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羅馬的遺產(chǎn)
理查德· 詹金斯

　　本書的主題之所以是羅馬留給后代的遺產(chǎn)，是因為羅馬人也是第一個用從另一個文化核心繼承來的遺產(chǎn)構建羅馬自身文明的民族。羅馬所有的文學和藝術作品都處在希臘的影響下，他們的著名詩人也特別強調(diào)這一點。賀拉斯說（《書信集》，第2 卷第156 行以下），被征服的希臘把她那粗魯?shù)恼鞣�者變成了被征服者，并把藝術帶給了那未開化的拉丁姆。羅馬最偉大的詩人在他的杰作中給希臘人的成就以非常高的評價。在《埃涅阿斯紀》的關鍵之處，維吉爾讓來自福地的安奇塞斯的陰魂向還未出生的羅馬人宣布，他們將在崇高的藝術和科學方面永遠低人一等：“這里還有其他一些人……”這些其他的人就是希臘人，他們將在雕刻、演說和天文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但羅馬人將在武功和創(chuàng)建良好政府方面超過他們（《埃涅阿斯紀》，第6 卷第847—853 行）。羅馬的詩人們很為他們的獨創(chuàng)性自豪，但有意思的是，他們又都非常謙虛地說，“我是第一個模仿某某希臘詩人某某作品的羅馬人�！辟R拉斯公開宣稱，是他第一個把阿基洛霍斯和阿爾凱伊奧斯介紹給拉丁人的；維吉爾說，他的靈感來自那第一個把玩敘拉古詩歌的人，那就是說，他模仿的是忒俄克里托斯；普羅波提烏斯聲稱，他是羅馬人的卡里馬庫斯。
　　因此，人們有時候認為，羅馬人實際上只是個模仿的民族，他們在歐洲文明史上的主要作用就是個二道販子，把希臘人的成就傳送到基督教時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觀點本身就是羅馬人的遺產(chǎn)。在他們中最聰明的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把自豪和謙恭精妙地融合在一起的精神。每個人都承認：羅馬人軍事上十分偉大（盡管這種承認本身常常伴隨著道德上的譴責）；很少人否認他們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偉大；一般來說，人們也承認，他們在工程、司法和排水系統(tǒng)的設計上超過前人。有些人也許還會給他們更多點榮譽。1821 年，正當“希臘熱”的高潮時期，雪萊在他的《希臘頌》的《序幕篇》中這樣寫道：
　　我們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文學、宗教、藝術，全都可以在希臘人那里找到它們的根。如果沒有希臘，羅馬這個我們的導師、征服者和我們祖先的家園，將沒有什么光明可供播撒，我們也許還是野蠻人和偶像崇拜者。也許比這還要糟……處在停滯而又可悲的社會制度的統(tǒng)治下。
　　這段話肯定了羅馬文化的某些價值，但那只是因為他們播撒了希臘人的文明之火。在本世紀，阿諾德· 湯因比僅僅將羅馬文明視為希臘文明的一個亞種，是希臘文化在世界國家庇護下的延續(xù)。
　　那么，我們也許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羅馬人的成就究竟有多大，范圍有多廣？如果我們要了解羅馬對后世影響的程度的話，那我們就得對這個問題給出某種答案。但首先我們應該界定的是“影響”這個詞的含義。它包含如下三個層次：
　　決定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影響源是它所影響的事物的基礎或者必要條件。沒有古典建筑的范例，文藝復興的建筑是不可想象的；沒有古典史詩傳統(tǒng)，也不可能有《失樂園》。
　　從屬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影響源不構成被影響者產(chǎn)生或存在的基礎，但提供了支持或者使其更完善。例如，如果塞涅卡從沒有寫過悲劇的話，英國的復仇悲劇可能不會有很大的不同，但因為人們意識到有他創(chuàng)作過這類悲劇，所以把它當作一個可能的模仿對象。17 到18 世紀英國人的社會與政治思想無疑是扎根于英國歷史與社會的，但它們的表達方式受到了新斯多葛派或者西塞羅哲學的影響。
