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理論》主要講述了傳記文學的事實理論，傳記文學的虛構(gòu)現(xiàn)象，傳記文學的結(jié)構(gòu)原理，傳記文學的闡釋策略等，精彩內(nèi)容。

　　趙白生，1964年生，江蘇省溧水人。博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所長。學術(shù)任職有北京大學世界傳記中心主任、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會長、國際傳記文學學會創(chuàng)始人。此外，還擔任《跨文化對話》執(zhí)行副主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秘書長。
　　曾獲哈佛燕京博士論文獎學金（Harvard yenching fellowship，1999-2001）、朱光潛美學與西方文學獎（1998）、趙光潛美文學獎（1997）、北京大學英語系優(yōu)秀教學獎（1996）等。主要編著包括《肖像》（2000）、《傳記文學研究》（1997）、《元首傳》（1995）、《走向后現(xiàn)代主義》（合譯，1991）等。主編有《獨角獸英語閱讀文庫》（96冊、1998）、《布老虎傳記文庫》（96冊，1998）、《傳記文學通訊》（4冊，1996-2003）等。目前正致力于《世界文學理論》和《生態(tài)主義》的研究。

引言“吾喪我”：傳記記傳
第一章 傳記文學的事實理論
第一節(jié) 傳記事實：“心靈的證據(jù)”
第二節(jié) 自傳事實：“我與我周旋”
第三節(jié) 歷史事實：“真相與想像”
第四節(jié) 三維事實：“自傳是別傳”
第二章 傳記文學的虛構(gòu)現(xiàn)象
第一節(jié) 傳記文學虛構(gòu)的本質(zhì)
第二節(jié) 傳記文學虛構(gòu)的成因
第三節(jié) 傳記文學虛構(gòu)的形態(tài)
第三章 傳記文學的結(jié)構(gòu)原理
第一節(jié) 身份的寓言
第二節(jié) 影響的譜系
第三節(jié) 整體性原則
第四章 傳記文學的闡釋策略
第一節(jié) 使命書：制度性自我
第二節(jié) 非我篇：否定的隱喻
第三節(jié) 心理說：理念幻想曲
第四節(jié) 時勢論：英雄無心影
第五章 傳記文學的經(jīng)典訴求
第一節(jié) 新傳記的三板斧
第二節(jié) 文學史的懺悔錄
結(jié)語
參考書目
大事年表
后記

