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常道

一

    很多人可能都同意，中國人普遍有兩個情結，一是土地情結，一是歷史情結。前者使中國文學產生了大量和自然、故土、行走有關的作品，后者則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人生觀——在中國，歷史即人生，人生即歷史，甚至文學也常常被當作歷史來讀，這一點，錢穆先生多有論述。

    事實上，中國的小說也的確貫注著傳統(tǒng)的歷史精神。比如，《三國演義》把曹操塑造成奸雄之前，史書對曹操多有正面的評價，連朱熹也自稱，他的書法曾學曹操，可見，那時朱子至少還把曹操看作是一個藝術家。然而，對曹操人格判斷的改變最后由一個小說家作出，并非作者無視曹操在政治、軍事、文學上的成就，而是他洞明了曹操的居心——以心論人，固然出自一種文學想象，但也未嘗不是一種歷史精神。好的小說本是觀心之作，而心史亦為歷史之一種，這種內心的真實，其實是對歷史真實的有益補充。

    古人推崇通人，所謂通物、通史、通天地，這是大境界。小說則要通心。因為有心這個維度，它對事實、人物的描繪，更多的就遵循想象、情理的邏輯，它所呈現的生活，其實也參與對歷史記憶的塑造，只不過，小說寫的是活著的歷史。這種歷史，可能是野史、稗史，但它有細節(jié)，有溫度，有血有肉，有了它的存在，歷史敘事才變得如此飽滿、豐盈。

    中國是一個重史，同時也是一個很早就有歷史感的國度。如果從《尚書》《春秋》開始算起，也就是在三千年前，中國人就有了寫史的意識。這比西方要早得多，西方是幾百年前才開始有比較明晰的歷史意識的。但按正統(tǒng)的歷史觀念，小說家言是不可信的，小說家所創(chuàng)造的歷史景觀是一種虛構，它和重事實、物證、考據的歷史觀之間，有著巨大的不同。但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比如，很多人都說，讀巴爾扎克的小說，比讀同一時期的歷史學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國社會。恩格斯就認為，從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包括在經濟細節(jié)方面（如革命的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要比上學時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tǒng)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法朗士干脆稱巴爾扎克是他那個時代洞察入微的“歷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們更好地了解從舊制度向新制度的過渡”。在認識社會、了解時代這點上，文學的意義居然超過了歷史。胡適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當然是夸張之辭，但也由此可知，中國過去一直否認小說的地位，把小說視為小道、小技，顯然是一個文學錯誤。假若奏折、碑銘、筆記都算文學，小說、戲曲卻不算文學，以致連《紅樓夢》這樣的作品都不配稱為文學，這種文學觀肯定出了大問題。

    進入二十世紀，為小說正名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這涉及到一個對史的認識問題。中國人重史，其實也就是重人世。很多人迷信歷史，把史家的筆墨看得無比神圣，但對歷史的真實卻缺乏基本的懷疑精神，所以就有了正史與野史、正說與戲說的爭議。直到現在，很多人看電影、電視劇，還為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戲說爭論不休�？墒�，真的存在一個可靠的正史嗎？假若《戲說乾隆》是稗史，那《雍正王朝》就一定是正史嗎？電視劇里寫的那些人和事，他們的對話、斗爭、謀略，難道不也是作家想象的產物？一個歷史人物想什么、說什么，當時有誰在場？又有誰作了記錄？沒有。由于中國人對文字過于迷信，對圣人、史家過于盲從，許多時候把虛構也看作是信史，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把《三國演義》《水滸傳》都當作是歷史書來讀。甚至中國文人評價一部文學作品好不好，用的表述也是“春秋筆法”“史記傳統(tǒng)”之類的話——《春秋》《史記》都是歷史著作，這表明，在中國文人眼中，把文學寫成了歷史，才算到達文學的最高境界。

    把歷史的真實看作是最高的真實，這種觀念直接影響了中國小說的寫作。中國小說一直不發(fā)達，也和束縛于這種觀念大有關系。只有從這種觀念中解放出來，認識到虛構這種真實的意義，小說寫作才能進入一個自由王國。其實從哲學意義上說，虛構的真實有時比現實的真實更可靠。那些現實中的材料、物證，都是速朽的，經由虛構所達到的心理、精神的真實，卻可以持續(xù)地影響后世。曹雪芹生活的痕跡早已經不在了，他的尸骨也已無處可尋，但他所創(chuàng)造的人物，以及這些人物所經歷的幸福和痛苦，今日讀起來還如在眼前，這就是文學的力量。

    因此，在史學家寫就的歷史以外，還要有小說家所書寫的歷史——小說家筆下的真實，可以為歷史補上許多細節(jié)和肌理。如果沒有這些血肉，所謂的歷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結論，只剩下時間、地點、事情，以及那些沒有內心生活的人物。歷史是人事，小說卻是人生；只有人事沒有人生的歷史，就太單調了。歷史關乎世運的興衰，而小說呢，寫的更多的是小民的生活史——這種生活，還多是俗世的生活。俗世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狀態(tài)，它保存世界的氣息，記錄它變化、生長的模樣。所以，以生活為旨歸的小說，是對枯燥歷史的有效補充。事實上，那些好的歷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學的手法來增添歷史敘事的魅力。包括《史記》，里面也有很多是文學筆法，有一些，明顯就是小說敘事了。比如《史記·項羽本紀》里寫到“霸王別姬”時項羽唱歌的情形，“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這是《項羽本紀》里很著名的一段。項王哭了，怎么個哭法？眼淚是“數行下”，不是一行，是好幾行往下流，旁邊的將士也跟著哭，哭到什么程度呢？連臉都仰不起了。畫面感多強啊，但這不是歷史，而是文學，是寫作者對當時情景的合理想象。

    就此而言，歷史敘事和小說敘事之間，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歷史的真實有時需要借助文學的真實來強化。

    讀歷史著作，可以認識很多歷史人物；讀文學著作，也可以結識很多文學人物。但是，到底歷史人物真實還是文學人物真實？這就很難說。有一些歷史人物，當時很重要，但沒有文學作品對他的書寫，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相反，一些并不重要的歷史人物，甚至無關歷史大勢的人物，因為成了文學人物，一代代相傳，他反而變成了重要的歷史人物。比如陶淵明，一個小官，對當時的社會進程可謂毫無影響，但因為文學，他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早已是重要的歷史人物了。又如伯夷、叔齊這兩人，不食周粟而餓死，他們并非什么大人物，對當時的朝代興亡也不重要，但他們的故事太具文學性了，所以，即便《史記》，也都為之作傳，他們的故事，幾千年后還被傳頌，知道他們的人，甚至比知道周武王的人還多。

這可以說是人生即文學的最好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