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世界秩序與中國

40多年以來，關于世界秩序曾經出現(xiàn)過三次大討論。21世紀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全球大討論是第一步。如果我們不參與這場討論，那就等于我們自己放棄了話語權，放棄了為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貢獻的機會。

關于世界秩序的討論

基辛格博士2014年出版了一本題為《世界秩序》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美國常駐了10年，認識基辛格時間很久了。不久前，他在紐約請傅瑩和我共進午餐，見面時他很高興，稱我是他的老朋友。他還送了我一本親筆簽名的《世界秩序》一書，他說：“建立世界秩序，美中是關鍵。”

40多年來，關于世界秩序曾經出現(xiàn)過三次大討論。第一次是1974年關于原料和發(fā)展問題的聯(lián)合國第六屆特別聯(lián)大。那次大會是時任不結盟運動主席、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倡議召開的，得到發(fā)展中國家的大力支持，也是聯(lián)合國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中國政府對那次會議十分重視，毛主席決定由鄧小平同志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鄧小平在大會上發(fā)表演說，闡述了中國政府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看法和主張。我本人當時正在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工作，參與了特別聯(lián)大的籌備和會議全過程。

第六屆特別聯(lián)大的舉行絕非偶然，其背景是：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zhàn)爭爆發(fā)。10月17日，為了聲援埃及和敘利亞，中東的阿拉伯產油國決定減少石油生產，并對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石油禁運，以懲罰西方國家在第四次中東戰(zhàn)爭中支持以色列的行為。阿拉伯產油國采取的行動導致石油價格暴漲，在兩個月內，從每桶3.01美元漲到了11.65美元。石油提價和禁運使西方國家經濟出現(xiàn)一片混亂，引發(fā)了“二戰(zhàn)”結束以來西方世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阿拉伯產油國的行動給了發(fā)展中國家極大的啟示，使他們認識到，掌握原料和資源能夠發(fā)揮巨大的威力。70年代的世界經濟秩序是由西方主導的，把資源和原料的價格壓得很低，保護了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利益，損害了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在第六屆特別聯(lián)大的一般性辯論中，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和外交部長慷慨陳詞，揭露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掠奪、剝削和壓迫，認為這是造成發(fā)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本原因。我當時在現(xiàn)場，感到那是一次對西方殖民主義掠奪、剝削第三世界的控訴會。會議開得很熱烈也很成功，大會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

第六屆特別聯(lián)大是發(fā)展中國家在戰(zhàn)后對世界經濟秩序進行的一次沖擊。盡管這次特別聯(lián)大對西方世界有震動，但是必須看到，當時發(fā)展中國家占世界經濟的總量是有限的。這次沖擊對當時的世界經濟秩序帶來了一些變化，但大的格局沒有變。

全球關于世界秩序問題展開第二次討論，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zhàn)走向結束，世界格局發(fā)生大變化的時候。鄧小平同志敏銳地認識到，這種變化必定會帶來世界秩序的變化。1988年12月2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日本貿促會訪華團時又明確指出：目前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時期。國際政治領域由對抗轉為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情況，因此應該提出一個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理論。他指出，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超級大國應該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代替霸權政治。1988年12月21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明確指出：

世界上現(xiàn)在有兩件事情要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關于國際經濟新秩序，早在1974年我在聯(lián)合國發(fā)言時，就用了很長時間講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一直在提，今后也還要提。至于國際政治新秩序，我認為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經得住考驗的。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德國走向統(tǒng)一，東歐發(fā)生劇變，蘇聯(lián)走向解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見此形勢躊躇滿志。1990年9月11日，美國總統(tǒng)老布什在國會參眾兩院的聯(lián)席會議上，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標。1991年，老布什又在國情咨文中明確提出了要由美國來領導建立世界新秩序。

1992年1月31日，安理會應英國的倡議，在紐約舉行了首腦會議，討論如何鞏固和加強聯(lián)合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及作用。我當時擔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兼發(fā)言人，隨同李鵬總理出席了安理會的這次首腦會議。在現(xiàn)場的感覺是，英國倡議召開這次首腦會議實際上是要配合老布什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問題。李鵬總理在會上發(fā)言，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中國關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立場。

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和西方的精英階層欣喜若狂、得意忘形，認為蘇聯(lián)解體表明西方是冷戰(zhàn)的勝利者，“歷史終結了”，他們可以把自己的那一套推向全球，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然而，世界的多樣性是客觀存在，要把全世界都改造成美國那個樣子是不可能的。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世界沒有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變化，而是沿著自身發(fā)展的軌跡前進。一批發(fā)展中國家在迅速崛起，國際力量對比發(fā)生重要變化，國際關系的重心正在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

第三次關于建立世界秩序的討論，大概可以說是由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引發(fā)的。2014年10月中旬，亞洲協(xié)會在美國召開了一場題為“亞洲的崛起和我們共同的未來”的研討會，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和我應邀出席了會議�；�辛格在會上發(fā)表了講話，介紹了他新書的觀點�；�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強調指出：“美國和中國是世界秩序兩大不可或缺的支柱。”基辛格還認為，美中兩國要坐下來談如何構建21世紀世界秩序。

