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這兩個人，也許崇禎帝不會死

明朝歷代諸帝中，崇禎帝是個后人最同情的可憐人：辛苦十七年，勞心勞力勵精圖治，卻內外敗績不斷，打擊連連，百官更是昏聵無用，不是混事就是敗事。到最后大廈將傾，北京淪陷，崇禎帝落得悲情上吊于煤山的下場。崇禎帝臨終前撕心裂肺高呼一句“諸臣誤我”。幾個世紀以來，也總令后人心痛。

但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崇禎帝呢？

要論崇禎帝最可恨之處，對照他悲情的命運，可能有些殘酷。但一個事實卻是崇禎帝與一個鐵腕君主最大的差距，不是勤勞，而是用人。

他在位時期，曾經無比信用的臣子們，對照后來李自成占北京后的表現，絕大多數都十分不堪。最被他寵愛的內閣大學士陳演和魏藻德，一個被李自成查出貪贓，私吞的白銀埋得家里滿地窖都是，另一個主動賣身投靠，為了表忠心在農民軍戰(zhàn)士面前慷慨激昂，大罵崇禎帝無道，結果連打崇禎帝打了一輩子，素來暴虐的農民軍大將劉宗敏都看不下去了，上來就是兩個耳刮子：“崇禎帝有什么對不起你的，你竟這么說他！”

就這些人的所作所為說，崇禎帝這輩子，真是瞎了眼。

要說他用過的人，一個好人沒有，當然也不對。但更嚴重的情況是，即使遇到了靠譜的臣子，他也不會用。

至少有兩個人，倘若他能用對，不會亡得那樣快。

第一個人，便是盧象升。

崇禎帝知道這個人，還得從他在位第二年，皇太極首次破關南下，兵臨北京說起。當時大明防線崩潰，各路援軍畏縮不前，十九歲的青年皇帝第一次體會到心寒齒冷的痛苦。

卻有一個年輕人，給他送來了春天般的溫暖：不到三十歲的大名府知府盧象升，竟然在當地招募了一萬多民團，千里迢迢到京城來勤王。面對兇悍的滿洲八旗和燒殺劫掠的慘相，這群從未見過刀兵的民兵，以及那位相貌俊秀的知府，非但毫無懼色，反而群情激昂，多次積極請戰(zhàn)，嗷嗷叫著要去玩命。至于盧知府本人，更屢次建言戰(zhàn)事，對戰(zhàn)局的分析和戰(zhàn)略的制定，個個都絲絲入扣，事后對照，十分靠譜。

于是崇禎帝也記住了這個靠譜的人，記住了他的聰明、睿智、帶兵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熱血與忠誠。

盧象升，字建斗，江蘇宜興人，天啟二年中進士，先做戶部主事，又做大名府知府。在崇禎二年（1629年）那場兵災前，他的日子過得很普通，東林黨眾正盈朝時，大家都忙著巴結東林黨，他偏不巴結。后來魏忠賢當權了，大家又忙著巴結閹黨，他還不巴結。

別人閑著的時候喜歡看書、下棋、聽戲，他閑著的時候喜歡騎馬、射箭、練武；別人讀的書，最多是四書五經，他最喜歡的一本，多年來走到哪里帶到哪里卻是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然后就是崇禎二年，他徹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軍來了，別人要么縮頭要么逃命，他招了一萬人，雄赳赳氣昂昂要上戰(zhàn)場。

從這以后，不普通的盧象升，就走上了一條不普通的人生路。崇禎三年（1630年）盧象升升了官，提拔成負責練兵的昌平、大名、邢臺三地練兵的參政。巧合的是，這三個地區(qū)，恰是當年戚繼光薊州招兵的地方。盧象升捧著戚繼光的書，有樣學樣地摸索著干，外帶自己一點發(fā)明創(chuàng)造。

到了崇禎六年（1633年），盧象升真練出了一支精銳來。這時明朝西北農民起義已經大起，李自成、張獻忠、高迎祥，沒完沒了地在陜西、山西、河南等地折騰。盧象升臨危受命，先率軍開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農民軍數萬人。此戰(zhàn)異常兇險，盧象升先率軍破敵，將農民軍逼至山崖，對方用冷箭射傷盧象升額頭，盧象升不懼，抹著滿臉血提刀帶頭沖鋒，終把這股農民軍擊潰。此戰(zhàn)得勝后，盧象升有了一個綽號“盧閻王”。這支戰(zhàn)斗力強悍的軍隊，被命名為“天雄軍”。

天雄軍之所以戰(zhàn)斗力強，與盧象升對戚繼光軍事思想的研讀不無關系，但他同樣也有自己的發(fā)明。天雄軍的士兵，大多來自同一個地方，且相互之間多有親屬關系，凝聚力極強。與此同時，天雄軍的中級軍官，許多都是由富有戰(zhàn)斗經驗的文官擔任，這些人無匪氣、有血氣，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紀律性更?強。

當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盧象升本人的“帶頭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沖在最前面，另外軍隊有軍規(guī)：沖鋒時，軍官要沖在士兵前面，軍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戰(zhàn)后定斬不饒，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上面這幾條，幾百年后幾個湖南書生有樣學樣，打造出了一支深遠影響近代中國史的鐵血強兵：
湘軍。

從崇禎六年起，盧象升率領他的天雄軍，先戰(zhàn)湖北旬陽六縣，率孤軍深入山谷絕地，九戰(zhàn)九捷，消滅農民軍馬回回部數萬人，繼而又在崇禎八年（1635年）官升“五省總理”，節(jié)制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并被賜尚方寶劍。六個月后，盧象升在洛陽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殺到滁州，與三十萬農民軍血戰(zhàn)，經一天一夜戰(zhàn)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陜西。短短三年間，盧象升大小百余戰(zhàn)，先后擊敗李自成、高迎祥、張獻忠等部，可謂大明朝的擎天柱石。

此時的大明帝國，已經是內憂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縫往哪里頂。內戰(zhàn)的裂縫剛剛頂住，外戰(zhàn)又來了。崇禎九年（1636年）一月，清軍（此時后金已經改國號為清）大舉進攻宣府、大同地區(qū)，這兩地自隆慶年間和蒙古封貢互市以來，已經“六十年不識兵革”，當地守將不敢接戰(zhàn)，只是龜縮堡壘消極防守。二月，明王朝把正在與農民軍血戰(zhàn)的盧象升調任宣大總督。之后兩年，盧象升在當地整頓軍隊，修筑邊防工事，將一直跟隨自己南征北戰(zhàn)的天雄軍帶來，在當地吸納精壯，擴軍備戰(zhàn)，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時，已有了兩萬人規(guī)模。他深信，這支彼時中原戰(zhàn)場最精銳的軍隊，將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

這段時間，崇禎帝對盧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間朝中不斷有言官彈劾他，崇禎帝皆充耳不聞。特別是崇禎十年（1637年），盧象升的好友戶部尚書侯旬（即戲劇家侯方域的父親）獲罪，刑部尚書鄭三俊意圖從寬發(fā)落，被大怒的崇禎帝連帶陪綁。眼看兩人性命不保，遠在宣大的盧象升主動為二人說情，崇禎帝隨即應允，將兩人開釋。這時期的崇禎帝，對盧象升是信任備至的，然而到了崇禎十一年（1638年）八月，盧象升遭遇了崇禎帝最大的信任危機。

這年八月，清軍再次集結八萬大軍，由多爾袞率領經蒙古草原繞道南下，進攻北京外圍。九月二十二日，清軍破密云，殺薊遼總督吳阿衡，兵下通州，眼見北京城危在旦夕。盧象升火速馳援，臨危受命被崇禎帝委任“總督天下兵”，賜尚方寶劍。彼時盧象升，手握宣大精騎、關寧鐵騎等諸路勁旅，旌旗招展，與清軍八旗相持。

深知責任重大的盧象升決定主動出擊。九月三十日，盧象升進軍保定，決定先打保定清軍。是日深夜，盧象升發(fā)起夜襲，派三千精銳奇襲，戰(zhàn)前下死命令“刀必見血，馬必喘汗，人必帶傷，違者斬”。戰(zhàn)事爆發(fā)后，盧象升身先士卒，明軍奮勇沖殺，清軍反應不及，一度潰卻。

當盧象升欲主動出擊時，卻驚訝地發(fā)現，他的后續(xù)部隊竟突然消失了。原來崇禎帝派來的監(jiān)軍太監(jiān)高起潛竟擅自撤退，把率先沖陣的盧象升給“曬”了。還好明軍死戰(zhàn)，終從清營突圍而出，但是傷亡過半。經此一戰(zhàn)，保定清軍稍卻�？杀�部尚書楊嗣昌卻大肆渲染，指責盧象升擅自出戰(zhàn)，以至大敗。次日盧象升被崇禎帝下詔申斥，滿腔殺敵之心，連遭冷水。

高起潛給盧象升搗亂，是因為人品問題。高起潛此人性情貪婪，是崇禎帝信任的“御馬監(jiān)總管”，出外監(jiān)軍時常大肆索賄，如洪承疇、邱禾嘉等人皆大筆賄賂，唯獨盧象升不買賬，自然結了梁子。

楊嗣昌整盧象升，是因為“路線問題”，彼時明朝內憂外患，楊嗣昌堅信“攘外必先安內”，主張與清軍媾和。盧象升卻不愿攙和，在馳援京城面見崇禎帝時，就曾以“臣只知帶兵打仗”一句，諷刺楊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結怨。

崇禎帝本人也在戰(zhàn)和之間猶豫不定。卷進這個漩渦，盧象升自然處處掣?肘。

保定之戰(zhàn)后，崇禎帝求和之心大起，楊嗣昌又添油加醋，為不讓盧象升給議和大事?lián)v亂，崇禎帝一面命盧象升進兵巨鹿，一面將盧象升本部兵馬盡數拆分。十一月，盧象升進抵巨鹿抗敵，身為“總督天下兵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一萬兵馬，他的精銳天雄軍大部以及原本應由他指揮的關寧鐵騎，皆被高起潛扣著。

巨鹿地處要沖，是清軍必爭之地，見盧象升兵少，清軍起初存輕視之心，多次發(fā)動進攻，都被盧象升奮力打退，整整一個月，清軍竟數度攻巨鹿不克。這時楊嗣昌又添亂，將盧象升的士兵又調出五千歸高起潛。十二月，多爾袞集中八萬主力圍攻巨鹿。開戰(zhàn)之前，盧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當地鄉(xiāng)民哭泣說：“我等死在旦夕，不愿連累百姓遭兵。”