　　在談唯物論時，瞿秋白對“互辯律”（瞿秋白對辯證法的翻譯）十分看重，而對“歷史意識”落墨較少�！抖嘤嗟脑挕穭t正好相反，歷史意識跳躍到前臺，“互辯律”反而屈居暗線�！皻v史的糾葛”、“歷史的誤會”、“歷史的偶然”、“歷史的最公開的裁判”、“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1]等等自始至終，通貫全傳。濃郁的歷史意識彌漫著《多余的話》的每一個章節(jié)，可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瞿耿白對歷史事實的闡釋卻是非歷史的。
　　首先，他切斷歷史，給非歷史性闡釋提供了契機�！抖嘤嗟脑挕肥÷粤嗽邛那锇锥虝旱囊簧�里掀起漣漪的重大歷史事實。最明顯的例子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發(fā)時，瞿秋白只有十三歲，但這場革命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影響�！皣鴨省钡墓适率泅那锇自缒晟�活的一個里程碑。楊之華和羊牧之在他們的回憶文章里都不約而同地敘述了這個故事。瞿秋白的妹妹是當事人，她給我們提供的親歷記無疑更為詳實可靠：
　　哥哥在我們兄弟姐妹中是最年長的。我比他小兩歲。他在幼年時期一些不同凡響的言談舉動，我至今還歷歷在目。他在中學讀書時，為辛亥革命前后的時代風云所激蕩，已經(jīng)憂國憂民，深深思索國家的命運和革命的前途了。他在周圍的人中，最早剪掉了那象征種族壓迫的辮子。我現(xiàn)在還記得他高擎著自己剪掉的辮子，在天井里歡呼雀躍的樣子。在當時他幼小的心里，以為國家已經(jīng)有救了。但到了第二年，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變化。那年的雙十節(jié)，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一個國慶節(jié)，許多人家都掛上紅燈籠，表示慶祝，有的還在燈籠上寫上“國慶”。哥哥卻與眾不同，弄了個白燈籠，寫上“國喪”兩字，掛在側(cè)門上。我那時已經(jīng)懂事，怕惹出禍來，趕忙摘下，他又去掛上；我再去摘下，他還是去掛上，還追來追去地要打我。我終于拗不過他，只好聽憑這盞“國喪”白燈籠懸掛門外，直到天明。事后，我聽他對人說，這時孫中山已經(jīng)退位，袁世凱當了大總統(tǒng)，并且抓著兵權(quán)，還有什么可“慶”的呢！這個“民國”就要名存實亡了。這一年，哥哥也只不過十二歲（下注：應為十四歲），卻懷著這樣深沉的憂國之心，這樣明晰的政治見識，現(xiàn)在想來真令人驚訝！實際上，他在這時候，已經(jīng)樹立起革命的志向了。[1]
　　我們暫且不去討論“這個故事證明秋白從小就愛國”，[2]或者十四歲的瞿秋白就“已經(jīng)憂國憂民，深深思索國家的命運和革命的前途了”，我們先來看一看略去“國喪”這個故事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說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八七會議是主流歷史的一條干線，同時又是瞿秋白一生的三段生命線，那么截去“國喪”的故事，一方面割斷了歷史和個人的紐帶，更重要的是切掉了個人發(fā)展史的源頭。歷史縱向發(fā)展的來龍去脈切斷了，瞿秋白的三段生命線自然銜接不上。所以，他說參加五四運動是“歷史的誤會”，就不顯得那么突兀了。
　　把參加五四運動解釋為“歷史的誤會”，這是瞿秋白非歷史性闡釋的范例。他這樣敘述那段如火如荼的經(jīng)歷：“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當時的一些同學里，誰也不愿意干，結(jié)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lǐng)袖’，我得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盵3]兩個“得”字，一副無奈的神情躍然紙上。那么，瞿秋白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說的那樣被動和無奈呢？事實上，瞿秋白對這一運動“抱著不可思議的‘熱烈’”。[1]表現(xiàn)在行動上就是忘我的投入：“因為疲勞過度，他回校以后，當天即肺病發(fā)作，口吐鮮血，但仍奮不顧身，第二天又積極響應全市�？茖W�？偭T課的號召，作為俄文專修館學生會的負責人，積極領(lǐng)導俄專學生進行罷課斗爭�！盵2]對于他在五四的表現(xiàn)，瞿秋白的好友鄭振鐸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回憶資料，其中有一句話正好回應了瞿秋白怎樣當上“政治領(lǐng)袖”的：“秋白在我們之中成為主要的‘謀主’，在學生會方面也以他的出眾的辯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們的活動，正確而富有靈活性，顯出他的領(lǐng)導天才�！盵3]也許，瞿秋白說的“誰也不愿意干”是事實，但瞿秋白在解釋這一事實時，卻省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鄭振鐸所提供的事實。也就是說，他之所以做上“政治領(lǐng)袖”，并不是完全因為外在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內(nèi)在的品質(zhì)——“出眾的辯才”和“領(lǐng)導的天才”——脫穎而出，更不用說他長期的精神準備。在俄文專修館時，他“哲學研究不輟，一天工作十一小時以上的刻苦生涯”。[4]
　　五四運動是一件大事，需要全景式的透視，可是瞿秋白卻大事化小，拈出一點事實，從一個角度人手，輕描淡寫兩筆，就把它打發(fā)掉了。他不想內(nèi)外結(jié)合，多方位地解釋這段歷史。這樣非歷史處理的結(jié)果，瞿秋白模糊了個人發(fā)展史的內(nèi)在邏輯，完完全全掩蓋了他那顆“浪漫派”（下面加點為原作者原強調(diào)點，下同）的心。這顆心“時時想超越范圍，突進猛出，有一番驚愕歌泣之奇跡”。[5]“‘我’無限”[6]是瞿秋白“無涯”詩的基調(diào)。可是省略了辛亥革命，淡化了五四運動，沒有了永恒的歷史，怎么能體現(xiàn)“無限”的“我”?
　　非社會之我
　　關(guān)鍵性傳記事實的缺席是《多余的話》的又一個顯著特點。瞿秋白曾經(jīng)是學生運動的領(lǐng)袖，當過駐外記者，執(zhí)教過上海大學，后又身居黨內(nèi)要職，交游可謂遍及海內(nèi)外。跟他有過交往或交鋒的主要人物包括：斯大林、布哈林、鮑羅亭、米夫、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張?zhí)�雷、李立三、戴季陶、汪精衛(wèi)、蔣介石、王明、胡適、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等。這些人構(gòu)成了瞿秋白自傳里不可或缺的傳記事實�？墒恰抖嘤嗟脑挕分慌紶柼峒耙粌蓚�人，造成了傳記事實的大片空白。
　　對瞿秋白的傳記作家來說，核心的傳記事實是魯迅。然而，在《多余的話》中，瞿秋白對1931年夏初到1933年底，他在上海同魯迅一起戰(zhàn)斗的生活，一個字也未提。只是說他離開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長假休養(yǎng)醫(yī)病”，“大病，時發(fā)時止，耗費了三年時間”。[1]
　　瞿秋白只字不提魯迅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在國民黨的監(jiān)獄里，他當然不能寫他“和魯迅特別致力于當時文化戰(zhàn)線上政治的思想理論的斗爭，對反蘇反共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對標榜為‘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文藝自由論’，進行了密切的協(xié)同作戰(zhàn)”。[2]他更不能敘述他在魯迅家三次難忘的避難生活，特別是“他們兩人談不完的話語，就像電影膠卷似地連續(xù)不斷地涌現(xiàn)出來，實在融洽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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