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哈特是針對什么問題而發(fā)展出的詮釋社會學方法?兩位都沒有對這個問題給出回答。而我認為，這是十分關(guān)鍵的一個問題。僅僅說明內(nèi)在觀點是對奧斯丁的批判是不夠的，我們會追問為什么奧斯丁外在觀點就是不合適的?社會學中不是存在著行為主義的流派嗎?例如，唐納德·布萊克就認為可以用純粹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xiàn)象以及人的行動，無需關(guān)注人的內(nèi)在的想法。假如這兩種社會學方法都擺在哈特面前，為什么他不以行為主義的方法作為自己的方法論呢?或者說，是什么問題讓哈特意識到行為主義是不適合的?我認為，恰恰因為哈特要處理的是概念問題，他試圖要對法律的重要屬性進行說明，因此，他認為，詮釋社會學的方法更為合適�？傊�，我們要知道哈特為什么與奧斯丁相比是一種進步，我們必須要明確他們共同面對的問題。
（2）詮釋社會學的方法能夠成功處理概念問題嗎?沈映涵女士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回答，她的文章似乎更多是強調(diào)哈特受到這種方法論的影響，但是，這種方法論是不是得出了正確的結(jié)論她的文章并沒有明確說明。而陳銳博士的論文似乎明確表達了對哈特“詮釋轉(zhuǎn)向”的贊同。在這一點上，我持有保留意見。這當然是可以爭辯的，但我認為，預先要處理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是概念問題，以及正確的概念理論是什么樣的。對上述問題有了答案以后，我們的爭論才能夠展開：詮釋社會學是不是一種合適的概念分析，能不能成功地處理概念問題。沒有這些前提性討論，我們是不能對“詮釋轉(zhuǎn)向”給出評價的。因此，對詮釋社會學方法的評價不可缺少對概念問題的關(guān)注與解決。但在兩位的文章中，這個必要的前提沒能完整地展示出來，當然，這可能是篇幅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