為免當地百姓生靈涂炭，盧象升決定主動進攻，向清軍主力發(fā)起絕死攻擊。百姓無不感動，紛紛捐出家中僅有口糧。十二月十五日，盧象升率部在蒿水橋與清軍交戰(zhàn)，八萬清軍將盧象升部重重包圍，戰(zhàn)斗從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價后，清軍終于全殲了盧象升部五千兵馬，盧象升本人在殺了二十多名清軍后，率僅有的二十余人沖向清軍軍陣，亂箭之中壯烈殉?國。

可恨的是，盧象升血戰(zhàn)時，高起潛率領的數萬精兵與他相隔五十里，卻見死不救。盧象升殉國后，楊嗣昌還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誣陷盧象升“畏敵怯戰(zhàn)”，盧象升尸首被楊嗣昌扣押五十天不上報。盧象升死后，崇禎帝竟然兩年多不給撫恤，直到崇禎十五年（1642年）才給予追謚，可謂刻薄之極。崇禎帝之所以如此，主要還是盧象升堅決主戰(zhàn)，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雖是被清軍殺死，不如說是被崇禎帝坑死。

盧象升的死，對明王朝的打擊是沉重的，在明末農民起義時期，盧象升是對農民軍勝率最高的將領，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親手打造的天雄軍，即使在對陣滿洲八旗時也毫不遜色。人品上，盧象升為官清廉，作戰(zhàn)身先士卒，公平處事，凡事起帶頭作用，比如部隊缺糧，他就帶頭斷糧，部隊打仗，他就帶頭沖鋒。其人格魅力，就連許多囂張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關寧鐵騎的悍將祖寬，鎮(zhèn)壓農民起義初期是個出了名的貪婪橫暴的角色，洪承疇、楊嗣昌皆不能節(jié)制他，他唯獨對盧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無法在崇禎帝手下施展拳腳，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時，讀到《盧象升傳》，不禁感嘆道：“如此際遇，誠為天下志
士恨。”

盧象升的殉難，好比一根擎天大柱轟然倒塌，但除了盧象升外，當時大明，還有另一根堅實柱子：孫傳庭。

說到孫傳庭，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說法：“傳庭死，明朝亡”，他是大明朝最后的希望。

這個希望的破滅，其實是被崇禎帝自己掐滅的。

孫傳庭，字伯雅，山西代縣人，和盧象升相似的是，史書上說他“性沉毅，多籌略”，是個性格內向多謀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啟年間就入京為官，擔任過吏部主事，魏忠賢當權時，孫傳庭干脆辭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閑住。崇禎年間農民軍大起，清軍入寇不斷，與孫傳庭交好的京中陜西、山西籍官員不斷有人舉薦孫傳庭出山，于是崇禎八年（1635年），孫傳庭得到啟用，先調為順天知府，次年又擢升為陜西巡撫。

而當時的他，面對的狀況，甚至比盧象升早期還困難，此時的陜西已經亂成了一鍋粥。更嚴重的是，盧象升早期練兵，崇禎帝尚能保障物資軍餉。到孫傳庭這里，卻窮得叮當響，最多只給十萬兩白銀，其他要啥都沒有。但孫傳庭很淡定，只給朝廷提一個要求：不給錢我認了，但我要干什么，朝廷也
別管。

孫傳庭要干的，其實就是倆事：籌餉、練兵。孫傳庭到任后先通過強力手段，收回大量軍屯土地，部隊有了保障。然后孫傳庭恩威并施，逼迫陜西當地的大戶與富商分擔軍餉。孫傳庭硬是從這些一毛不拔的鐵公雞身上，源源不斷地敲出銀子。上上下下的權貴，孫傳庭也就得罪個遍。

但孫傳庭卻不怕，因為他手中也練出了一支強兵：秦軍。比起盧象升有充足時間練兵，孫傳庭干脆在實戰(zhàn)中鍛煉。他的兵源主要來自陜西北部，多是“兵戶”家庭的子弟，當地民風尚武兇悍，戰(zhàn)斗力本身不差，孫傳庭到任后嚴明紀律，保障軍餉，上上下下士氣大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支兇悍的秦兵，從餉銀到糧食，大多都依靠孫傳庭收回的軍屯以及陜西當地富戶的供應，極少讓朝廷買單。

有了這樣一支“性價比”極高的軍隊，孫傳庭大展拳腳。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孫傳庭經過數戰(zhàn)，多次擊敗農民軍高迎祥部，終在子午谷設伏，將高迎祥部全殲。高迎祥這個一度是明末農民起義軍最強領袖的“闖王”束手就擒。崇禎十一年（1638年）一月，孫傳庭率部在陜西寶雞擊敗農民軍，并以“圍點打援”的戰(zhàn)術，在陜西潼關重創(chuàng)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帶八人倉皇逃竄。孫傳庭乘勝追擊，又南進河南，在河南靈寶大敗農民軍“十三家聯(lián)軍”。眼見就要取得全勝，又是那個坑死盧象升的楊嗣昌，向崇禎帝提出“招安”，結果張獻忠等農民軍殘部被招安，徹底全殲農民軍的機會，就這樣功虧一簣。

楊嗣昌之所以和孫傳庭過不去，也是因為“路線問題”。作為兵部尚書，楊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剿滅農民軍計劃，孫傳庭同意這一方略，卻堅決反對借此方略增兵加餉。對“招安”的農民軍，孫傳庭更不放心，建議留部隊在當地監(jiān)視，以防他們造反。就這倆事，把楊嗣昌給惹怒了。

崇禎十一年（1638年）的清軍入寇事件里，孫傳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楊嗣昌怕他立功，竟嚴令不許孫傳庭部出戰(zhàn)，戰(zhàn)后又主張將孫傳庭本人調離，留孫傳庭的部隊拱衛(wèi)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孫傳庭氣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聾，但災禍還沒完，得病的孫傳庭請求告假，崇禎帝竟認為孫傳庭在推卸責任，一紙詔書把孫傳庭下獄。

就在孫傳庭下獄期間，誠如孫傳庭所預料的，農民起義復起，當年因楊嗣昌阻撓而逃生的張獻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網”的惡果也凸顯，被租稅逼得活不下去的農民紛紛響應，李自成也再次出山，聲勢浩大。崇禎十五年（1642年）五月，李自成橫掃河南，二圍開封，明王朝岌岌可危，無奈之下，崇禎帝只得再次啟用孫傳庭。

但此時，孫傳庭苦心打造的精銳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陜西的他，手中只有一萬多新招募的士兵，毫無作戰(zhàn)經驗。面對如此爛攤子，孫傳庭盡心竭力，死守潼關。他認為，只要潼關不丟，保住陜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農民起義的機會。但崇禎帝地卻瞎指揮，是年五月，崇禎帝連發(fā)詔書，催促孫傳庭進兵。帶著這支毫無作戰(zhàn)經驗的軍隊，孫傳庭在河南遭到敗仗，不得不退回陜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標必定是入陜，因此在潼關整頓城防，制造火器，意圖堅守。然而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嚴令孫傳庭主動出擊，和李自成決戰(zhàn)，明知必死的孫傳庭，開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戰(zhàn)。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戰(zhàn)中，面對李自成的五十萬大軍，孫傳庭再度戰(zhàn)敗，全軍覆沒，孫傳庭單騎沖入敵陣，壯烈殉國。

孫傳庭的戰(zhàn)死，讓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軍隊和最后一個可以挽救危局的人。與盧象升一樣，孫傳庭不但是被瞎指揮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滅亡，他都沒有得到崇禎帝的追謚。孫傳庭戰(zhàn)敗后，李自成輕易占領了陜西，繼而東進奪取北京，滅亡了明王朝。

朱元璋做的這些事

從草根到帝王，明太祖朱元璋的奮斗史，堪稱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勵志的奇跡。

但是當他登基建國，正式完成這個奇跡后的很多年里，他卻并不高興，甚至時常憂愁，在登基的最初十二年，連每年的生日都不過。每到自己生日那天，他會一個人呆在深宮里發(fā)呆，躲著不見群臣。

以他后來給大臣們的詔書解釋說：每到自己生日那天，他就會想起自己因貧困而死的父母親人，于是悲傷萬分，生日也就成了苦日。

但是從洪武十三年以后，朱元璋卻一反常態(tài)，每年開始高高興興地過生日了。至于原因，同樣以他詔書的話說：現在全國經濟繁榮，民生安定，父母在天有靈也會高興。所以生日自然變成了喜慶。

于是朱元璋憂愁的原因，也就清清楚楚：并非僅僅懷念故去的親人，而是當時他越發(fā)感到，自己這個有史以來最奇跡的皇帝，很可能也是有史以來最倒霉的皇帝。

因為當時他面對的，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開國時最嚴峻的經濟形勢，堪稱一窮二白，內憂外患，百業(yè)凋敝。

從那以后，從不服輸的朱元璋，也用了三十年時間，完成了他人生里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個奇跡：把一個經濟殘破凋敝的明王朝，締造成一個國富民強的盛世——洪武盛世。

他怎么做的？

明朝開國有多窮

一般來說，但凡是一個經歷過天下大亂、群雄割據，最終完成統(tǒng)一的王朝，必然會面臨因戰(zhàn)亂而經濟破敗的局面。主要的困難，簡單說就是四個字：人少！地荒！

對于歷代封建王朝來說，勞動力和土地，都是最重要的兩件事：中國自古以農業(yè)立國，有勞動力才能種地，有地種才能收農業(yè)稅，有稅收政府才能運轉，王朝才能穩(wěn)固。人若少，地就荒，地荒了，國家就麻煩。

以這兩件事來講，明朝開國面臨的，是歷代前所未有的大麻煩。

有多麻煩？就舉幾個地區(qū)為例：宋朝故都開封，按照地方官的奏報，土地大量荒蕪，人口極度減少；山東首府濟南，周邊大量荒地，招人耕種都湊不起人；西北重鎮(zhèn)河州，整個城池大多是廢墟，里面盡是白骨堆積；荊州白水鎮(zhèn)，元末還有幾萬人，此時全是一堆瓦礫，連人影都沒有；瓷都景德鎮(zhèn)，人口減少了九成，房屋大多毀棄，人煙稀少……

以上這些情景，絕非地方個例，相反卻是當時中國，大江南北幾乎司空見慣的事實：城池基本是廢墟，農田大多是荒地，甚至到處是無人區(qū)，好些繁華的鄉(xiāng)鎮(zhèn)更完全成了一片
死城……