你不能不佩服基辛格博士的洞察力。他看到了亞洲的崛起，中國的大發(fā)展，認識到美國已不可能單獨來主宰世界事務。在新世紀建立世界秩序，美中兩國作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是關鍵。

看來全球一場關于世界秩序的討論方興未艾，我們必須認真對待。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過去從來沒有人來找過我們討論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過去幾百年的世界秩序，是西方主導建立的，他們也從來沒和世界其他各國商量過。現(xiàn)在，人家要找我們來討論建立世界秩序的問題，這是世界大變化、中國大發(fā)展帶來的結果。對于中國而言，這既是機遇，更是責任。這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一種承認。1991年，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僅為3794億美元，美國是6.17萬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的16倍。2013年中國的GDP上升到9.24萬億美元，美國為16.8萬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的1.8倍。小平同志講，“發(fā)展是硬道理”，這是千真萬確的。

21世紀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全球大討論是第一步。如果我們不參與這場討論，那就等于我們自己放棄了話語權，放棄了為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貢獻的機會。那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也無法向世界和子孫后代交代。

今天到了我們中國人應該仔細思考如何建立21世紀世界秩序的時候了。我以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繼承毛主席、周總理、小平同志給我們留下的好東西，那就是經過戰(zhàn)后歷史考驗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小平同志明確指出，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這個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

在21世紀建立世界秩序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支持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潮流，大力推動各國在利益匯合點的基礎上發(fā)展合作，建立多層次、多領域的利益共同體，使人類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這是世界走向和平與繁榮的根本保證。同時我們要堅決反對冷戰(zhàn)、對抗、沖突、仇恨的潮流。我們這樣做，既是考慮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考慮全人類的根本利益。我相信，我們同世界各國一道，推動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就一定能夠在21世紀建立一個有利于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世界秩序。

如何理解“一帶一路”的倡議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fā)表講話，提出了構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同年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又在印度尼西亞國會提出了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這兩個倡議被概括為“一帶一路”開放包容的經濟合作倡議。這是在中國外交史上，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提出涉及65個國家、44億人口的影響深遠的倡議。實現(xiàn)這個倡議需要好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這個倡議提出后引起了國內、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王毅外長在2015年3月8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指出，全面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是2015年中國外交的重點。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主席經過深思熟慮提出的重大倡議，既考慮到全球形勢，又考慮到亞洲的需要以及中國國內的情況。

從全球情況看，當今的國際形勢呈現(xiàn)出三個中心。

冷戰(zhàn)、對抗、局部戰(zhàn)爭與沖突的中心在中東和北非。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引發(fā)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大地震，一個個強人倒臺，整個地區(qū)陷入了長期的動蕩之中。敘利亞內戰(zhàn)持續(xù)了3年多，造成20多萬人死亡，幾百萬難民流離失所。2014年6月29日又冒出了一個“伊斯蘭國”，兇狠殘暴，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國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反“伊斯蘭國”聯(lián)盟，有54個國家和歐盟、北約以及阿盟等地區(qū)組織參加。北非地區(qū)，利比亞戰(zhàn)爭之后，利比亞陷入了長期動蕩的局面，正淪為“伊斯蘭國”在北非的基地。中東、北非地區(qū)是當今世界各種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世界大國在這里較量，地區(qū)大國在這里角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沖突在這里延續(xù)，民族矛盾在這里惡化，教派仇殺愈演愈烈。這個地區(qū)的動蕩眼下還看不到一個完結的時候，給中東、北非地區(qū)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這么一個動蕩、沖突、局部戰(zhàn)爭的中心吸引了國際社會和大國外交上的注意力。

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在歐洲。2008年一場突如其來、破壞力極大的金融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fā)，美國成為金融危機的中心。但是后來，隨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惡化，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逐漸轉移到歐洲。金融危機已經持續(xù)了7年，但是歐洲人仍然在同金融危機的后果進行苦斗。2014年爆發(fā)的烏克蘭危機對于歐洲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這就使本來在國際關系中非�；钴S的歐洲，注意力內向。

全球經濟增長的中心在東亞。過去幾十年，東亞是全球經濟中增長最迅速、最有活力的地區(qū)。東亞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全球平均增長率的兩倍以上。東亞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的形勢在延續(xù)，這就帶來以下三個影響深遠的結果。

一是東亞國家特別珍視東亞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的地位，不會做任何事情來破壞這一地位。

二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國和國家集團沒有一個想要破壞東亞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的地位，因為東亞的增長是全世界所需要的。

三是東亞所面臨的有利于自身發(fā)展的國際環(huán)境依然存在。盡管在東海和南海，我國與鄰國圍繞領土爭端出現(xiàn)了一些摩擦和緊張形勢，但是大家都主張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現(xiàn)存的分歧，沒有一個國家主張武力解決。

