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其經濟學深入淺出，他擅長將繁復艱澀的經濟學理論、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用形象的比喻、寓言闡述出來。
《張維迎寓言經濟學》一書整理精選張維迎著作和演講中的42篇經濟學寓言，涵蓋張維迎經濟學理論體系。由三位年輕經濟學者撰文，厘清寓言背后的經濟學原理，特定的時代背景，社會觀念變遷，令人以便捷、輕松的方式，了解一個好的經濟制度應遵循的最基本準則，更了解中國經濟，了解中國。
《張維迎寓言經濟學》特邀著名漫畫家鄺飚創(chuàng)作配文漫畫。
◆精選張維迎著作和演講中的41篇經濟學寓言，涵蓋張維迎經濟學理論體系。著名漫畫家鄺飚創(chuàng)作配文漫畫。
◆中國人的經濟學啟蒙書。領導者洞察改革的透視鏡，企業(yè)家穿越競爭的指向標，老百姓關注經濟的入門圖。
◆陳志武作序推薦：“不知是陜北口音的講故事魅力，還是天賦，反正只要經過張維迎教授一講，深奧的市場經濟邏輯既通俗易懂，又讓你感到‘經濟學離我好近！
從1999年認識張維迎至今，我在許多場合聽過他演講，看過他的著作，而每次聽下來、讀下去，都不得不敬佩他的清晰邏輯和寓言表達能力。這些年里，他陜西老家村里的棗樹、井水、山羊、猴子、“老夫少妻”、“少夫老妻”、和尚、廟，等等，都是“張維迎寓言”中的主角或場景，也成了眾多關心中國經濟和改革話題的同仁們熟悉的“朋友”。不知是陜北口音的講故事魅力，還是張維迎的天賦，反正只要經過張維迎一講，深奧的市場經濟邏輯既通俗易懂，又讓你感到“經濟學離我好近”！
好多人熱衷于強調各個社會的差異，張維迎卻更關注不同社會背后的共同邏輯，因為人的本性是一樣的。其實，這方面話題不太難搞懂，基于常識就能理解：如果沒有共性，人類怎么和平相處、溝通理解呢？但是，在中國，常識未必就是常識。所以，到最后，還是需要多聽、多看張維迎的寓言和故事，他以獨特方式讓我們明白“普世問題”不僅存在，而且是人的本性所致。
張維迎說，幾十年前，在他老家陜北吳堡縣黃河邊上的村莊里，“撈河炭”曾是村民們一個重要的生活來源。每次等黃河大水退去，人們就爭先恐后沖向河灘，把自己的草帽、衣服、麻袋、扁擔，甚至是內褲，蓋在那些被大水從上游沖下來的煤塊上面，以示“有主”。后來，在1990年代初，張維迎在英國留學，讀到了英國學者沃姆斯利在1932年寫的一個真實故事，說在英國約克郡的一個漁村，每次大風暴后，潮水卷起的木頭就會擱淺在海灘上，那里世世代代的漁民們始終遵守一個規(guī)矩：誰最早跑到沙灘給無主的木頭做上標記，木頭就歸誰所有。
這就怪了！張維迎說，“這兩個地方相隔萬里，一個在英格蘭的海岸，一個在中國西北的黃河邊，兩個村子之間肯定不曾有過交流，但他們的游戲規(guī)則完全一樣。”
而在我自己跟彭凱翔、何石軍和林展針對清代買賣妻妾行為的研究中，也碰到類似的“普世問題”。按照Levine（1997—2001）的介紹，公元前2000年的希伯來文獻在談到娶妻時通常用“買妻”、“獲取妻子”這樣充滿交易與產權轉讓的詞語，所付價錢或彩禮都歸女方父親，而且在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中，就規(guī)定“丈夫為了還債，可以賣妻”。明碼標價的妻妾買賣不只是在傳統(tǒng)中國、印度、非洲等社會比較普遍，而且在英國也是到19世紀后期才完全結束。那么，不同社會又是如何規(guī)范賣妻的儀式以確定其“合法性”呢？關于傳統(tǒng)中國賣妻的習俗，可以從19世紀初期流傳于河北定縣的秧歌戲《耳環(huán)記》中看出來，中國人民大學夏明方教授把其中劇情總結為：（一）有一個公認的賣妻市，買賣雙方及當地人都知道其位置；（二）賣主往往大聲吆喝：“你們誰買媳婦來！”（三）被賣者身上插上一根黃白草棍或類似物品，作為待售標記；（四）買賣雙方經過一番激烈討價還價，談好價格；（五）賣方把草棍和妻子交給對方，收到彩禮，交易完成。
按照英國的湯普遜教授介紹，英國民間也很早就推演出一套妻子買賣的程序，“買賣一個妻子……是高度儀式化的，它必須公開并用公眾認可的禮節(jié)來操作�！钡�19世紀，英國人買賣妻子的過程大致分三步：第一，用韁繩套著妻子的身子，丈夫用右手牽著韁繩，把妻子帶到公開市場上走兩三圈，宣布馬上把妻子拍賣；第二，在公開市場上大聲進行競價拍賣，出價最高者勝；第三，價格確定后，到旁邊公共酒吧中，在有證人在場的情況下交錢、簽署買賣合約，之后由買方牽著韁繩把買到手的妻子帶回。湯普遜強調這過程中最為關鍵的是韁繩、公開拍賣、付錢，否則就不合法。