為什么會鬧成這樣？原因有很多，元朝九十七年失敗的統(tǒng)治，諸如亂發(fā)紙幣等政策，幾乎都是搜刮多、建設少。國家連年鬧災，元朝統(tǒng)治的最后二十五年，大規(guī)模的蝗災就有十九次、大饑荒十五次、水旱災五十九次，可謂天災人禍齊集。十七年慘烈的元末農民戰(zhàn)爭，其戰(zhàn)斗密集程度之高、過程之慘烈、波及范圍之廣，更是前所未有，僅百萬人規(guī)模的城池攻防戰(zhàn)，就有高郵之戰(zhàn)、洪都之戰(zhàn)、平江之戰(zhàn)等多次，太多昔日繁華的城池，幾乎都在戰(zhàn)火中灰飛煙滅。至于戰(zhàn)爭范圍，更是空前擴大，紅巾軍的北伐一直打到遼東，南方的福建等省更是內亂頻頻，而朱元璋與陳友諒、張士誠倆梟雄爭天下的主戰(zhàn)場，更是傳統(tǒng)經濟區(qū)——長江流域。大江南北，幾乎都給打爛了。

與之前幾大封建王朝比，也可看出明朝當時局面有多難：唐朝開國，雖然也歷經戰(zhàn)亂，但唐之前的隋朝的豐厚的錢糧儲備，還是成了后來唐王朝開國治天下的家底。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得到的，是一個歷經后周兩代帝王苦心經營、初具繁榮的國家，給北宋的繁榮打了底。元朝一統(tǒng)天下，先有忽必烈在北方的苦心建設，后又全盤接過南宋的富庶家當。要論開國的本錢，比明王朝此時更慘的，恐怕也只有兩漢王朝了。

如果論經濟條件說，兩漢開國的局面都不比明朝好多少。無論西漢高祖劉邦，還是東漢世祖劉秀，開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發(fā)展，就連邊境上匈奴鬧得歡，也得打落門牙忍下這
口氣。

但就這點說，明朝卻比兩漢還要難：兩漢尚且還能忍一口氣，求個和親，爭個和平環(huán)境。而明朝，卻連這條都沒得爭。

朱元璋舉行登基大典的時候，大明王朝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并未真正結束。徐達、常遇春的北伐大軍，還正在浴血奮戰(zhàn)。一直到這年七月，明朝軍隊才攻克元大都，驅逐元王朝，隨后又一路北進西討，發(fā)動對元朝殘部的征伐，相繼收復山西、陜西、甘肅各省并招撫收服青藏。這期間雙方在北方發(fā)動了多次十萬人以上規(guī)模的大會戰(zhàn)。一直到洪武五年（1372年），北方才暫時太平。南方一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軍隊才平定云南，徹底掃平南方。然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收復遼東。換句話說，僅完成國家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大明王朝就斷斷續(xù)續(xù)用了二十二年。更何況與元朝殘余力量，即北元王朝的對峙，更是終朱元璋一生。

這就是明朝此時的困局，以一個經濟凋敝的江山、沒有和親妥協(xié)的可能，卻要在支撐長期戰(zhàn)爭的同時，完成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穩(wěn)定。僅此一條，便是一個艱辛的任務。更何況開創(chuàng)盛世和奠定偉業(yè)，這更是難上加難。

然而就這么一個難上加難的事，明朝卻真辦到了，三十年的苦心經營，明朝一邊打仗一邊搞建設，不但統(tǒng)一江山，橫掃北元，更締造了一個足以笑傲青史的“財富成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王朝的耕地總數達到八百五十萬頃，比宋朝的最高數據多三百多萬頃，更是元朝最高數據的四倍。國家當年的稅糧收入更高達三千二百萬石，是元朝最高數據的三倍。全國的人口根據后世的估算，接近了六千七百萬人，突破了此前中國歷史的人口最高紀錄。國家的財政儲備，按照《明史·食貨志》的記錄，各個州縣的府庫都糧滿倉，甚至存到“紅腐不可食”。政府富得流油，老百姓生活又如何呢？這時期有民歌就可佐證：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

這個開國時期經濟貧困，民生凋敝，內憂外患，戰(zhàn)火不息的明王朝，歷經三十年治理，成為一個國富民強，經濟繁榮，生機勃勃的國家。這就是朱元璋締造的大奇跡：洪武
盛世。

國家強力干預經濟“洪武盛世”這個奇跡，朱元璋是怎么辦到的？

歷代封建王朝，打下天下后治理天下，方法基本一脈相承，簡單說就是四個字：休養(yǎng)生息。

朱元璋休養(yǎng)生息相關的一些政策，和前朝一脈相承。明初的官派徭役極少，農業(yè)稅和商業(yè)稅都基本降到三十稅一。朱元璋更是以身作則，自己的飯菜吃得簡單，衣服穿得樸素，連出行的車馬裝飾，都用銅而不用金。如有官員給他進獻奢侈品，不但二話不說砸了，還把送禮的人整個半死。如上種種，好些都成了流傳至今的美談。

但僅靠這些美談，是很難突破明初困局的。明初經濟困頓之深，就像一個遭受重創(chuàng)的傷者，如果要想恢復健康，休息和護理固然重要，強心針有時候更是必須的。

朱元璋以其精準的眼光和堅忍的膽略，為大明王朝的肌體打入了三支重要的強心針。

第一支強心針，也正是風險最大的一支，歷史上稱為“洪武大移民”。

“洪武大移民”，即明初開始的移民墾荒運動，也就是為解決明初各地地荒勞力少的難題，利用中央集權的行政能力，將人口稠密地區(qū)的農民，整體搬遷移民至人少地區(qū)
定居。

這辦法并非朱元璋首創(chuàng)，但要和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比，之前的歷次移民運動，都可謂“小巫見大巫”。

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對象比較固定，主要是人口稠密的江西、江南、山西三地。但移民的目的地范圍卻極其廣大：往東到遼東地區(qū)，往北一直到內蒙古地區(qū)，往西一直到甘肅地區(qū)，往南甚至一度到了云南南部地區(qū)，覆蓋范圍之廣，可稱歷史之最。

至于移民的次數和規(guī)模，放在古代交通條件下，可以說龐大到恐怖。從明朝開國前，遷移蘇州百姓到鳳陽開荒算起，朱元璋在位時期，僅《明實錄》和《明史》中記錄的大規(guī)模移民的次數，就有十三次之多。前后遷移的人口，有數字可考的，加起來就有一百六十萬之巨。甚至學者陳梧桐在其著作《明史十講》里估算，真正的數字很可能突破三百萬人。這是中國古代史上一次史無前例的人口大遷徙。

移民的風險，一是中國人的傳統(tǒng)觀念，中國農民素來安土重遷，何況這么大規(guī)模的離鄉(xiāng)背井，勢必會有抵觸。二是交通條件，古代的交通條件不方便，一路山高水長，一次遷移就意味著迎來一堆麻煩。中國古代史上，移民移出動亂甚至起義的，從來都不算少。

但強人畢竟是強人，朱元璋既然決心辦，自然也有辦法。首先是規(guī)劃周詳，洪武三年在河南設司農令，統(tǒng)籌移民事宜。然后是定福利標準，只要愿意搬家，不但免三年稅糧，發(fā)優(yōu)厚的路費和生活費，而且移到新地方后，能種多少地，就占多少地，種地的農具、種子、耕牛甚至頭兩年的糧食，全都由政府提供，條件極其優(yōu)厚。

饒是這樣優(yōu)厚的條件，反對聲還是四起，特別是當時的移民，大多家鄉(xiāng)都在富庶的江南、山西地區(qū)，日子過得還可以，離鄉(xiāng)背井往窮地方搬，換誰也難答應。但朱元璋也留有后手，不答應？強制搬遷！方法就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確切說，就是一家人里，老幼婦孺留下，青壯勞力搬家。按照一些野史的說法，當時的搬遷過程，移民們都是捆著走，上廁所才解開繩子，所謂“解手”就是這么來的。而移民遷走前，村村哭聲震天，家家悲傷別離，景象極為凄慘。

后世很多史家說到這里，好些就開始詬病朱元璋，說這場史無前例的移民運動，給百姓帶來慘重的苦難。但必須看到的是，持續(xù)三十年，前后十余次的移民運動，固然制造了無數家庭的分離。但如果細比一下，相較于中國歷代幾次重大的“政府性工程”，如秦長城、隋大運河之類，明朝這場規(guī)模更加空前的遷移運動，卻未曾釀成類似前代的變亂，僅此一條，就足夠值得后人正視。

一個后世正史都承認的事實是，在從頭至尾的整個移民過程里，政府對于移民的待遇允諾，幾乎每一條都完全兌現，稅減了，路費發(fā)了，安家費有了，離鄉(xiāng)背井的移民們，在全新的家園，獲得了更多的土地，從此開始了新的拓荒。強人朱元璋治下的大明朝廷，以其高速的效率和強力的執(zhí)行力，完成了這個空前的人口遷移。諸多原本荒蕪的地區(qū)，獲得了大量勞動力，經濟開始高速回升。對于明朝經濟的復蘇乃至中國的人口版圖布局，甚至縮小地方經濟差距、促進民族融合，這事都影響深遠。

但就明初的經濟困局來說，這一支強心針，顯然遠遠
不夠。

于是朱元璋又緊接著打了第二支強心針，這支針按照現代的說法，叫公共設施建設。

比起“洪武大移民”百萬人的遷移規(guī)模來，朱元璋的公共設施建設力度，也是同樣強大。

但從操作難度說，這事同樣不是鬧著玩的，技術含量高、執(zhí)行細節(jié)繁瑣、風險性更大，最近的反面教材，就是元朝滅亡，所謂“石人一支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一個閃失就出了大事。

這件事的難度主要有三：一是財政實力；二是可行性，必須得抓最緊要的地方修；三是執(zhí)行力，好政策得落實到位，所有細節(jié)都要抓。

而朱元璋的做法，套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話，就是有多大的荷葉，包多大的粽子。

朱元璋的水利工程，從打天下的時候就開始修，早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就設置了專門負責水利的營田使。負責人就是其麾下的名將康茂才，從那以后打下一塊地盤，就修一處水利，確保了轄區(qū)內的農業(yè)生產和軍用供給。

等到明朝開國后，水利工程更成了朱元璋治國的頭等要事，登基第一年就下詔：民間凡是有關于水利事務的奏疏，必須立刻奏報。但執(zhí)行起來，卻是循序漸進，開國的頭幾年，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生產相對富庶的江南和淮西地區(qū)，比如先于洪武元年（1368年），修和州水堰200多里（1里約等于500米，下同），五年后，又大修嘉興、松江地區(qū)水利工程，動用民夫萬人，不但疏通水路，更開上海胡家港1200多丈（1丈約等于3.33米，下同），打通海運要道。

