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是舉世聞名的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說：契訶夫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shù)家”。托馬斯·曼斷言：“毫無疑問，契訶夫的藝術(shù)在歐洲文學中屬于最有力、最優(yōu)秀的一類�！焙Ｃ魍�也十分贊賞契訶夫的藝術(shù)：“人們對我說，卡特琳·曼斯菲爾德寫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說，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說；但是，在讀了契訶夫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聽了一個聰明博學的醫(yī)生講的故事后，再聽一個尚年輕的老處女竭力編造出來的故事一樣�！备�有意思的是，這位被譽為“英國契訶夫”的卡特琳·曼斯菲爾德本人對契訶夫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她在給丈夫的一封信中說：“我愿意將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換取契訶夫的一個短篇小說�！痹谝黄�札記中她寫道：“如果法國的全部短篇小說都毀于一炬，而這個短篇小說(《苦惱》)留存下來的話，我也不會感到可惜�！痹谖覈�，契訶夫也備受推崇，茅盾生前曾號召作家學習契訶夫的“敏銳的觀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藝術(shù)表現(xiàn)能力和語言的精練”。
一八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訶夫出生在塔甘羅格市，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法國巴登維勒的療養(yǎng)院。他的祖先是農(nóng)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贖得了本人及家屬的人身自

契訶夫是舉世聞名的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說：契訶夫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shù)家”。托馬斯·曼斷言：“毫無疑問，契訶夫的藝術(shù)在歐洲文學中屬于最有力、最優(yōu)秀的一類�！焙Ｃ魍�也十分贊賞契訶夫的藝術(shù)：“人們對我說，卡特琳·曼斯菲爾德寫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說，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說；但是，在讀了契訶夫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聽了一個聰明博學的醫(yī)生講的故事后，再聽一個尚年輕的老處女竭力編造出來的故事一樣�！备�有意思的是，這位被譽為“英國契訶夫”的卡特琳·曼斯菲爾德本人對契訶夫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她在給丈夫的一封信中說：“我愿意將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換取契訶夫的一個短篇小說。”在一篇札記中她寫道：“如果法國的全部短篇小說都毀于一炬，而這個短篇小說(《苦惱》)留存下來的話，我也不會感到可惜�！痹谖覈�，契訶夫也備受推崇，茅盾生前曾號召作家學習契訶夫的“敏銳的觀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藝術(shù)表現(xiàn)能力和語言的精練”。

一八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訶夫出生在塔甘羅格市，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法國巴登維勒的療養(yǎng)院。他的祖先是農(nóng)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贖得了本人及家屬的人身自由。父親經(jīng)營過一個雜貨鋪，一八七六年破產(chǎn)后給人當伙計。契訶夫自幼備嘗人間艱辛，他自己說他“小時候沒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奮的契訶夫憑助學金進莫斯科大學攻讀醫(yī)學。一八八四年畢業(yè)后，在莫斯科近郊開始行醫(yī)。

契訶夫的文學生涯始于一八八○年，為當年風靡一時的幽默刊物撰稿，常用筆名契洪特。當時契訶夫年紀尚輕，又迫于生計，寫下了大量無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鏡子》和《謎樣的性格》便是這類故事。但比起專門供小市民消遣解悶的滑稽報刊的眾多撰稿者來，年輕的契訶夫的目光較銳利，笑聲更健康。他以契洪特為筆名，發(fā)表了許多幽默佳作，揭露當時社會中的丑惡。他描寫卑躬屈節(jié)、不知自尊的小官吏(《在釘子上》，《喜事》，《一個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刻畫凌辱弱者的士紳和老爺(《英國女子》)，嘲笑見風使舵的奴氣(《變色龍》)，譏嘲專制制度的衛(wèi)道士(《普里希別耶夫軍士》)，暴露金錢的腐蝕作用和上層社會的道德敗壞(《在海上》)。這類幽默作品膾炙人口，而《變色龍》可說是契洪特送給世人的一面鏡子，讀者從中可以看到一些現(xiàn)代人的影子。對生活在貧困之中的勞動者，年輕的契訶夫深表同情，寫下了《牡蠣》、《哀傷》、《苦惱》、《萬卡》、《歌女》、《安紐黛》、《風波》和《渴睡》等優(yōu)秀短篇小說。正是在這些作品中，歡樂俏皮的契洪特逐漸成長為嚴肅深沉的契訶夫。

到八十年代下半期，契訶夫的小說在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技巧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他在《草原》中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了農(nóng)民的命運。在《命名日》、《公爵夫人》、《跳來跳去的女人》中，他暴露了偽善、庸俗和虛榮。

