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國際同行，如鄧中、唐啟明（Donald J．Treiman）以及周雪光的研究也印證了這一看法。鄧中和崔曼曾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分析指出，這一時期中國父親的教育水平對子女的教育獲得的影響被大大降低了，更多的農工階層子弟由此獲得了更高水平教育的機會。對原先的優(yōu)勢家庭如高級知識分子、干部家庭，這個時期無疑是個災難。但同時他的研究也進一步指出，這種父輩優(yōu)勢傳遞被降低的情況，專業(yè)技術人員比干部更明顯和直接。這與“文革”中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都被劃分為較差的成分，而一些新的所謂“革命干部”卻依然掌握實權有關系。而在此之前，周雪光等人對中國20個城市的調查研究則發(fā)現(xiàn)，工農兵學員中干部子弟的比例異常的高是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從總體看，“文革”以來，干部與專業(yè)技術人員子弟上大學和工農子弟上大學的比例越來越接近，在1972年到1975年之間，工農子弟上大學的比例甚至還要高于干部與專業(yè)技術人員，這是“空前絕后”的現(xiàn)象。但出現(xiàn)這樣的原因，是很多知青或按自己當時從事的工作填寫了工農身份，而實際上他們的父母并非真的工農，而他們的家庭居住地也并不在他們插隊勞動的農村。
　　總的來說，在“文革”時期，盡管中小學教育管理混亂水平低下，但中小學校的數(shù)量和入學人數(shù)之高，甚至改革開放以后很長時期都無法超過，似乎實現(xiàn)了初等教育的“有教無類”。有學者總結認為“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國政府采用了三種手段來促進教育機會的平等化，并向工農子弟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首先是擴大教育系統(tǒng)；其次是實施大眾教育（成人教育）規(guī)劃；最后，采取一些特殊的行政手段來增加工農子弟入學的機會，使工農出身的人在大學生中的比例逐年上升”。他們認為這些政策干預“成功地阻斷了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其子女教育獲得之間的聯(lián)系”�！�但至少在“文革”時期，由于高等教育招生并不直接和基礎教育掛鉤，而且大學的生源數(shù)量大幅下降，“出身決定”政策的背后又存在著眾多隱性干擾，因此“極端革命”的手段所取得的效果則未必非常理想，這樣的革命經驗需要慎重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