隨著明王朝在全國的統(tǒng)治日益穩(wěn)固，明朝的水利工程項目更擴展到全國。包括廣西、陜西、甘肅、浙江、福建、廣東，都有大規(guī)模的水利工程建設。這卻并不是盲目修，而是和此時明王朝諸如移民、屯田之類的大動作息息相關，哪里開荒種地，配套的水利工程立刻跟上，種到哪修到哪，生產和灌溉無縫對接。

而縱觀整個朱元璋時期的水利工程，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工程質量高，修好的水利工程，確保使用幾十年。二是工程量大，行動密集，終整個朱元璋執(zhí)政時期，大規(guī)模的水利工程一直沒停，幾乎上馬一個項目，就耗用幾萬人的人力。三是次序循序漸進，以江南經濟區(qū)為中心，向周邊擴展，幾乎散播到兩京十三省，進度非�？茖W。

而朱元璋的苦心也沒有白費，他在位時期，明朝的水利工程成果達到了一個極其驚人的數字：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王朝修筑塘堰40987處，河流4 082處，堤壩5 048處，成就極其顯著。

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貫穿南北的京杭大運河，朱元璋對于這條主干道，態(tài)度極其慎重。洪武時代明朝的北方物資供應，還是以屯墾為主，海運補給為輔，這條南北大動脈的完全恢復，還是明成祖朱棣時期的事情了。

除了興修水利外，朱元璋終其一生，還大力整治大明朝的公共交通，修治了連接各省的驛道，并設立了完備的驛道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這個翻修得煥然一新的江山也因此重新連成一片。

而打下這一支強心針的明王朝，效果更是立竿見影。交通的恢復與延伸，不但提升了政府行政的速率，更連通了工商業(yè)往來。水利工程的全面鋪展，也為明初開始的墾荒熱潮推波助瀾。經濟的復蘇增長，從此開始加速。

決定性的第三針上面兩支強心針之所以打得如此順利，卻與朱元璋打的第三針有關，這一針與其叫強心針，不妨說是活力針。

在很多史家眼里，“活力”二字，似乎與朱元璋不沾邊。朱元璋一生都致力于強大的中央集權，政治上廢宰相制，強化特務統(tǒng)治，民生上雖說大搞社會福利，推廣“公費醫(yī)療”（惠民藥局）、“國家救濟”（養(yǎng)濟院）、“免費公墓”（漏澤園），但法令條律森嚴，細化到穿衣吃飯、裝修蓋房，處處都是規(guī)矩，一不留神就犯法。著實很沒“活力”。

但為大明王朝，乃至中國古代史，注入新活力的，卻是他在位時期，兩道看似不起眼的詔書。

第一道詔書，載于《皇明詔令》中的《正禮儀風俗詔》，其中有話：“佃見田主，不論齒序，并如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禮行之。”意思是佃戶見了自家的地主，無論年齡大小，要行小弟見兄長的禮節(jié)，如果雙方是親屬，那么不論地主與佃戶的身份關系，要行親屬的禮節(jié)。

第二道詔書，發(fā)布于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年）五月，朱元璋給工部下詔，命令“在京工匠上工者，日給柴、米、鹽、菜”。又規(guī)定“休工者停給，聽其營生勿拘”。這兩段詔書的意思連起來是：在京城服役的工匠們，在干活的，每天都要補助柴火米糧和油鹽蔬菜，沒有在干工作的，雖然不發(fā)這些東西，但他們也可以干別的營生，不要因此拘捕
他們。

兩道詔書，第一道講的是佃農見主人的禮儀，第二道講的是工匠在京城干活的津貼�？此剖遣黄鹧鄣男∈�，然而放在封建社會看，卻都是不簡單的大事。因為這倆道詔書對應的，恰是之前元朝平民的兩個底層制度：佃農制度與匠籍
制度。

先說佃農制度，也就是佃戶和地主的關系問題�！对�典章》里明文規(guī)定，地主和佃戶之間，要行嚴格的主仆之禮，甚至地主如果打死了佃戶，也不過是打板子賠錢了事（杖一百七十，征燒埋銀五十兩）。所以元朝統(tǒng)治九十多年，沒有土地的佃農，基本上過的是非人的生活。

但朱元璋這樣一改，情況就不一樣了。原本是尊卑有別的主仆關系，這下成為“少事長”的兄弟關系，雖說還是地主高，但地位一下子拉平了。再想拿佃農當動物使喚，法律首先就不答應。

而且朱元璋也不僅搞形式，接下來還有內容。首先是地主如果打死了佃農，照樣殺人償命，打板子賠錢都沒用。如果地主想要佃農替自己服勞役，得給佃農勞務費，法定價格是“須出米一石，資其費用”。拿著佃農當奴才，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的“好日子”，至此到頭了。

第二道詔書的影響，同樣極其深遠，給工匠們發(fā)津貼，看似是小事，觸動的卻是之前元朝手工業(yè)的重要制度：匠籍制?度。

所謂匠籍制度，就是將全國的工匠們編訂成專門戶籍，入籍的工匠，便是匠戶，一個工匠不入籍，就等于沒活路，如果入了籍，不但一輩子干這營生，而且子子孫孫，世代都要干。

元朝實行匠籍制度，主要為了用工方便，要干個什么活，直接按匠籍抓人，干活的工匠，不但路費要自理，來京城干活的生活費要自備，而且干活也沒酬勞，只有一些粗劣的食物，且絕不允許期間做別的營生糊口，抓到就是重罪，命運極其
凄慘。

洪武十一年的這份詔書，一切開始改變。給工匠們發(fā)津貼，數額雖不多，但日子總算好過。更重要的改變，卻在八年后發(fā)生了：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王朝正式規(guī)定，各地匠戶每三年上京服役一次，每次不超過三個月。這樣一來，工匠們終于不需要常年從事低廉的勞役，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家的營生。又過了七年，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法令再次修訂，工匠們按照工種的不同和路程的遠近，重新編訂服役時間，這些輪流服役的工匠，便被稱為“輪班匠”。而在皇宮內府服役的工匠，更可按照工種每月領工錢。這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演進，卻堪稱匠籍制度的重大突破。

說重大，因為這樣的突破，不止在工匠們拿錢多了、自由度大了、服役期短了，最重要的是身份的演變。朱元璋之后，在明朝永樂年間，工匠們終于有了更大的自由，服役也有工錢拿，而且服役以外的時間，更可以自主從事營生。按照《明會典》里的話說，就是“自由趁做”，他們有了自由。

佃農提高了地位，工匠有了自由，這便是朱元璋執(zhí)政中，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些原本被緊緊捆綁在元朝等級制度上的“草根”們，從此可以在新的王朝自由地舒展。佃農們可以挺起腰桿干活，工匠們更不止會被強迫勞動，反而有了更多創(chuàng)造的機會。

僅從兩個事實，便可窺見這個成就的意義：第一，朱元璋在位三十年，農民開墾新荒地的數量，每年幾乎都是滾雪球式增長。明朝建國的頭十二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的新墾荒地就達到一百八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一頃，而洪武二十六年的耕地數目，更是洪武元年的四倍還多。中國古代史上再難找到第二個這樣的農業(yè)騰飛奇跡。第二，明朝的手工業(yè)在經歷了洪武時代的累積后，特別是諸如陶瓷、絲綢等行業(yè)，一反元朝時代的粗糙形象，重新煥發(fā)起燦爛的美麗。比如陶瓷業(yè)，洪武元年一片廢墟的景德鎮(zhèn)，到洪武晚期，已重新成為陶瓷重鎮(zhèn)，制作工藝方面，永樂時期的錐拱、脫胎，宣德時期的鏤空，這些明朝獨創(chuàng)的新技術，今天依然閃爍著奪目的美麗。而這一切，毋庸置疑，正來自洪武時代不起眼的改變，激發(fā)起的強大活力。

明初的皇帝們很忙

明朝的皇帝，特別是中后期的皇帝，一個通用的評價，就是懶。一輩子躲在宮里極少上朝的，就有好幾位。就好比一個人在單位里成天不坐辦公室一樣。而業(yè)余愛好玩出花樣的，更有好幾位。有會騎馬打仗的（明武宗），會煉丹修道的（明世宗），會鑒定珠寶的（明穆宗），會干木匠活的（明熹宗）。以至于很多后世史家說到這里，無不痛心疾首，說明朝皇帝投錯了胎，換個行業(yè)肯定是標兵，就是不會當皇上。

換個行業(yè)是否當標兵，這個不好說。但是否會當皇上，還是以事實說話，明朝皇帝會玩不假，但玩一輩子卻還能保證國事穩(wěn)定的也多。更重要的是，這些皇帝哪怕玩到腳抽筋，依然牢牢捏住大權。就沖這點說，這些愛玩的家伙，其實個個會當皇?上。

只是說到懶這條，如果明太祖朱元璋泉下有知，不知道會怎么想。兒孫這么懶，真不是他期望的那樣。

但你可知道，明朝早期的幾位皇帝，其實一直都很忙，因為朱元璋為明朝設計的，是一套中國古代空前獨裁的君主專制體制。

首先是取消了中國有千年傳統(tǒng)的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話說，就是皇帝既要坐朝，又要理政，從此政令通暢，上通下達。與此同時，在漢唐時代呼風喚雨的宦官集團，到了明朝也被嚴加限制，明朝宦官機構龐雜，部門之間相互掣肘牽制，同時朱元璋在宮門立鐵牌，嚴禁宦官干政。

而地方藩鎮(zhèn)割據的隱患，也被朱元璋剪除，地方行政權力一分為三，各省處理民事有布政使，處理司法工作有按察司，處理軍事戰(zhàn)事有指揮使，這就是明朝特色的地方“三司”制度，三司不相統(tǒng)屬，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而最容易直接造成叛亂的兵權問題，也被朱元璋肢解。明朝的軍隊，實行的是衛(wèi)所制度，也就是國家劃撥土地給軍隊屯田，軍隊自己種地養(yǎng)活自己，不花國家錢糧，國家更能通過控制土地的方式，牢牢控制住士兵的飯碗。

同時在士兵的統(tǒng)屬上，明朝的兵部，掌握著任命軍官以及調動軍隊的權力，但是并不擁有對軍隊的直接管轄權。而明朝的軍事機關五軍都督府，擁有對軍隊的管轄權，但是卻不具備人事權和調度權，這樣雙方相互牽制，誰也無法獨立控制軍隊，只能老老實實對皇帝負責。

