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圍繞“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這一主題,從“治國”與“治黨”的關系講起,首先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根據(jù)國情和黨情強調“治黨務必從嚴”,研究反腐敗斗爭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兩場斗爭經驗,并回答了“在我們的體制下能否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這個重大問題。其次指出從嚴治黨的關鍵在從嚴治吏,最重要的是要抓好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建設。最后把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問題和價值觀建設、政治體制改革、協(xié)調推進“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聯(lián)系起來,落到“提高黨的領導和執(zhí)政能力,增強黨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這兩個方面的“能力”建設上。即要“以共產黨人價值觀建設為重點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中提高黨的執(zhí)政能力”“在‘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下提高黨的領導能力”。
李君如,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第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F(xiàn)為中直機關僑聯(lián)主席、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院長,兼任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助理、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主持編寫了《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若干理論問題學習綱要》。著有數(shù)十部著作,發(fā)表數(shù)百篇論文,多部著作和論文獲國家級獎項。
一、治國必先治黨/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多年來,我們都是這樣說。十八大以來,我們不僅這樣說,而且這樣做。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治黨作為治國的“先手棋”來下,對黨內的消極腐敗因素產生了強大的震懾力,深得黨心民心。
(一)治國和治黨/
(二)治國理政是當今中國的時代使命/
(三)為什么治國必須先治黨?/
二、治黨務必從嚴/
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現(xiàn)在,我們黨又在十八大后的治國理政實踐中秉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理念,啟動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輪子。在形成和提出“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之時,又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這一戰(zhàn)略布局。這對于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切切實實加強黨的建設,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因此,今天和今后我們的黨建任務,就是要在“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下全面從嚴治黨。
(一)“全面從嚴治黨”的科學內涵/
(二)十八大關于從嚴治黨的戰(zhàn)略部署/
(三)把“全面從嚴治黨”放到“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中去
把握/
三、反腐倡廉和密切黨群關系的兩場斗爭/
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靠的是行動,而不是宣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的最大特點,就是:行動。黨中央秉持“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理念,在加強黨的建設、從嚴治黨過程中,一手抓反腐斗爭,一手抓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懲治和教育兩手一起抓,既整肅了黨的隊伍和黨風,又在群眾中樹立了黨的新形象。可以說,這是全黨扶正祛邪的兩場斗爭,在黨內外、海內外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一)雷厲風行的反腐敗斗爭/
(二)大張旗鼓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四、在我們的體制下能否堅持全面從嚴治黨?/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我們說了多年,黨的十八大后成為現(xiàn)實,大獲好評。對于這一變化,有人擔心能不能堅持下去,有人認為從嚴治黨這些做法在強勢領導下能夠做到,但沒有制度保證,難以持續(xù)。這種種擔憂和想法,是需要研究和回答的。
(一)在自我監(jiān)督中從嚴治黨/
(二)依規(guī)治黨和以德治黨相結合/
(三)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tài)/
五、全面從嚴治黨關鍵在從嚴治吏/
我們講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不等于沒有“重點”。全面從嚴治黨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抓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shù)”。我們國家要出問題主要出在共產黨內,我們黨要出問題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因此,“黨要管黨,首先是管好干部;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這是習近平同志從嚴治黨思想的重要觀點。
(一)“打鐵還需自身硬”/
(二)以干部的“三嚴三實”落實全面從嚴治黨/
(三)以干部的選賢任能、嚴格管理和監(jiān)督問責堅持全面從嚴治黨/
(四)以干部能上能下破除“官本位”/
六、全面從嚴治黨最重要的是中央領導層的建設/
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提出全面從嚴治黨這一戰(zhàn)略思想的過程中,有一個最突出的亮點,那就是嚴于自律,從自己做起。抓黨建首先抓中央領導層,這既是習近平總書記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特點,也是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決策能夠落到實地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保證。
(一)從鄧小平的“政治交代”講起/
(二)以身作則,帶頭學習、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
(三)嚴于律己,制定約束自己的“八項規(guī)定”/
七、以共產黨人價值觀建設為重點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是我們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特別是堅持從嚴治吏的重要目的。實踐告訴我們,要達到這一目的,除了要選好用好管理好干部,最根本的,是要解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時期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問題,加強黨的價值觀建設,特別是權力觀建設。
(一)弘揚為民、務實、清廉的共產黨人價值追求/
(二)“圈子文化”不是共產黨人的文化/
(三)關鍵在樹立“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共產黨人
權力觀/
八、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中提高黨的執(zhí)政能力/
對于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堅持從嚴治黨,不僅要弘揚共產黨人的價值取向,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而且要能夠更好地提高黨的執(zhí)政能力,為人民執(zhí)好政、掌好權。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就要深入學習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
對于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要領導好這一“偉大事業(yè)”,就要推進“偉大工程”——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之所以說今天的黨的建設是“新的偉大工程”,是因為黨的建設是“偉大工程”這一提法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提出來的。參見《毛澤東選集》,2版,第2卷,6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這樣,在中國共產黨今天的話語系統(tǒng)中,就出現(xiàn)了兩個“偉大”。一個是“偉大事業(yè)”,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yè);另一個是“偉大工程”,即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這兩個“偉大”的關系,是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偉大事業(yè)”離不開“偉大工程”,“偉大工程”必須圍繞和服務于“偉大事業(yè)”。
我們黨十分重視黨的自身建設。作為“偉大工程”的黨的建設,在民主革命的時候,毛澤東就把它列為保證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毛澤東曾經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yè)化和農業(yè)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2版,第3卷,10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為要領導,就要加強自身建設。毛澤東深刻地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zhàn)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毛澤東選集》,2版,第4卷,1357頁。因此,黨的建設對于中國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來講,不是可有可無、可重可輕、可以抓一陣放一陣的事情,而是要常抓不怠、常抓不懈的大事。
在黨成為執(zhí)政黨之際和之后,毛澤東更重視黨的建設。他在進城之前,就擔心黨在新的考驗面前能不能順利過關。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已經發(fā)出了“兩個務必”的警告,即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參見上書,1438~1439頁。但是實踐告訴我們,執(zhí)政黨建設的難度要比沒有在全國范圍執(zhí)政的黨的建設更難。改革開放以來,從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始,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推進到21世紀,到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新世紀新的起點出發(fā)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江澤民同志還從黨所處的歷史方位改變,強調在今天的條件下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特別重要性。也就是說,我們黨從掌握政權的第一天起,就意識到黨的建設問題的重要性、嚴峻性。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新時期,更是清醒地意識到,黨在今天一方面要長期執(zhí)政,另一方面又要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要對外開放,這樣,有的黨員干部就會在“權力”和“利益”的雙重誘惑下,背離黨的根本宗旨,違背黨的基本規(guī)矩,以權謀私,胡作非為,甚至貪贓枉法,走向腐敗。所以,加強執(zhí)政黨建設,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項極其重要而又極其艱巨的任務。
這叫什么?就叫作“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