　　裝飾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影響源只是使被影響者的表面更加高雅豪華，或者說，在同樣可以從其他地方找到幾乎相同的東西的時候，仍將此源作為討論的出發(fā)點或者借口。18 世紀英國下議院的議員們在演說時總是引用古典作家的言論，以證明他曾經(jīng)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實際上引用古典作家的語句并不比引用其他人的話更能表現(xiàn)他的文化素養(yǎng)。當提波洛在威尼斯拉波亞宮殿的墻上畫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的時候，他是在描繪羅馬的歷史。但如果他不知道這個故事的話，他同樣會從其他地方找到類似的題材。實際情況也是，他的主人公們所穿的服裝很難說符合羅馬人的實際。
　　這些區(qū)分比較粗略和一般，它們之間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清楚，但作為一般的指南也許對我們的論述很有幫助。
　　羅馬人是第一個、同時也是最后一個把整個地中海沿岸地區(qū)統(tǒng)一在一個政權下的民族，并把這個大帝國維持了好幾個世紀，這是他們最偉大的歷史功績之一。對這個問題采取道德的評判也許沒有什么意義。直到晚近，人性的本質(zhì)似乎都是：強大的政權總想擴大自己的領土（現(xiàn)在就說這個本性已經(jīng)消失好像太早了點）。譴責羅馬的征服活動幾乎就像譴責雨竟然是濕的一樣毫無意義。奴隸制扭曲了希臘—羅馬世界，但其他的古代社會也是如此，奴役戰(zhàn)俘至少比把他們刺瞎或者把他們剝皮要好些。所以，當人們提出奴隸制使希臘人和羅馬人變好還是變壞的問題時，問題本身似乎就沒什么意義。在解放奴隸方面，羅馬人至少比希臘人更積極些。有時候人們提醒我們注意：古代流傳到今天的文獻，沒有一篇是由處在奴隸狀態(tài)下的奴隸創(chuàng)作出來的，并為人才的浪費和不幸哀嘆。這個觀點本身不無公正之處，但它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太倫斯、埃庇克泰德、第一位拉丁詩人李維烏斯· 安德羅尼科斯都曾經(jīng)是他們的主人解放的奴隸。還有，西塞羅的通信所以能保存下來，是因為他的被釋奴提羅；賀拉斯所以創(chuàng)作出他的作品，則是因為那個不知名的羅馬人解放了他的父親，并使他幾乎發(fā)財，從而讓他的兒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釘十字架是處決犯人的羅馬方式。這是一種慢性折磨，令人惡心�？伤�竟然從一種群體虐待狂熱變成了一種社會制度。在這些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羅馬人確實比希臘人更讓人討厭。但將羅馬和平所帶來的好處與羅馬的壓迫作比較，以衡量孰大孰小，似乎沒有意義。我們知道大量關于羅馬政府殘忍與腐敗的例子，但那些如此譴責羅馬的人，實際上在兩個方面還是隱含著對羅馬的肯定的：一是我們所了解的羅馬人濫用權力的絕大多數(shù)例證，都是由羅馬人自己記下來的；羅馬人至少還有一個良好政府的理想。如果西塞羅沒有控告的話，我們是不知道臭名昭著的維列斯的。如果西塞羅沒有調(diào)查并感到震驚的話，我們也不會知道那高尚的布魯圖竟然會在西里西亞放高利貸。羅馬人也許沒有那么高的職業(yè)道德，但偽善至少對美德還有包含著缺點的貢獻。如果我們能在亞述人或者阿茲特克人的文獻中找到哪怕是一丁點的自我批評的話，我們也要為那一小點的仁慈感恩戴德了。第二，如果說我們對羅馬人感到憤怒的話，那是因為我們是按照現(xiàn)在的標準來評判他們的。人們?nèi)缃褚呀?jīng)能充分認識到古希臘人的另類性，但羅馬人與我們頗為相像的情感依然故我（盡管常常是無意識的）。這種情感在羅馬詩歌評論中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如今竟然還有那么多的文學評論者繼續(xù)認為卡圖魯斯、奧維德，甚至包括維吉爾和賀拉斯，都有近代式的自由民主思想，真是讓人吃驚。或許我們應該說的是：正是因為羅馬文化如此人道和“現(xiàn)代”，并在經(jīng)過如此多的世紀后，仍然能夠讓我們理解和欣賞，以至于我們很難認為他們和我們是如此不同。而這恰恰是對他們成就的肯定和贊美。