這一體制妙處多多，取消了宰相制度，前朝宰相專權欺負皇帝的事情不可能上演；設立三司制度，前朝藩鎮(zhèn)割據乃至脫離中央的事情也不可能上演；禁止宦官干政，前朝宦官專權甚至操縱皇帝廢立的事情同樣不可能上演；肢解了軍隊的指揮權與管轄權，前朝權臣專兵，叛亂中央的事情更不可能上演。如此一來，所有可能的實權部門，權力都被朱元璋一拆再拆，整個官僚體制相互制約，誰也不能獨大，所有的實權官員，都只能老老實實對皇帝負責，誰也不能越過皇帝自行其是，也就誰都不能威脅到老朱家的家天下。

但真正做上了皇帝才會發(fā)現，大權獨攬的日子，其實是不好過的，就好比是現代社會里，一個人早晨起來剛睜開眼睛，甚至還在睡夢中，電話就開始想個不停，每天有成百上千個電話打進來，都要向你請示工作，且不說工作怎么處理，就是聽匯報的頻率，就能把人聽到頭大。

明朝的前幾代皇帝，特別是開國皇帝朱元璋，以及永樂皇帝朱棣，都是這樣的工作狂。照《明實錄》里朱元璋自己的話說，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直到日頭偏西的時候才回宮，而且就是睡覺的時候，他也經常失眠，經常思考國事的時候，猛地就醒了，醒了就披衣起床，把白天需要處理的國事寫下來，上班后一件一件地落實。甚至吃飯的時候，猛然想起什么事情，也隨手找個紙條寫下來，然后貼在自己的衣服上，相當多的時候，當朱元璋召見大臣的時候，大臣會驚訝地發(fā)現，他的衣服上貼滿了各種各樣的紙條，全是國家大事。

《明實錄》里曾經做了這樣的統(tǒng)計：朱元璋曾經在連續(xù)八天里，處理各種奏折一千六百件。每一本奏折他都認真批閱，而且還總結主要內容，從一千六百件奏折里，一共提煉總結出三千二百件所言之事。明朝奏折的格式，一份奏折如果要單獨成章，至少要有一千字。

也就是說，朱元璋八天里，總共看了至少一百六十萬字，平均到每天少說二十萬字。而且這不是蜻蜓點水般地快速瀏覽，而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認真推敲，總結思考，并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其工作強度，好比今天一個高考生，每天要做總篇幅多達二十萬字的閱讀理解題，而且必須保證，每一道題都不能出錯，所有的答卷必須百分之百正確。

考生做錯了題，最嚴重的后果只不過扣幾分，朱元璋如果批錯了奏折，后果會更嚴重。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話說，一念之差，耽誤的就可能是萬千黎明蒼生，所以百官言事中的每一句話，他都要慎之又慎地查看。

永樂皇帝朱棣的工作方式，有明確的時間表——每天早晨四更起床，吃過早餐后，要先在上朝之前，抓緊要把當天準備處理的國事，預先在腦子里過一遍。然后開始早朝，按照《大明會典》的記錄，明朝的早朝開始時間，相當于今天的凌晨五點鐘，起個大早的朱棣，在早朝結束之后，就要著手處理國事，批閱各類奏章，他每天批閱奏章，往往都要到深夜，經常要到凌晨才睡。

這樣算來，每天他的睡眠時間，也就只有不到六個小時。而且朱棣規(guī)定，一旦有緊急軍國大事，哪怕自己在熟睡，也要立刻把他叫醒，否則就要論罪。這樣的折騰，也讓朱棣深感其苦。朱棣最后一次北征蒙古草原的時候，路上設宴款待群臣，席間頗為感慨地說：我自登上皇位以來，每天兢兢業(yè)業(yè)，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而皇帝的辛苦，也是做了皇帝之后才深有體會啊。

即使是明朝第一工作狂朱元璋，對于這番辛苦，其實也是深有體會的。各類史料記錄了朱元璋的一個趣事，就是一位叫茹太蘇的大臣給他上奏折，奏折寫了萬字，到第五千字的時候才切入正題。氣得朱元璋命人把茹太蘇一頓暴打。事后朱元璋寬慰茹太蘇，并向他訴苦說：你以為我愿意打你啊，你五百字就能說清楚的事情，非要寫個上萬字，我做皇帝容易嗎？要整天看你這種奏折我哪受得了��！

連朱元璋都有受不了的時候，其他的皇帝自不用說。到了朱棣執(zhí)政時期，就設立了“文淵閣”，開始協(xié)助皇帝處理國事，文淵閣里的官員，就是五品大學士。之后，這個原本以皇帝秘書身份設立的新機構，地位日益扶搖直上，成了明朝實際意義上的“宰相”。而隨著明朝這一內閣制度的確立，為了強化皇權，從明宣宗朱瞻基開始，又逐步加強宦官的權力，也就造就了后人津津樂道的明朝“宦官專權”現象。

從此，文官的內閣權力、宦官的權力，以及兩者之上的皇權，就成了明朝最高權力的鐵三角。而早期朱元璋苦心創(chuàng)立的專制體系，因此也有了新的效用。在內閣制度以及宦官司禮監(jiān)制度日益成熟的情況下，原本分權的明朝行政體系，從此有了更好的整合。這個原先離了皇權就玩不轉的體制，在司禮監(jiān)加內閣的雙軌制操控下，可以實現有條不紊的
運轉。

如此一來，明朝的皇帝就輕松下來了，要給國家大事拿出處理意見，不必再像朱元璋時代一樣，天不亮就起床批奏折，只需要授意內閣草擬處理意見就好，要同意處理意見，只要司禮監(jiān)蓋章，即所謂的批紅就好。做皇帝的，只需要聽匯報點個頭，國家就能正常運轉下去。

史料上總津津樂道，明朝某某皇帝多少年不上朝云云，然而不容爭議的事實是，即使是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依然可以有效地掌控群臣，并且實現朝局的正常運轉，其制度上的根由正在于此。

明朝這套高度專制、皇權極其強化的體制，隨著之后歷代帝王的修正，在表面不更改“祖制”的幌子下，只在關鍵部位做出精到的調整，最終改變了其原本的意義：原本是想讓皇帝變得很忙，結果卻讓皇帝變得很閑。

建文帝竟要明朝回歸奴隸社會

明朝歷代帝王，即便算上最后那幾位常年風雨飄搖、被清軍追得無處可跑的南明帝王。唯一一位執(zhí)政生涯里被半路叛亂篡權成功的，也只有明惠帝朱允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建文?帝。

對于這位悲劇皇帝，明朝當時很多臣子百姓，哪怕面對勝利者朱棣的高壓，依然對他表達了深切緬懷。除了被朱棣事后殘酷清算，遭到暴虐滅族的齊泰、方孝孺等重臣外，還有如禮部右侍郎黃觀和翰林修撰黃英這樣，在朱棣篡位登基的前夜傲然自盡，留絕命詩表達忠誠。特別是黃觀，他的殉難，在民間傳說里同樣被傳成神話。他與妻子投水而死的地方，被傳說成“血影石”，據說每到陰雨天英魂就在石頭上顯靈。對這樣“大逆不道”的傳言，明朝政府也一直寬容，從未禁止。

一些籍籍無名的草根小卒，也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忠誠：朱棣軍中的小兵儲福，拒絕接受出征任務，在朱棣登基后絕食而死。金川衛(wèi)看門小兵龔詡，朱棣打下南京后就大哭外逃，寧可回家也不為大明效力，明朝官員多次請他做官，都被他拒絕，他從永樂年間起一直種田到善終，當地官民對他十分尊重，敬稱他“安節(jié)先生”。

如此深切緬懷，最重要原因，是建文帝代表了正統(tǒng)皇帝，法統(tǒng)自然得到尊重。但同樣也有另一個原因：悲劇的建文帝，登基后的許多表現，也給了臣民們期待。他出名的仁慈感動了許多臣子，而他不顧朱元璋的“祖制”，強力推行的“建文新政”，好些內容更是開一代新風，也被勝利者朱棣繼承了
下來。

下落不明且獲得深切緬懷的建文帝朱允炆，在民間文藝中，也總被善良的作者，安排好美滿的結局。武俠片《永樂英雄兒女》里，朱允炆不但平安活到滿頭白發(fā)，還修煉成江湖老大，更和晚年朱棣化解恩怨，親切會面。在那場熱情攀談中，借朱棣之口，編劇向朱允炆提出了一個觀眾朋友十分關心的問題：倘若沒有靖難之役，你平安當皇帝，能不能當得比我（朱棣）好！

是啊，假如朱棣沒造反，朱允炆能否當個好皇帝？

朱允炆的能力一個皇帝的成功，各種因素有很多，但關鍵一條，就是個人能力。

皇帝的能力是什么？朱元璋認為是四個字：仁明果決。確切地說，就是仁慈、明白、果敢、決斷。

朱元璋就是這四條能力的集大成者，而且以這四個字為標準，努力培養(yǎng)接班人。最早培養(yǎng)的是太子朱標。培養(yǎng)過程更煞費苦心：組建了最強的教師團隊，包括徐達、李善長、劉伯溫、宋濂，幾乎囊括當時大明朝軍事、政治、文化的所有精英。朱元璋還整合充足教育資源，專門建了“大本堂”（皇家圖書館）。教育太子朱標的過程更嚴格：除了要太子認真讀書外，還要召集臣子開研討會；太子要廣泛實習，不是下基層考察，就是列席參加國事會議，后來還要幫朱元璋批奏折，并且還要拿出獨立意見來。

朱元璋本人的考核更嚴格，經常和兒子討論治國得失。有時候為考驗兒子，甚至故意抬杠。一件案子怎么判、一樁國事怎么處理，故意和兒子別扭，鼓勵兒子和自己爭。他們好幾次鬧得父子紅臉，相關官員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到抓狂。

但這樣的苦心沒白費。朱標一直照著朱元璋期待的樣子成長：性格寬厚，為人仁慈，做事有擔當，認定正確便不動搖，遇到不同意見，哪怕朱元璋發(fā)飆也敢爭，是個外柔內剛的
典型。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茁壯成長的朱標卻突然英年早逝。而后經過一番權衡，其子朱允炆成了皇太孫。雖然這娃年紀小、長得難看。但朱元璋有信心，照著他爹的培養(yǎng)流程再來一遍，管保出品明君。

但這一培養(yǎng)，就差大了：先是教學團隊不同。比起徐達、李善長、劉伯溫、宋濂四位大神級人物，朱允炆攤上的老師，包括齊泰、黃子澄、方孝孺，號稱“讀書人種子”，品質堪稱模范，但不論是徐達嘯傲沙場的能耐，還是李善長事無巨細處理妥帖的本事，或是劉伯溫運籌帷幄的智慧，或是宋濂學富五車的博學，這幾位都差得遠，更遑論教人。