由此看到，英國和中國之前的賣妻儀式也是驚人地相似，連草繩或韁繩的使用、拍賣都一樣！就像張維迎說的，英國和中國相隔那么遙遠，好多世紀以前肯定沒有交流，但他們卻獨立地推演出了類似的賣妻習俗，連儀式都相似！這背后是什么共同的東西或說“普世”的東西在起作用呢？那么，到底是什么驅動了張維迎家鄉(xiāng)的村民和英國海邊的居民，分別推演出相同的確認東西“有主”的“普世”規(guī)則？又是什么促使傳統(tǒng)中國和英國的民間社會，分別推演出類似的賣妻儀式呢？
其實，不管是白人、黑人，還是黃種人，有兩方面的訴求是共同的：一是為了活著，也就是說，當面對生和死的選擇時，都會選擇活著；二是為了活得更好，也就是說，在穩(wěn)定和動亂、確定性和不確定性之間選擇時，都會選擇穩(wěn)定和確定性。
所以，我們的研究發(fā)現：在現代金融市場出現之前，世界五大洲上，各社會都沒有發(fā)達的主動規(guī)避災荒等風險事件的工具，所以，一旦碰到災荒沖擊，一旦一家人面對生存挑戰(zhàn)時，都會被迫變賣任何值錢的東西和人，而對于父系社會里的許多普通人來說，妻子和子女可能是家里唯一能變現的“財產”。于是，就有了現代金融之前的各社會普遍存在買賣妻子、子女的習俗。而儀式和規(guī)則是為了活得更好。亦即，各社會需要想辦法建立明確的規(guī)則，通過規(guī)則的明確度來降低未來沖突的概率，減少產權的不確定性以及交易成本，提升交易契約的可靠性。一個社會或許在某個時間點不理性，甚至做傻事并導致沖突或遭遇劫難，但為了活得更好，他們必須理性地總結、完善規(guī)則，邁向讓社會個人都能活得更好的規(guī)則，包括產權規(guī)則和交易儀式。
“為了活著”和“為了活得更好”—這就是各“普世”現象、“普世”價值背后的驅動力，也是世界一體化大趨勢的動力所在。岑科、傅小永、鄧新華三位作者為了合著《張維迎寓言經濟學》這本書，不僅花了幾年工夫研究張維迎的演講、著作和其他許多文獻，而且也對張維迎的寓言做了精彩的提升，以讓各寓言、各故事更加“接地氣”。他們努力的結果當然不錯，因為這部著作會消除社會中還仍然流行的許多誤解與誤區(qū)，也為中國今后必需的改革做關鍵性的知識鋪墊。中國從漢代到宋代、明代、清代，甚至到民國，不缺短暫成功的改革，但是從歷史長河看，那些改革都是曇花一現，而它們的成功之所以不能持續(xù)，是因為過去兩千年里市場經濟的邏輯不僅沒成為常識，而且沒有人真正搞清楚過。為了使這次改革的成就能長久持續(xù)，我們需要用張維迎的寓言去普及市場的邏輯。
陳志武
2015.5.13
岑科，人文經濟學會常務理事、特約研究員，出版作品《當代中國經濟學家學術評傳：茅于軾》、《大家的經濟學》、《人文經濟學：不用數學的經濟學》等。
傅小永，中國企業(yè)家論壇主編、研究中心總經理，人文經濟學會理事。
鄧新華，媒體人，人文經濟學會特約研究員，搜狐財經副主編。
序 言（陳志武）
作者前言
上篇 體制改革
【市場與政府】
杯水和井水—財富瓜分與財富創(chuàng)造
重組“老夫少妻”—中國經濟增長的奧秘
假如讓狼照看羊—社會保險有危險
砍了小樹當柴燒—企業(yè)為何不講信譽
警惕“賣拐”—管制帶來大問題
把美女畫成猴子—“市場失靈”是誤判
【改革道路】
中國改革的“太極圖”—市場化先于民主化
村長悄悄換斑馬—用政治手段化解改革障礙
轉換“價格溫度計”—市場發(fā)展的關鍵一步
蓋不住的一筐爛柿子—企業(yè)改革爭鳴與波折
保姆何以糟蹋主人的家—企業(yè)改革爭鳴與波折（續(xù)）
充滿希望的囚徒和恐懼的自由人—怎樣為改革“提氣”
先懷孕，再保胎—改革需要冒險精神和行動力
華盛頓夫婦解放黑奴—既得利益者如何變成改革者
【宏觀經濟調控】
幸運的拖拉機—從金融危機評價制度優(yōu)劣
敞開大門讓你偷—美國金融危機教訓
“柳傳志”對“周小川”—經濟轉型靠什么
三天豈能治好慢性�。俊碳ふ叩氖桥c非
被淹死的皇后—巿場信仰和現實抉擇
下篇 企業(yè)命運
【企業(yè)與市場】
月光下與樹影下—為什么是老板監(jiān)督員工？
在每個人的腦門上標注財產—為什么會有職業(yè)經理？
和尚與廟—市場的聲譽機制
找不到別人的錯都是你的錯—市場的責任體系
小伙子還是老太太？—職業(yè)經理人的道德約束與激勵
