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理總志具有“明天下,察郡邑,振紀綱,固社稷”的功能,漢晉以來歷朝歷代官修、私撰了眾多地理書。據統(tǒng)計,漢唐地理總志約200種,遺憾的是,除漢唐正史中的九種地理志外,其余均因歷代兵燹戰(zhàn)火和保管不善遭到毀壞散佚。南宋鄭樵曾惋嘆“自漢以來,書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本書作者陸續(xù)從史注、地志、類書、文集中輯錄失傳的69種漢唐地理總志,佚文約50萬字。其中20余種佚志為歷代未被著錄、前人未曾輯錄者。如《魏書郡國志》、唐《地理志》等。另有前人已經輯佚但有所缺失者,本書予以補輯,如賀次君的《括地志輯校》、繆荃孫的《元和郡縣志逸文闕卷》等。所輯佚文多為各地的建置沿革、城邑變遷、文化遺產與山川物產等,對當今研究歷史地理、編修地方志有直接的現(xiàn)實使用價值。
“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保ā栋谆⑼ā氛Z)《管子》強調“地者,政之本也,是知地可以正政也”。故我國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時期就設有職官掌管輿地。《周禮》謂: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shù),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shù)。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在“百家之鳴”的戰(zhàn)國時期,就創(chuàng)作出《山海經》《禹貢》兩部地理名著,開辟了輿地學之先河。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將“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大海,北過大夏”的廣袤版圖,劃分為三十六郡(后增為四十郡),郡轄縣若干。為銘刻“大一統(tǒng)”之偉業(yè),御史編撰了圖文并茂的《秦地圖》。當漢軍攻入咸陽時,為蕭何所獲,使劉邦“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終于打敗項羽,建立了漢朝。
漢承郡縣制。武帝時,令郡縣上報“計書”于太史公,進而編就《漢輿地圖》。元狩六年(前117)立劉閎為齊王時,御史即“奏《輿地圖》”。何以稱《輿地圖》呢?《史記正義》謂:“天地有覆載之德,天為蓋,地為輿,故云《輿地圖》!
東漢班固繼承其父班彪未竟之業(yè),撰寫《漢書》。其中《地理志》,以政區(qū)為綱目,記郡縣建置沿革、戶籍、人口及山川、關隘、古跡、聚落、風俗、民情等。“詳而有法,約而能該”,是為地理總志的濫觴。由于具有“明天下,察郡邑、振紀綱,固社稷”之功能,不僅后世正史多設《地理志》,而且官修、私撰眾多獨立成書的地理總志。
公元280年,晉武帝滅吳,結束六十多年三國紛爭,再次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遂命秘書監(jiān)摯虞撰集規(guī)?涨昂甏、涵蓋更為廣博的《畿服經》一百七十卷。由于政區(qū)、人口、田土不斷有所變化,故在太康年間(281-289)又三次編撰《郡國志》和《地志》。
西晉“八王之亂”后,招致十六國紛爭與南北朝的對峙。即使在分裂割據狀態(tài)下,北魏闞骃、南朝陳顧野王,仍心系神州,突破其供職政權疆域,編撰大一統(tǒng)的《十三州志》《輿地志》。他們不愧為杰出的炎黃子孫。
隋朝代周滅陳后,我國出現(xiàn)了第三次的統(tǒng)一安定局面。為順應民意,鞏固社稷,在短短三十七年間,便修纂《區(qū)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諸郡土俗物產》一百一十卷。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輿地之作極為耀目。李世民勵精圖治,批準其四子李泰修纂五百五十卷的《括地志》,清儒劉汝賢評其為“經天緯地之輔翼”。德宗李適即位后,起用精于史地的賈耽為宰相。賈先后呈送《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地圖》《貞元十道錄》《皇華四達記》《海內華夷圖》等。德宗以“熟諳疆土之廣大、山川之壯麗而欣喜”,多次給予獎賞。憲宗時,宰相李吉甫深感“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故先后撰《元和郡縣圖志》《元和國計簿》等。元和年間之所以“清明安定,得以中興”,和李吉甫之貢獻大有關系。
據史書《藝文志》和歷代文獻目錄學家統(tǒng)計,漢唐時期地理總志約近二百種、三千余卷。但遺憾的是除了漢唐正史中九種《地理志》和殘缺不全的《元和郡縣志》《貞元十道錄》之外,絕大多數(shù)皆在歷代的“十二厄”和保管不善中毀滅了,筆者在《宋遼金元方志輯佚·前言》中寫到:
包括方志遺產在內的文獻古籍,歷史上卻屢遭嚴重毀壞。隋代牛弘列舉“五厄”:一為秦皇焚書,二為王莽燔宮,三為董卓禍亂,四為劉淵陷洛,五為蕭繹毀書。明代胡應麟歷數(shù)隋唐至宋末又經歷五次大的災厄:一為隋煬帝被殺,一時大亂,圖書被焚;二為安史之亂,文獻損失殆盡;三為黃巢入京,書籍被焚;四為靖康之難,圖籍散佚無算;五為伯顏攻入臨安,圖書禮器洗劫一空。其后李自成、太平天國造反時,不僅官府所藏書籍遭嚴重毀壞,連私人藏書也難于幸免。如吳偉業(yè)私藏古籍就被焚于一旦,其作詩以記其事:“金元圖籍到如今,半自宣和出禁林。封記中山玉印在,一般烽火竟消沉!痹偃缣杰娝街,凡遇儒家典籍文獻,“不投之于溷廁,則置于水火”(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因而加上前述的“十厄”,當為“十二厄”。此外由于保管不善,如蟲蛀、鼠嚙、濕霉、火患等,也是圖書散佚的重要原因。致使?jié)h唐宋元古籍存世者不及百分之一。
不幸之中值得慶幸的是,古代一些類書、史注、地志、文集中征引當時存世、而后亡佚典籍中的文字,后世嗜學者視為遺珍予以鉤沉,遂產生了輯佚之學。歷來人們多據章學誠《校讎通義》,謂輯佚始于南宋王應麟之《三家詩考》。然近世著名藏書家葉德輝則稱北宋已有輯佚之書。其《書林清話》卷八《輯刻古書不始于王應麟》謂:“古書散佚,復從他書所引搜輯成書,世皆以為自宋末王應麟輯《三家詩》始,不知其前即已有之。宋黃伯思《東觀余論》中,有《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后》云:‘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從馬總《意林》及李善《文選注》、鮑照《舞鶴賦》抄出大略,今真靜陳尊師所書即此也。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風概,殊可珍也。’據此,則輯佚之書,當以此經為鼻祖!秉S伯思所謂的“真靜陳尊師”,就是北宋道士陳景元。景元,南城(今屬江西)人,讀書到老不倦,宋神宗嘗召對天章閣,賜號真人。所輯《相鶴經》又以其書法名世,惜北宋末年亡佚。
元明之際陶宗儀仿宋曾慥《類說》例,采摭漢魏至宋元之作,編《說郛》百卷,其中有晉黃義仲《十三州記》《太康地記》、唐李吉甫《十道志》等。此為輯佚漢唐地志之嚆矢。清代為輯佚之鼎盛期,其中輯漢唐地理總志者有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孫星衍《括地志》、畢沅《晉太康三年地志》《晉書地道記》、張澍《十三州志》等。前賢之功不可沒。但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諸如秘藏館閣的宋元秘籍、《永樂大典》以及一些傳抄本圖書等無從獲見,致使不少志書尚未挖掘出來。諸家輯佚也有缺失。有的不加?保杂瀭饔。有的出處不詳明。甚至還有誤收、漏收者。
有鑒于此,筆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即開始在業(yè)余時間對古地志進行輯佚,1997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拙著《漢唐方志輯佚》。盡管所收是殘編斷簡,還有部分缺陷差錯,但仍被方志學家傅振倫認為“麟光片羽,彌足珍貴”。此后筆者開始對宋元地志和漢唐總志進行鉤沉。2011年《宋遼金元方志輯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筆者即邀請鄭梅玲、劉鷹二人參與本書輯校具體工作。外甥劉宏、侄兒劉鐵也分別在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查閱、收集資料,F(xiàn)在終于如期脫稿。
本書輯錄69種亡佚的漢唐地理總志。其中包括存世殘卷《元和郡縣志》和《貞元十道錄》的佚文。另五代十國時南唐徐鍇《方輿記》附在卷末。這樣加上《宋遼金元方志輯佚》中的總志,亡佚的元代以前地理總志就全部展現(xiàn)出來了。
本書所收佚文有大量各地的建置沿革、城邑變遷、村落興衰、名人蹤影、文化遺跡以及山脈、河流、湖泊、關隘、道路、宮觀、寺廟、物產、風景名勝等內容。其中許多記載為最早、最詳或唯一者,具有權威性,因而為后世史書、地志屢屢征引。如酈道元注《水經》、裴松之注《三國志》、裴骃《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及眾多宋元方志等近百種經典古籍,均引錄漢唐地理總志,以表明其時間、空間,闡述其原委、要旨。直至當今,凡研究歷史地理、地方史和編纂新方志,莫不溯本求源,引用漢唐古志,以提高其學術性和可信度。
書中也有些迷信、荒誕的文字,這是由于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科技不發(fā)達,人們對大自然和某些社會現(xiàn)象不能科學理解,以致借助虛幻的神靈鬼怪予以回答,或對人生信仰尋找的精神寄托。這些只能表明歷史過程上的愚昧落后,人們自然不會信以為真。
限于水平,本書定有缺陷,甚至有舛誤不當,祈望讀者指正。
劉緯毅
2013年12月于山陽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