朱元璋本人的考察也有問題，雖然跟對兒子一樣，也教育孫子學習處理國事。但身為爺爺“隔輩親”，對孫兒一向慈祥無比，就是狠不起來。而且啥事都是手把手教，基本沒讓他放手做過，等于一直帶著朱允炆走路。

如果拿種樹比教育，朱標這棵“樹”可謂營養(yǎng)（教師資源）充足，過程（培養(yǎng)方式）得當，堪稱科學栽培的典范。至于朱允炆，看似過程一樣，但營養(yǎng)水平就差個檔次，更一直窩在溫室里，直到朱元璋駕崩，還是棵沒經過風雨的小苗。

最關鍵一條，卻是朱允炆本人的性格差距。

朱允炆和父親朱標比，好些地方很相同，比如對老師很敬重、對長輩很孝順、對臣子很寬厚，都是大臣最盼望的仁君類型。但骨子里的東西就差遠了，朱標外表仁慈，內心卻堅定剛強，換成朱允炆，這條恰恰相反，內心總比外表還軟。先天差距擺在這，后天教育又不給力。于是“仁明果決”四字要求，朱允炆最多也就第一條沾邊，其他三條完全不靠邊。

等到繼位稱帝，對決朱棣，這能力的差距，便暴露無遺。不客氣地說，朱允炆輸給朱棣，除了朱棣能耐強外，也實在是因為朱允炆太?弱。

十分弱的一條，就是朱允炆的猶豫。朱允炆登基后朱棣進京，是可以扣押朱棣的機會，朱允炆猶豫著沒做，后來朱棣又派倆兒子進京，可以軟禁兩位世子挾制朱棣，朱允炆還是猶豫著沒做。多少次可以提前扼殺靖難之役的機會，就在朱允炆的猶豫中錯過了。

比猶豫更弱的，卻是朱允炆的用人。說到這條，好些后人都埋怨朱元璋，說老朱殺功臣殺了大半輩子，人才全殺光了，鬧得朱棣造反的時候，親孫子朱允炆無人可用。

但這埋怨，真是冤枉了朱元璋。被朱元璋殺掉的功臣，大多數不是驕橫不法，就是貪贓枉法。真正老老實實盡忠保國的，比如李文忠、徐達、湯和都是善終。而且好多人忽略的是，朱元璋留給朱允炆的，是一個文武人才濟濟的強大團隊。

這團隊有多強大？就說留下的開國功臣，郭英和耿炳文都是明朝開國戰(zhàn)爭中的大神級人物，一個能攻一個能守。水平比朱棣強不強不好說，但配上朝廷強大的軍事資源，打起仗來只強不弱。徐達的兒子徐輝祖，同樣是繼承其父能耐的軍事人才。文官里更有強人，卓敬就是眼光卓越的戰(zhàn)略家，當初朱允炆要削藩，他提出不要硬削，可以用養(yǎng)老的名義，把朱棣從邊境藩鎮(zhèn)遷到內地，既不傷和氣又解除他武裝。朱允炆覺得太麻煩，果斷表示不干。他不干，但朱棣干，后來朱棣造反成功，也要削藩，就照著卓敬的法子來，北部邊境手握重兵的各路藩王，均被不動聲色地輕松全削平。

這么多的牛人，朱允炆不是不用，就是用不好。朱棣剛開始造反，朱允炆先派了耿炳文出戰(zhàn)，剛把朱棣打得叫苦連天，朱允炆卻嫌打得慢，果斷換上傳說中的名將李景隆，然后戰(zhàn)局果斷逆轉，幾十萬人被朱棣的十幾萬人打得潰不成軍。最后朱棣兵臨南京，也是這李景隆吃里扒外打開城門，提前把朱允炆出?賣了。

而朱允炆身邊最依賴的幾位文臣，比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出名的有學問卻也出名的蠢，當初削藩的時候，這幾位放著實力強大的朱棣不削，專挑沒實力的亂削，既惹了眾怒，還給了朱棣充足的戰(zhàn)爭準備時間。后來戰(zhàn)爭開打，更是敗筆連連，齊泰身為主管軍事的官員，朱允炆問他戰(zhàn)略規(guī)劃，他回答說：我們是天子之師堂堂正正，不用規(guī)劃也能贏。黃子澄推薦了草包李景隆，本來還是相持的戰(zhàn)局立刻一敗涂地。這樣幾位只適合文化工作，軍國大事眼高手低的角色，朱允炆卻從頭信任到尾。若不是三人最后壯烈殉難，真和朱棣派來潛伏的差
不多。

而比起用人水平來，朱允炆最可怕的素質，卻是不分時機地瞎指揮。

削藩的時候，主次不明。要對朱棣動手，沒做好準備就下狠手，反而被朱棣反戈一擊。后來開打后，沒打幾下就臨陣換帥，任由草包李景隆敗事。后來朱棣決死一撲，率軍長驅直入長江，好在明軍反應迅速，在徐輝祖等人的指揮下，順利將朱棣合圍�？善�偏朱允炆又瞎指揮，下令前線軍隊撤回保衛(wèi)南京，最后一次可以全殲朱棣的機會，就這樣被無情地錯過了。而后朱棣死里逃生，攻克南京，大局再難挽回。

就能力說，朱允炆唯一值得表揚的，就是仁慈。開打前反復叮囑，前線將士千萬不能傷害叔叔朱棣。幾次朱棣吃了大虧的仗，如果沒這叮囑保護，十條命都搭上了。是朱允炆的仁慈與愚蠢，最后成就了永樂大帝的霸業(yè)。

傳說中很美好的建文新政能力有問題的建文帝朱允炆，如果說人生還有什么亮色的話。那就是在與叔叔掐架的三年里，他一直不遺余力，在做一項勇敢的改革：建文新政。

所謂建文新政，就是對朱元璋執(zhí)政三十年時期，一些過激弊政的強力糾正。雖然這項改革運動給了朱棣“破壞祖制”的口實，但在當時很多人眼里還是深得人心。具體說來，確實有幾件好事。

首先是朱允炆本人以身作則，改變朱元璋苛刻臣下的作風，對大臣十分寬厚，鼓勵臣子直言進諫，每次召對都如沐春風般溫馨。滿朝文武從此心情放松，工作起來輕松愉快。

然后就是一些政策調整，最讓群臣歡迎的，就是平反朱元璋在位時期的各類冤假錯案，赦免大批正在服刑的官員。朱允炆在位三年干的決心最大、成果也最大的，也正是這條。在他的皇恩浩蕩下，建文年間監(jiān)獄里的犯人，竟比洪武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二。

這條說是好事也不為過，但朱允炆干的決心太大，手段卻太溫柔，蒙冤的大臣們重見天日了，好些罪有應得的貪污犯也逃出生天了。比如有個叫劉觀的，洪武年間因貪腐下獄，朱允炆上臺后就給其平反。從此順利洗白，繼續(xù)官運亨通，終于進化成明朝宣德年間名滿天下的巨貪。

與之對應的，是抬高文官們的地位，六部的尚書都成了正一品，堅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條本身是符合歷史發(fā)展潮流的，但關鍵看誰來做，以朱允炆的用人眼光，重用的文官都是齊泰、黃子澄、方孝孺這些人，人稱“秀才朝廷”。這群秀才學問高能，治國卻是低能，外加又是他們把持大權，秀才選秀才，上上下下都是秀才，真正能治國安邦的人才，比如前面提到的卓敬等人，基本都被邊緣化了。靖難之役三年里，朱允炆敗筆迭出，秀才朝廷為此做出了極大“貢獻”。而朱允炆朝中好些不入流的干部，卻都被朱棣重用，最典型的，便是后來支撐起永樂盛世財政大局的杰出經濟學家夏元吉。

除此之外還有減稅，大規(guī)模削減江南賦稅。這條老百姓最得利，可也要看時機。前方打得如火如荼，“大炮一響黃金萬兩”，朱允炆在后方搞減稅，減到最后只能派人四處跑出去籌集糧草。面對朱棣的最大優(yōu)勢——戰(zhàn)爭資源，卻被朱允炆自廢武功。

除了上面這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事之外，建文新政，還有一件讓后人看起來很驚悚的事：恢復奴隸制王朝周朝的政治經濟制度。

這事按照當時官方說法講，叫恢復“周禮”。首先是在方孝孺的建議下，參考《周禮》的規(guī)定，重新定官名，把好些官職的名稱，都改成周朝的叫法。以至于后人研究這段史料，看到當時明朝臣子的官職稱呼，都難免一頭霧水，還以為穿越到周朝了。

而比起一頭霧水來，下面的事更叫人一頭冷汗：朱允炆竟還準備恢復周朝的井田制。這事他不但多次召集臣子討論，還引起了倡導者方孝孺與其他大臣的吵架。而且據一些筆記說法，朱允炆甚至打算在打敗朱棣后，就全國推廣這個美好的土地制?度。

如果參考歷史的話，自從周朝滅亡后，歷代封建王朝里，上一個積極恢復井田制，力圖把中國帶回到奴隸制王朝的“偉大人物”，便是新朝的王莽。而王莽的下場，是國破身滅。

放在十五世紀的大明朝，資本主義萌芽都開始生長了，卻要往井田制開倒車，后果可想而知。就這個意義說，朱棣逆襲成功，真心是件好事。

明宣宗締造盛世

明朝歷代帝王里，在位時間第二短的，當屬朱棣的兒子，登基僅八個月就英年早逝的明仁宗朱高熾。

這位皇帝比較出名的，就是他的仁慈：赦免了大批永樂時代獲罪的“建文遺臣”，包括方孝孺等殉難臣子們的幸存家屬，都重新落實政策安排撫恤；多次撥出�？顚＜Z，給平民百姓發(fā)補貼。朱高熾執(zhí)掌天下八個月，好事做了一籮筐，確實當得起一個“仁”字。

《明史》給朱高熾的稱贊尤其高，甚至大膽假設說，如果他能夠多活幾年，必然開創(chuàng)一個超越歷代的偉大盛世。那些史官們之所以敢這么寫，當然不是信口開河。而是因為，一個大明王朝的黃金時代，確是由他親手開啟：仁宣之治。

說“仁宣之治”超越歷史，最重要的一條是這是明朝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革期，明王朝完成了治國模式的一次完美升級。之后兩個多世紀里，明王朝的政治經濟運轉，更都在“仁宣之治”確立的軌道上前行。