送一筐果子給鄰居—產權保護與產權分享
電視機與土豆—越容易欺騙消費者的商品越需要品牌
【國企弊病】
變壓器理論—“國資委”主任算不算企業(yè)家？
假如把月亮交給農村老太太—被誤會的“科斯定理”
乾隆皇帝的生產率—國企賺錢靠什么
牢固的釘子和搖晃的墻—企業(yè)理論與中國國企改革
精神病醫(yī)院里生活的正常人—國有上市企業(yè)帶壞了民營企業(yè)
如果賭資可以報銷—中國股民為什么愿意陪莊家玩
18歲小伙娶80歲老太—越要死的“殼”越值錢
為吃果子砍倒樹—國企要么改革產權，要么消亡
正常人被捆綁，殘疾人去參賽—國企與金牌無緣
蒸不熟的饅頭—上市公司被迫欺騙股民
【企業(yè)轉型】
自己鑿洞才能當菩薩—企業(yè)急需打造核心競爭力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市場秩序靠大家
棗死三年不算死，桃活四年不算活”—活得久才算活得好
從耍猴到馬戲團，再到劇院—電子商務的成長
做品牌猶如“疊羅漢”—價值鏈就是責任鏈
老大與老二的不同命運—綠色經濟靠市場
后記 四兩如千斤
村長悄悄換斑馬
——用政治手段化解改革障礙
從前，有一座村莊，馬是那里常用的牲口工具。但它們干活很懶，效率很低。村長看到鄰村的斑馬干活很有勁，就想把村里的馬換成斑馬，卻遭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對。村民們說：我們祖祖輩輩都跟馬生活在一起，你憑什么要把它們換了呢？村長感到阻力很大，不得不另想辦法。他在晚上等村民睡覺以后，偷偷拿一桶漆，在馬背上畫了許多白道道。第二天，村民們發(fā)現馬變成了斑馬，就去問村長是怎么回事。村長說，我沒有換成斑馬，只是覺得好玩，畫了些白道道，不信你們仔細看就知道了。村民們仔細地看，確實，馬還是原來的馬，沒有真正改變，于是就沒有計較此事。而村長每天晚上繼續(xù)畫更多的斑馬。漸漸地，村民們習慣了把馬和斑馬看作是同一樣東西。村長找準機會，把畫上白道道的馬真的換成了斑馬。直到有一天，村民發(fā)現他們的馬被換成了斑馬。但因為斑馬比馬更能干活，給村里帶來許多好處，大家也就高興地接受了這個轉變。
這是張維迎在2008年中國改革30周年前后經常講到的一個寓言 。它反映了中國改革中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頂層設計和觀念障礙。在這個寓言中張維迎所說的“村長”，實際上指的是鄧小平等改革領導人；用斑馬替換馬的過程，就是中國改革用市場經濟替換計劃經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很早就意識到計劃經濟的弊端和市場經濟的優(yōu)越性，但由于長期的思想慣性和誤區(qū)，許多干部和群眾并不認可這一點，因此改革面臨巨大的障礙。為了化解障礙，改革領導人采用了一些政治、宣傳策略，把過去的計劃經濟政策冠以新的稱謂，又在新的名稱下注入市場經濟政策的內容，直到新的政策逐步取代舊的政策，同時給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巨大的進步，改革就在相對平穩(wěn)的過渡中順利完成了。這個漸進的過程反映了政治家的知識、策略和頂層設計在推動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時表明，人的觀念和習慣可能構成阻礙社會變革的巨大力量。這兩個判斷不僅被中國改革的歷史所證實，也對中國未來的社會變革有重要啟示。
阻礙改革的習慣觀念
在“村長換馬”的寓言中，村民們反對引進斑馬的原因，并沒有經過真正的理性思考或實踐檢驗，而是出于一種不愿改變現狀的本能，或者說對傳統(tǒng)習慣的保守。這種情況在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過很多次，包產到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眾所周知，包產到戶作為中國改革啟動的最重要標志，是由安徽小崗村幾十戶農民冒著生死風險發(fā)起的。但這項改革出現后招來許多非議，民間有順口溜說：“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闭杏泄賳T說：“包干到戶……沒有統(tǒng)一經營，不符合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不宜普遍推廣�！