爾和維維安·霍蘭德,作為遺稿保管人,羅斯付清了王爾德的債務,為兒子們爭回了版權(quán)。西里爾在一戰(zhàn)中志愿走上戰(zhàn)場,陣亡了。維維安寫書、結(jié)婚,還生了一個名叫默林的兒子,默林生活在倫敦,結(jié)婚了,也生了一個兒子,名叫盧西恩。威利·王爾德和妻子莉莉有一個孩子,是個名叫多莉的女兒,在巴黎,在著名的“亞馬遜女戰(zhàn)士”巴尼的圈子里,多莉贏得了顯赫的名聲。
1909年,王爾德的遺體從巴涅墓地被遷往拉雪茲神甫墓地,由愛潑斯坦制作的著名紀念碑就是在那個時候被樹立起來的。科爾里奇·肯納德爵士(Sir Coleridge Kennard)的母親卡魯太太為紀念碑支付了費用。羅斯死于1918年,他的遺囑指示說要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王爾德的墳墓中。人們照辦了。紀念碑上刻著《雷丁監(jiān)獄之歌》中的句子:
外人的眼淚將會盛滿
他那早已破損的憐憫之甕,
因為哀悼他的人將會是被放逐者,
被放逐的人總是心懷哀悼。
“所有的成功里都會有庸俗的東西!蓖鯛柕赂嬖V歐沙利文!白顐ゴ蟮娜说瓜铝耍蚩雌饋硎堑瓜铝!彼v的是帕內(nèi)爾,但適合帕內(nèi)爾的話在另一方面也適合王爾德。跟他預言的一樣,他的作品流傳了下來。在他的身后,我們前赴后繼,去爭取藝術(shù)中的最高虛構(gòu),把藝術(shù)和社會變革聯(lián)系起來,把個人和社會的推動力結(jié)合起來,保護那些反常和獨特的事物,讓它們免受凈化和標準化的侵襲,用同情的道德觀去取代嚴厲的道德觀。與其說他屬于維多利亞的時代,不如說他屬于我們的時代。如今,他再也不會遭到丑聞的打擊了,他最好的作品經(jīng)受住了時間的檢驗,他仍然活在我們的心中,一個高大的身影,笑著,哭著,編織著寓言,講述著悖論;那么慷慨,那么逗趣,那么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