　　希臘人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民主制、君主制、僭主制等有關政治理論的名詞，但羅馬人在政治實踐方面的影響更大。他們實際上傳下來兩種政治制度模式：中晚期羅馬共和國的混合政體和我們或許可以稱為“愷撒主義”的君主制度（早期羅馬共和國那種據(jù)稱節(jié)約和簡樸的共和國或許可以被當作第三種模式，不過，雖然政治思想家們，尤其是從文藝復興到18 世紀的思想家們對此印象深刻，但它本身好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倫理，而缺少確定的政治內(nèi)涵）。
　　公元前1 世紀羅馬共和國崩潰之前，羅馬一直是由貴族管理的。不過貴族并非一個僵化的等級，而是一個相當龐大且可以吸收新成員進入其核心的流動的集團。公職一年一任，選舉制度非常復雜，全體公民都可以參加。那些崇拜羅馬政府制度的希臘觀察家們，如歷史學家波里比阿1 等，將其描述成“混合政體”。西塞羅之類隨時準備頌揚他們祖先智慧的羅馬人，接受了希臘人的贊美之辭，慶幸他們擁有了一個理想的、平衡的政府體制，從而避免了民主政治和寡頭政治的極端之處。而正是這些極端的制度導致了希臘的衰弱。
　　前不久人們還把這些話當作陳詞濫調(diào)不屑一顧，認為羅馬共和國實際上是一種寡頭政治，所謂的民主成分不過是一塊遮羞布或者老古董。但最近歷史學家們給予羅馬制度中的民主成分更多的重視，因為官員都是民選產(chǎn)生的，統(tǒng)治階級也確實需要尋求選民的好感。因此，羅馬共和國和17 到18 世紀在英國逐漸發(fā)展起來的代議制政府確實有某些相似之處。在英國，統(tǒng)治階級也是由一個資格有限制，但數(shù)量相當大的選民選進議會的。當歐洲大陸上的大部分國家還實行著君主專制制度的時候，已經(jīng)有一些外國觀察家注意到了當時英國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羅馬特色：遲至1851 年，還有一個意大利的貴族告訴納索· 西尼爾1，“當我閱讀西塞羅的書信時，我以為是在讀你們的一位政治家的書信，因為所有的思想、情感和幾乎所有的表達方式都是英國式的�！睆牧硪粋�角度看，英國的政治家們也很自然地用西塞羅的語匯來表達他們的思想。當切斯特菲爾德勛爵2 退休的時候，他告訴他的兒子說：“Otium cum dignitate （拉丁文，意思是“光榮的退休”）是我的目的。”（1748 年2 月9 日的信件）當霍蘭勛爵希望贊揚西班牙一位自由主義派政治家的開明的時候，他說的是：他的原則與“西塞羅和�？怂瓜壬�”相近。
　　如果我們因此聲稱，英國的歷史是由羅馬的先例決定的，那將是非�；闹嚨摹５�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思想、社會壓力以及黨派激情確實會發(fā)揮作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根據(jù)西塞羅、塞涅卡和李維的思想，創(chuàng)造出“公民人文主義”理論。馬基雅弗利的《論李維》啟發(fā)了詹姆斯· 哈林頓，使后者在克倫威爾護國政治時期寫出了《大洋國》。符合混合政體理想的愛國主義思想與追求榮譽的觀念，通過這些作品滲透到18 世紀的政治思想中，并得到廣泛認同。這里我們不僅要涉及政治思想，而且要考慮到因古典教育所形成的觀念。拉丁語演說家、詩人和歷史學家的思想是18 世紀政治家們的靈魂，他們的思想在下意識中是元老派的。我們很難追溯這種影響是什么時候達到如此深遠廣闊的。但似乎有理由認為，羅馬共和國的混合政體理論對當時的政治理論有決定性影響，對政治實踐至少有從屬性影響。
　　羅馬人所提供的另一種政治模式是愷撒主義�！皭鹑觥币辉~原本是一個家族的姓氏，后來變成了一種象征。20 世紀初還有三個統(tǒng)治者擁有愷撒的名號，他們是波斯的沙阿、德國的皇帝和俄羅斯的沙皇。確實，在兩千年的時間里，直到1978 年，世界上的某個地方還或多或少地是由一個愷撒統(tǒng)治的。當然，羅馬遺產(chǎn)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君主制度，因為在那之前已經(jīng)有過許多君主國了。它的貢獻在于它把絕對專制主義與高度發(fā)達的法律體系結合了起來。那些試圖在羅馬法中尋找“人權”之類東西的人可能會失望地走開。但作為一種調(diào)節(jié)家庭、財產(chǎn)和人們之間關系的體系，它的作用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