開啟這個變革時代的，是英年早逝的明仁宗，而真正完成這個業(yè)績的，卻是他的長子：繼承帝業(yè)的明宣宗朱瞻基。

天子嶄露頭角

明宣宗朱瞻基的出生很有意思，他生于洪武三十年（1398年），當夜還是燕王的祖父朱棣忽做一夢，夢見明太祖朱元璋賜予他大圭。朱棣正在夢中樂呵著，小朱瞻基呱呱墜地了，樂醒的朱棣連忙去瞧孫子，越看越喜歡，當場稱贊說：“這孩子就是大明朝的福分�。�”

從此以后，對這個孫兒，朱棣一直疼愛有加。永樂九年（1411年）十一月，十三歲的朱瞻基被冊立為皇太孫，成為大明王朝再一代合法繼承人。太子尚健在就指定太孫，明朝歷史上，這是唯一一次。

從此以后，對朱瞻基的成長，朱棣便操碎了心，除了學業(yè)要求外，好些教育項目，朱棣還親力親為，手把手帶孫子鍛煉。早先還是帶著孫兒時常外出游獵，后來干脆將孫兒帶上戰(zhàn)場，一起陪著打仗。而朱瞻基也沒讓祖父失望，學業(yè)進步極快，而且武功練得好，文化水平同樣高，詩詞寫得好，還精通書法繪畫，典型全面發(fā)展的好學生。

但真正令祖父朱棣感到欣慰的，卻是朱瞻基十六歲那年的一件事。正是這件事令朱棣認定，這個他一直給予厚望的孫兒，果然沒有變成啃書本的呆子，相反已初具獨當一面的
才能。

這件事發(fā)生在永樂十二年（1414年），著名的忽蘭失溫戰(zhàn)役期間。

當時朱棣御駕親征瓦剌，也命已是皇太孫的朱瞻基隨行，繼而忽蘭失溫血戰(zhàn)，明軍一舉擊潰敵軍，孰料一個不留神，督戰(zhàn)的朱瞻基遭瓦剌反撲，居然深陷重圍，險些給抓了俘虜。

而年輕的朱瞻基，第一次體現出過人的能力，臨陣毫不慌亂，反而鎮(zhèn)定指揮，從容周旋，終于等來了援兵，有驚無險地脫?困。

在朱棣眼里，孫兒朱瞻基的這番表現，與這場勝利有著同樣意義：這個十六歲的孩子，在祖父面前完美表現了過人膽氣與卓越能力。多年的苦心培育，已然開花結果。

而在常年的宮廷斗爭中，朱瞻基的另一樣本事，也同樣悄然升級：權謀心機。要說他這本事的形成，卻是實戰(zhàn)鍛煉：拜永樂年間的爭太子風波所賜。

自從父親朱高熾被立為太子后，朱瞻基的幾位叔父就沒一天消停過，尤其是二叔朱高煦，最張狂的時候，甚至還當眾羞辱朱高熾，行為極其惡劣。

對于這些兇險的考驗，朱高熾是老實人，一度給嚇出毛病。一次朱棣聽信朱高煦讒言，張榜申斥朱高熾，嚇得朱高熾立刻臥病不起。就是在這樣的兇險環(huán)境下，年輕的朱瞻基常挺身而出，用行動保護父親。

最著名的一個事件，發(fā)生在一次祭陵時，當時朱瞻基陪父親一道，與叔叔朱高煦去祭陵。朱高熾天生殘疾，走路一瘸一拐，朱高煦看了就在旁邊嘲笑說：“前人蹉跌，后人知警。”這話說得特缺德，既笑話朱高熾，又暗含警告：大哥你留神點，摔倒了可有弟弟我呢。

但沒想到，朱瞻基不緊不慢回了一句：“更有后人知警也。”這話說得更有水平：叔叔你不用管閑事了，我爹倒了還有我，照樣沒你什么事。朱高煦聞言當場大驚！

這個侄兒，比大哥更難惹！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故于北征歸途上，明仁宗朱高熾順利即位，誰知不到八個月，明仁宗英年早逝，局面驟然再變。受封樂安且手握重兵的朱高煦，終于露出了獠牙：老爹的反不敢造，大哥的反沒來得及造，侄兒的反，說什么也要造！

自從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朱瞻基登基后，朱高煦就一直找茬，先獅子大開口，不斷向朝廷要封賞，同時招兵買馬，準備作亂。然而朱瞻基的反應卻出人意料地軟弱，基本是叔叔要什么，他就給什么，甚至還親筆寫信，大力表揚這位氣焰熏天的叔叔。

眼看朱瞻基越發(fā)軟弱，朱高煦反而更來勁，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朱高煦更鬧出大動靜：派部下枚青入京，游說名將英國公張輔，企圖起兵作亂，誰知張輔不傻，立刻將枚青綁了檢舉揭發(fā)。這下雙方攤牌，朱高煦大張旗鼓，發(fā)檄文傳天下，借口朱瞻基身邊的文臣夏元吉等人是“奸臣”，聲稱要“清君側”，公然發(fā)動叛亂。全照著他爹朱棣“靖難”的樣子?學。

原來朱瞻基之前的軟弱，是給叔叔設個圈套，目的就是放線釣魚。是年八月，朱瞻基御駕親征，親率大軍討伐朱高煦，結果大軍包圍朱高煦老窩樂安，還沒開幾炮，朱高煦就全軍嘩變，嚇得朱高煦穿一身白衣服，慌不迭地跑出來請罪。一場看似陣仗大的叛亂，就這樣被輕松平定了。

平叛成功后的朱瞻基，后續(xù)事務更處理得聰明，只重辦了六百多人，其他幾萬將士大多被赦免。而一直和朱高煦有勾結的趙王朱高燧慌忙投誠。朱瞻基也寬大處理，除了削掉趙王兵權外，并未廢除王號。如此一來，人心大定。自己作死的漢王朱高煦，先被朱瞻基囚禁，誰知他還繼續(xù)作死，竟在朱瞻基探視的時候耍橫，氣得朱瞻基忍無可忍，終于把他處死。

而對朱瞻基來說，這場輕松平定的叛亂，更好似一個特殊的舞臺：二十八歲的年輕皇帝，完美地表演了一番自己的心機手段，整治了舊敵，更展現了威風。料理完這個麻煩，就該放手治國了。

反貪大風暴比起太爺爺朱元璋來，朱瞻基運氣好太多，接盤過來的，是一個國力強盛，四夷賓服的好家業(yè)。

但也不是沒有問題，比如南方的交趾戰(zhàn)爭，從永樂年間起，總是平定完了再打，來來回回折騰多次。朱瞻基上臺后二話不說，果斷從安南撤軍，允許安南建國，成為大明屬國。這事辦得對不對，到今天依然有爭議。但事實卻是，當時明朝遷都北京，戰(zhàn)略重點也在南方，安南戰(zhàn)事牽扯大批軍隊軍費，實在拖不起了。朱瞻基的抉擇從當時看，可以說是當斷則斷。

而且就當時的明朝來說，有一個更兇惡的敵人，其實比安南的戰(zhàn)事甚至比北方的蒙古部落侵擾還要可怕：腐敗。

明宣宗年間的腐敗問題，嚴重程度不在于貪了多少錢，而是貪腐的重災區(qū)，竟變成了朱元璋苦心設立的反貪部門：都察?院。

明太祖朱元璋，深恨貪污腐敗，為此設立了都察院制度。都察院的御史們，官職極小、權力極大，七品的芝麻官，在中央可以彈劾重臣，在地方更可督查官吏。反起腐敗來，素來簡潔高效。

但日久天長，這制度就出了問題：御史們可以查百官，可是沒人來查御史，貪官們也漸漸摸清了門道，一開始還是貪官收買御史，后來竟發(fā)展成御史朝官員索賄，風氣越發(fā)惡劣。

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身為都察院的一號人物，到朱瞻基在位時，已經貪到盡人皆知的地步。這人收賄賂還極講學問，自己不出面，全由兒子劉福代理，他這兒子除了替老爹收錢外，還包攬詞訟，是京城出名的“腐敗經紀人”，爺倆一對活寶。

明朝的吏治狀況，自然迅速惡化。當時京城的大小酒樓，生意都特別熱鬧，公款吃喝極其普及，宴會整夜不停，大小官員招妓做樂，甚至競相攀比奢華，歪風邪氣全國刮。就拿一度鬧得焦頭爛額的安南戰(zhàn)事說，安南叛亂者“權署安南國事”黎利的深情回憶：倘若明朝派到交趾的官員，人人都能清廉，我又怎么會造反呢。

于是忍夠了的朱瞻基，決定下狠手了，和早先治朱高煦一樣，這次還是引蛇出洞。宣德三年六月，借故貶劉觀去督察河道，風聲一放出來，各路御史為了邀功，紛紛上奏彈劾，這下朱瞻基順水推舟，立刻逮捕劉觀父子，然后數罪并罰，判了充軍遼東。這個明朝永樂末至宣德初年的最大巨貪，就此倒臺。

接替劉觀職務的，就是清官顧佐。事實證明朱瞻基很會看人，這位新任的顧大人，既是著名清官，更是著名狠官，行政恪盡職守，為人孤僻自傲，平日里除了工作往來外，從不和同僚交流，官場綽號“顧獨坐”，堪稱官場獨行俠。獨行俠出馬，立刻橫掃一片：不到一年，就撤了四十三個御史，又選拔增補了多名清廉干才，爛透了的都察院，就此生機煥發(fā)，再度撐起反腐重任。

都察院靠譜了，緊接著官場大震蕩，大批鐵面御史們積極活動，不出幾年，明王朝吏治一片清明。這事的好效果，朱瞻基本人也得意，一次更給內閣大學士楊士奇夸耀說：“當年要是不重辦劉觀，官場風氣哪能這么好？”

但即使這樣，明宣宗還是不敢怠慢，又在制度上做了個修正：都察院選拔御史，以后要由都察院定名單，寫明其具體事跡，然后交付吏部審核，一旦御史出問題，推薦人和審核人，都要一道辦罪。這樣一來，吏部和都察院之間，既要互相盯，出事又要連帶陪綁，御史的準入標準，一下嚴格起來。

經濟大改革明宣宗重手整頓貪腐，目的不僅僅是整人，而是因為此時表面富庶的明朝，經濟危機卻也浮出水面。

這事說到底，還是明朝的貨幣制度鬧的。明初的貨幣制度，是銅錢與紙幣（大明寶鈔）并行，但紙幣貶值太快，經常性通貨膨脹從朱元璋在位時期就發(fā)生，一直到宣德年間，通貨膨脹越發(fā)厲害。還有欠稅問題，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qū)，一是由于江南地區(qū)稅重，二是遷都北京后，運輸成本增長，百姓負擔加重，所以自從永樂末期開始，就經常性欠稅。