三個中心的形勢告訴我們，東亞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從亞洲看，東亞發(fā)展最快、勢頭最強勁，南亞正在積極趕上，中亞相對滯后，西亞動蕩。東亞有大約22億人，南亞有16億人，中亞有1億人。“一帶一路”的倡議從本質上看，是要把東亞、南亞和中亞連接起來。這三個地區(qū)的國家之間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一帶一路”的構想將會推動這三個地區(qū)之間的合作，為亞洲經濟的持續(xù)增長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從中國的情況看，30多年的大發(fā)展，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舉世公認。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中國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2014年我國的GDP總量突破了10萬億美元的大關，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諸如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環(huán)境污染嚴重、經濟發(fā)展模式轉型步履維艱、產能過剩。

3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亞洲所面臨的問題乃至世界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只有通過國際合作才能解決好。

習近平主席說：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他還指出：中國夢是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夢。十分明顯，閉關鎖國是無法實現(xiàn)中國夢的。實現(xiàn)中國夢一定要改革開放，一定要高舉合作共贏的旗幟，同世界各國進行合作。因此，“一帶一路”也是實現(xiàn)中國夢的一個關鍵性步驟。

“一帶一路”的倡議也適應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隨著中國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國際社會期待中國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就是我們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其根本目標是為了實現(xiàn)歐亞大陸的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隨著“一帶一路”這個宏偉的倡議逐步地實施，東亞、南亞、中亞的合作進一步加強，必定會對美國、歐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有強勁的推動作用。習近平主席倡導以合作共贏為核心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一帶一路”的倡議就是我們?yōu)闃嫿ㄐ滦蛧�際關系所做的具體行動。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帶一路”的倡議既是前所未有的機遇，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2015年3月12日，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對來自政界、商界、外交界和學術界的200多位聽眾講“一帶一路”。我講話后，聽眾向我提了18個問題。新加坡與中國的關系是很密切的，但從他們的提問中可以看出他們的疑慮和擔心。新加坡一位高級外交官私下對我說：“吳大使，中國是大國，世界上的小國居多數，小國對大國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懷疑、擔心乃至恐懼。”要實施“一帶一路”，我們就必須直面這種現(xiàn)狀�；�解對方的疑慮、擔心乃至恐懼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不化解，“一帶一路”的倡議就無法推行。

那么，如何消除這種疑慮？如何實現(xiàn)這樣一個目標宏偉、內涵豐富、時間跨度長的偉大倡議？習近平主席提出要共商、共建、共享。習近平主席一連用三個“共”字是很有道理的，這就是說中國一家辦不了，必須同人家商量才能辦成。中國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需要；“一帶一路”上的國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共商就是要找到雙方利益的匯合點，在利益匯合點的基礎上開展合作，共同構建利益共同體。只有使雙方的利益得到發(fā)展，雙方的需要得到滿足，才能談得上共享。

實施“一帶一路”必須高舉合作共贏的旗幟，一切背離合作共贏的思想和觀念都必須堅決摒棄。近若干年來，我們經常聽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有人說在對外合作中，“中國的國家利益要最大化”。此言聽起來非常豪邁，但仔細想一想，這是自作聰明。你對別人說“我的利益要最大化”，對方會怎么想？對方會想：“你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意味著我的利益最小化。”人家會干嗎？

還有人說，“一帶一路”必須中國掌握主導權。什么是主導權？主導權就是控制權。國家與國家是平等的，你來主導，我就是被主導。請問在今天的世界上誰愿意被主導？如果一方想主導另一方，最后肯定不會有好下場。還是習近平主席倡導的共商、共建、共享是有生命力的。

實現(xiàn)“一帶一路”的倡議必須按規(guī)則辦事。這個規(guī)則必須是國際公認的規(guī)則，不是一家定的規(guī)則，也不是潛規(guī)則。我們在實現(xiàn)“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必須堅決按照大家都接受的國際規(guī)則辦。國內那些不符合國際規(guī)則的東西、各種各樣的潛規(guī)則必須堅決摒棄。

“一帶一路”的倡議是開放的、包容的，不僅是中國和“一帶一路”上的國家參加，而且歡迎美國、歐洲、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fā)銀行等國際組織參加。發(fā)達國家、國際組織有很多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一定要認真吸取他們的成功經驗，避免過去所犯的錯誤。

“一帶一路”是一個嶄新的事物，我們過去沒有做過。我們在做的過程中缺點和錯誤勢必難免。我們要允許試錯，關鍵是要認真聽取各方的意見，有錯就改，及時糾正。

實現(xiàn)“一帶一路”的倡議關鍵是人才。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培養(yǎng)了不少對外合作的人才。然而，“一帶一路”的規(guī)模如此之大，時間跨度如此之長，需要好幾代人才能建成。在實現(xiàn)“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把自己的人才用起來，包括今天在跨國公司里工作的有成就、有經驗的人才，以及國際上的人才也可以用起來。這就是全球化提供的便利。全球化使得資本、商品、技術和人才在全球流動。“一帶一路”是造福全人類的事業(yè)，當然需要把全球的優(yōu)秀人才吸引過來才能做好。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確實是一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倡議。實現(xiàn)這個倡議，需要我們同“一帶一路”上的各國以及國際社會一道堅持不懈地努力，共同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