這時契訶夫聲譽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學院授予他“普希金獎金”�？少F的是，契訶夫并未陶醉于日益增長的榮譽和地位，他越來越意識到作家責任重大。他迫切尋求“明確的世界觀”，深深感到，如果沒有明確的世界觀，“自覺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是一種可怕的事情�！敝衅�小說《沒意思的故事》正是契訶夫這種內(nèi)心折磨的產(chǎn)物，其中主人公老教授體現(xiàn)了當時知識分子在思想探索中體驗到的苦惱，也反映了作家本人尋求“明確的世界觀”的迫切心情。

正是在這種心情的驅(qū)使下，一八九○年春病弱的契訶夫前去庫頁島。他在這座人間地獄里的見聞提高了他的思想認識，使他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庫頁島之行也拓寬和加深了他的創(chuàng)作意境，使他寫出了《在流放中》和《第六病室》，否定“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控訴監(jiān)獄一般的沙皇統(tǒng)治下的俄國。《第六病室》標志著契訶夫創(chuàng)作中的轉(zhuǎn)折。從此以后，契訶夫的中短篇小說具有了更強烈的社會性、批判性和民主性，其藝術(shù)形式也日趨完善，內(nèi)容和形式達到了完美的統(tǒng)一：真實，樸素，深刻，動人。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俄國的解放運動開始進入無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時期，必須解決雙重的歷史任務(wù)：既要完成反對專制、爭取民主、反對封建殘余、發(fā)展經(jīng)濟、文化和科學的民主主義革命，又要完成推翻資本剝削和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契訶夫是站在民主力量這一邊的。一八九七年冬到一八九八年春，他反對法國反動派誣陷猶太籍軍官德萊福斯，并指責在此案中助紂為虐的蘇沃林及其《新時報》。一九○○年春他協(xié)助安排政治流放犯、社會民主黨人拉金到雅爾達肺病療養(yǎng)院療養(yǎng)。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羅連科一起抗議帝俄科學院撤銷高爾基名譽院士的稱號。一九○二至一九○四年間，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質(zhì)上支援為爭取民主而蒙難的青年學生。這些事實都表明，契訶夫晚年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立場更為堅定，而這正是他后期小說創(chuàng)作的思想前提。

契訶夫在晚期作品中，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農(nóng)村、工廠、小市民和知識階層的日常生活。這些作品展示俄國農(nóng)村的貧困、落后、愚昧和矛盾(《農(nóng)民》、《新別墅》、《在峽谷里》)，暴露和否定資本主義，指出它的不合理性和不道德性(《女人的王國》、《三年》、《出診》)，剖析庸俗、自私和銅臭對人的靈魂的腐蝕(《文學教師》、《掛在脖子上的安娜》、《醋栗》、《約內(nèi)奇》)，反映典型的社會心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套中人》、《醋栗》、《帶狗的女人》、《出差》)，描寫已經(jīng)開始覺醒的知識分子，寫他們與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決裂和對“新生活”的憧憬(《出差》、《醋栗》、《新娘》)。這些作品充滿濃厚的時代氣息和強烈的道德激情，既展示了農(nóng)村、工廠和其他社會階層的生活畫面，也反映了進步知識青年的覺醒和“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社會情緒。

契訶夫的顯著特色是他能夠從最平常的現(xiàn)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質(zhì)。他高度淡化情節(jié)，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憑借精巧的藝術(shù)細節(jié)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揭示重要的社會現(xiàn)象。但他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的深刻的現(xiàn)實主義形象常常升華為富有哲理的象征。在展現(xiàn)人物內(nèi)心世界方面，契訶夫不重細致交待人物的心理活動過程，只求從人物的行為舉止中看出其內(nèi)心活動和變化。契訶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藝術(shù)才能，善于找到適當?shù)臅r機和場合，巧妙而多樣地流露出他對覺醒者的同情及贊揚，對墮落者的厭惡和否定，對美好未來的向往，以及對丑惡現(xiàn)實的抨擊，而且濃郁的抒情意味常以“客觀”而含蓄的敘述筆法為載體。契訶夫是一個有強烈幽默感的作家，在他的小說中，基于所描繪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質(zhì)各異，他巧妙地發(fā)出有著微細不同的感情色彩的笑聲，淡淡的幽默往往與辛辣的諷刺相交織。契訶夫的小說緊湊精練，言簡意賅，給讀者以獨立思考的余地。

無論是作為一個作家，還是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契訶夫的成長和發(fā)展道路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他的作品的社會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契訶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優(yōu)秀作品是人民的寶貴財富。

朱逸森

1994年7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