鄙踔林泄仓醒敫敝飨钕饶钜舱J為：“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在反對包產到戶的人群中既有高層領導，也有普通干部，還有一般群眾，他們反對改革的原因不是結成了什么權力、利益聯盟，而是出于某種思想觀念。1980 年代初隨著個體經濟發(fā)展，社會上出現關于雇工勞動是不是剝削的爭論，也是同樣的情況。很多人反對改革并不是為了維護所謂的既得利益，而是出于一種保持現狀的本能。歷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譬如滿洲人建立清朝以后，漢人不愿意留辮子，可是強制實行幾百年以后，到辛亥革命時要剪去辮子卻很困難。沒有別的原因，就是人們已經習慣了。同樣，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幾十年中，由于長期宣傳灌輸和政策執(zhí)行，捍衛(wèi)公有制和警惕資本主義復辟也成了多數人的習慣和本能。這就是在“村長換馬”的寓言中，村民們一開始就反對引進斑馬的原因。
推動改革的政治策略
那么，鄧小平等改革領導人是不是一開始就認清了市場經濟的方向了呢？有段歷史很能說明問題。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作了一次沒有公開的談話。在這篇題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談話中，鄧小平說：“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1979年的時候，連包產到戶的改革都很困難，“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對中國大多數人而言簡直是異端邪說，鄧小平卻直言不諱地說出來，可見他的觀念是非常先進的。不過他當時沒有公布這篇談話，1983 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中也沒有收錄，直到1994 年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時才公之于世。這表明鄧小平對市場經濟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但為了避免意見沖突，他沒有公布自己的觀點，而是提倡“不爭論”，期待廣大干部群眾在實踐中逐步取得共識。
就像“村長換馬”的寓言中所描述的那樣，為了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鄧小平等改革領導人運用了一些政治宣傳策略，對原有體制進行新的命名和包裝，然后在新的命名下注入新的政策內容。例如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將中國經濟體制概括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就是一種類似在馬背上畫白道道的策略。
“有計劃的”這個限定詞，相當于告訴思想守舊的人，“計劃經濟”這匹馬沒有變。而在“商品經濟”的名義導向下，很多市場化改革措施就容易出臺了。一個顯著的變化是，1985年以后，中國政府開始大規(guī)模放松價格管制，承認計劃外價格的合法性。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提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是一次重要的理論創(chuàng)新。因為社會主義既然處在“初級階段”，就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所以到1988 年，私營企業(yè)通過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yè)暫行條例》取得合法地位。這是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中無法想象的。