當年朱元璋對付這個問題，方法是簡單粗暴，但凡物價漲了，就認定是地方官有貪腐，立刻就砍一群人。鬧得好些官員，一聽說東西漲價了，竟嚇得要上吊。

可殺來辦去，就是殺不下物價。朱瞻基不殺人，他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倚重了一位經濟學牛人：明初杰出經濟學家夏元吉。

作為永樂年間的財政大管家，夏元吉的本事自然不凡，若不是他在后方精打細算，也撐不起永樂大帝七下西洋五征漠北的風光大業(yè)。而這次面對越發(fā)嚴重的物價問題，夏元吉也再出狠手：一是把食鹽價格和寶鈔掛鉤，用鹽作為紙幣的準備金。二是多回收寶鈔，少發(fā)寶鈔。三是配合反腐敗，官員每受賄一兩銀子，則罰一萬貫寶鈔。這第三招有學問，明朝當時禁用金銀貨幣，這樣一罰，等于是把寶鈔價格和金銀掛鉤。三招齊下，物價果然穩(wěn)定。

而比起通貨膨脹問題來，欠稅問題卻更難辦。這事從根本上說，還是由于朱元璋當年憤恨江南人民支持張士誠，設立了重稅制度。但這條“祖制”卻輕易碰不得，碰了是死罪，不碰則解決不了問題，進退兩難。

這個難辦的問題，并非夏元吉親自解決，穩(wěn)定物價的事，已耗盡了他人生最后的能量，他于宣德五年（1430年）過世，然而在此之前，他卻已經物色到了一位解決這個問題的人選：周?忱。

在這之前，周忱可謂默默無聞，他永樂二年（1404年）就中了進士，但這以后，仕途就一片黯淡，雖然也做到了刑部員外郎的職務，卻一直毫無建樹。

沒建樹的直接原因，是有人壓他，而這人便是夏元吉。這倒并非兩人有過節(jié)，相反夏元吉深知周忱的才干，但每當周忱有升遷機會，全被夏元吉破壞掉了，理由也是一致：這個職務太平常，根本無法發(fā)揮周忱的才干。如此一來，光陰蹉跎，直到宣德年間，周忱的官職還是原地踏步。

作為老成謀國的能臣，之前的這一切，其實也是夏元吉對周忱的考驗。當看到周忱一如既往，毫無抱怨后，夏元吉終于確認：他，就是解決欠稅這個大難題的不二人選。

宣德五年（1430年），經夏元吉以及大學士楊榮的舉薦，周忱獲任江南巡撫，開始直面這一挑戰(zhàn)。周忱一開始就出師不利，到任后想盡辦法，但毫無成效，當地豪強大戶還趁機作梗，外加天公不作美，江南鬧水災，經過一番折騰，周忱反而落下了個綽號：“周白地”。

但周忱心態(tài)好，聽了綽號也不急，反而自嘲說：今天叫我周白地，來年我叫谷滿地�？梢娭艹佬判氖�足。接下來果然如此，經過失敗的周忱，終于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雖然祖制不能動，但具體細節(jié)可以靈活掌握。老百姓的賦稅，先前分為兩塊，一是應交田賦，二是運輸費，也就是“損耗”，田賦既然不能減，那就在損耗上做文章，有錢的多交，沒錢的少交，這樣負擔大大減輕，稅收效率也得以提高。這個著名的法令，就是“平米法”。

這樣一調整，效果果然大好，不出幾年，江南地區(qū)的欠稅全面交清。而后周忱再接再厲，又在正統(tǒng)年間，首創(chuàng)了“金花銀”制度，也就是把應交的糧食，部分折合成銀兩征收，這個重要的改變，后來更變身成一個重大的改革：“一條鞭法”。

這幾項改革一推廣，江南的局面立刻不一樣了，老百姓負擔減輕，國家稅收增長，周忱更從稅糧中拿出多余部分，設立了“濟農倉”。在周忱任上，“濟農倉”遍布江南大地，不但用于賑濟救災，甚至商業(yè)貿易、創(chuàng)業(yè)信貸，都可從中告貸。在當時的明朝，這些“濟農倉”更有一重大作用：幾次明王朝遭遇重大變故，以至錢糧短缺時，基本都是從江南“濟農倉”調錢糧補充，特別是后來的土木堡慘敗后，正是江南的錢糧輸送，幫助明朝打贏那場衛(wèi)國戰(zhàn)爭。周忱，也真正兌現了他到任的承諾：江南大地，已是一派家家戶戶糧滿倉的繁榮景象。

周忱能辦成這事，還是和本事有關，他不但眼光準，管理水平更是高，最有名的一個絕招，就是會籌算。特別是每次運送錢糧時，哪天刮風下雨，他都記得一清二楚。一次有官員謊稱江面遇風暴翻船，企圖私吞稅糧，周忱立刻駁斥，說那天那地方是晴天，哪來的大風？周忱的辦事更是高效，《明史》說他“素樂易”，也就是擅長用最簡潔方法，解決最復雜問題。這位能臣在宣德五年（1430年）擔任江南巡撫，任職長達二十年，是整個明朝歷史上，在一地任職時間最久的巡撫。

也同樣是在宣德年間起，“巡撫”這一早期的臨時性官職，也日益常態(tài)化，成為諸多省份的固定職務。地方行政的事權因而統(tǒng)一，辦事也日益高效起來。

內閣的進化仁宣之治的另一個重大改革，就是大明朝的內閣制度。自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后，朱棣設立了文淵閣，里面那些跑腿的“大學士”，雖然品級只有五品，干的也是秘書活，其實卻開始擔起丞相的職責。大明朝的內閣制度，從此開始建立。

到了明宣宗在位時期，內閣制度最重要的兩個演變，則在他手里完成。一是“置僚屬”，朱瞻基在內閣增設了兩個機構：誥敕房與制敕房，而且皆設“中書舍人”。這就意味著，原先只是秘書身份的大學士們，這下也有了自己的秘書班子，而且這些秘書班子的人選，都由大學士們選定，連執(zhí)掌人事權的吏部也無權干涉。內閣的實力大大增強。而更重要的一個變革，則是內閣有了“票擬權”。也就是國家大事，再也不是皇帝親力親為，相關奏折送過來，主要由內閣成員拿出批復意見，并擬定草稿送皇帝審閱，即“票擬”。這樣一來，實力強大的內閣，實權徹底壓倒六部，成為整個政府運轉的發(fā)動機。

當然在宣德年間，“票擬權”并非內閣專有，像夏元吉、蹇義這些六部尚書們，也時常參與票擬。內閣真正壟斷票擬權，還是在明宣宗過世后，當時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鎮(zhèn)年幼，外加蹇義等六部老臣早已作古，內閣才真正成為“票擬”的專有?者。

而在明宣宗執(zhí)政時期，明朝的內閣，也第一次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政治團隊，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楊”內閣。“三楊”，即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位重臣。宣德年間的內閣大學士里，早期的黃淮年老退休，一度入閣的張瑛與陳山表現太差，沒多久就被調走，十年里始終操持國家運轉的，就是這
三位。

而就才能來說，“三楊”每一位單獨拿出來論，未必是明代大臣里最強的，但組合在一起，卻極其互補：楊士奇為人寬厚，善于調處關系，而且精通謀劃，屬于三人里的核心人物；楊溥學問精深，操守清廉，為人低調，辦事認真，是三人中的行政干才；楊榮則多謀善斷，精通軍務。“三楊”論處理國家大事，著實各有一套本領。

這三位重臣，論脾氣秉性，其實一度也不和諧，比如楊榮這人恃才傲物，還常收賄賂，甚至多次出言中傷楊士奇。但明宣宗有水平，多次想法調處三人關系，外加楊士奇此人很會來事，擅長調和矛盾，因此總體來說，國家大事方面，三人還算團結，好些難題面前，更是通力合作。換句話說，仁宣之治的十年，首先來自這三人的齊心協(xié)力。

明朝盛世粉墨登場就帝王心術而言，明宣宗的統(tǒng)治方式，也和前幾代帝王大不相同：他本人就以“敬禮大臣”著稱，而更大的進步是自“仁宣之治”開始，明王朝立下規(guī)矩，除了謀反等大罪外，其他一切罪過，禁止實行連坐法令，死刑等重刑的審核也更加嚴格，大明王朝的司法，真正開始文明化。

而在處理群臣關系上，明宣宗更匠心獨運，他常用的辦法就是寫詩。明宣宗喜歡把各種國家大事的觀點，整理成相關詩文，臣子們不但要學習領會，更要對詩唱和，如此詩文往來，明朝早期詩歌的一大流派：臺閣體詩，也因此進入繁榮期。明朝立國后長期緊張到恐怖的君臣關系，更從此其樂融融。

而且作為一個帝王，明宣宗更有極其親民的一面，早年祖父培育他時，就常帶他訪問農家，而在登基為帝后，這也成了他的習慣。明宣宗甚至還多次微服私訪，探訪農家艱辛。明宣宗也因此出臺諸多惠民政策。老百姓的負擔，也得以減輕，國家經濟迅猛發(fā)展。

而在這諸多艱難的變革轉型中，大明王朝的綜合國力也蒸蒸日上。明朝的國民經濟穩(wěn)定增長，政府儲備增加，僅福建一個丁州府的存糧，竟然足夠當地官軍支用百年，棉花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更從南方推廣向北。更驕人的成就是手工業(yè)，比如紡織行業(yè)，明初的時候，就連江南這樣的紡織中心，也只是城里才有紡織行業(yè)，而到了宣德年間，卻擴展到鄉(xiāng)鎮(zhèn)，比如吳江縣這些縣城里，都有鄉(xiāng)民從事紡織行業(yè)。陶瓷業(yè)也更發(fā)達，著名的“青花瓷”正是宣德年間出產，而且瓷器產業(yè)重鎮(zhèn)除了傳統(tǒng)的景德鎮(zhèn)外，更向大江南北擴展。冶煉業(yè)的進步更驚人：宣德年間的冶鐵最高產量達到了永樂年間的六倍。

也正是伴隨著生產的進步，明朝的工商業(yè)更加繁榮：大江南北各色繁榮的工商業(yè)城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宣德年間僅新增的商業(yè)稅收入，就比永樂年間多出五倍。這是一個經濟高速發(fā)展、綜合國力蓬勃上漲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