有了這些鋪墊，到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顯得順理成章。不過此時，距鄧小平最早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已經13年過去了。1992年之后，國有企業(yè)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點。這是因為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私營企業(yè)獲得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迅速發(fā)展壯大。在私營企業(yè)的競爭沖擊下，國有企業(yè)生存日益艱難。政府迫于巨大的財政壓力，并受經濟學界流行的產權理論影響，決定對國有企業(yè)實施股份制改造，即私有化。但由于“私有化”一詞在政治傳統(tǒng)上是禁忌，國有企業(yè)改革同樣經歷了“斑馬換馬”的過程。最初，在1993 年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對國有企業(yè)改革的重點提法是“產權明晰”、“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 也就是將國有企業(yè)改造為國有資產管理機構下屬的股份公司。這就像是在馬背上畫白道道。接著，中央領導人又提出“抓大放小”， 允許縣級以下的國有股份公司向私營企業(yè)轉讓或出售。這就是把一部分畫上白道道的馬換成了真的斑馬。1998 年以后，隨著改革深入，在“結構性重組”、“投資多元化”等政策輿論導向下，縣級以上的國有大中型企業(yè)也轉向私有化。這不僅讓中國的所有制結構發(fā)生巨變，也重塑了市場發(fā)育和產業(yè)創(chuàng)新的基礎，構成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核心動力。到了2004 年，大部分中央直屬企業(yè)和國有銀行陸續(xù)在資本市場上市，至此，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點和框架已基本完成—剩下的問題，就是尋找合適時機，把國有資產的股份向社會和公眾轉讓。
對未來改革的啟示
回過頭看，“斑馬換馬”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典型經驗模型。但必須承認，任何模型都有抽象和簡化的成分，這個寓言并不能解釋經濟改革的全部問題�，F實中類似“村長”的人不止一個，“村民”也分很多種，他們之間的觀念分歧和利益博弈比寓言故事復雜得多。盡管如此，理解這個寓言背后的思想邏輯，對展望中國未來的民主、法治道路有非常重要的啟示。
首先，它告訴我們，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有一些障礙是由觀念或習慣造成的。清除這些障礙需要時間和耐心，而非簡單的武力斗爭或利益分配。經濟改革如此，政治改革亦如此。事實上，在中國現代民主化進程中，已多次發(fā)生“欲速則不達”的教訓。正像張維迎所說，不管是清朝的君主立憲改革，還是民國的共和憲政體制，如果當時人們有足夠的耐心，給社會更長的時間去調適，中國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設結果可能比現在更好。但恰恰因為當時人們太著急，社會變革出一點問題，就認為失敗了，立馬訴諸新的斗爭，尋找新的道路，結果導致更大的災難。
其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頂層設計”中，政治家的觀念和策略都非常重要。如果政治家沒有正確的知識觀念，看不到社會變革的正確方向，對社會有益的頂層設計就無從談起；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適當的領導方式和行動策略，再正確的改革理念也可能處處碰壁、無功而返。這是古今中外改革歷史反復驗證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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