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歷史轉折
　　“中央隊三人團”
　　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道，從瑞金的梅坑出發(fā)，向贛南省會于都集結，準備渡過于都河作戰(zhàn)略轉移。當時還沒有“長征”這個名詞，一般都把這次軍事行動稱之為“西征”。
　　按照部署，這次大撤退以第一、第九軍團為左翼，第三、第八軍團為右翼，第五軍團為后衛(wèi)，護衛(wèi)著居于中間的軍委第一、第二野戰(zhàn)縱隊進行。①整個轉移猶如抬著轎子大搬家。第一野戰(zhàn)縱隊代號“紅安”，由葉劍英任司令員，分四個梯隊，共五千人，由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部和總政治部及其直屬隊組成。第二野戰(zhàn)縱隊代號“紅章”，司令員李維漢，也分四個梯隊，約一萬多人，由中共中央機關、政府機關、軍委后勤部門、工會、共青團等單位組成。黨和紅軍的首腦機關簡稱為“總部”，“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等總部領導人隨一縱行動，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隨一縱行動。這些中央領導人的隊伍稱為“中央隊”�！白罡呷�人團”原來打算要將毛、張、王等一律分散到各軍團中去，毛、張持異議，這才讓他們留在一縱。毛澤東邀約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張、王欣然同意。這樣，踏上西征途程之后，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就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qū)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中央隊三人團”并不是一個正式機構。三個成員中毛、王兩人，一病一傷。毛澤東惡性瘧疾剛制住，體虛血虧，走不動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彈片還在肚子里。他們兩人都坐擔架。張聞天身體好些，基本上是騎馬行軍�！白罡呷�人團”成員忙于指揮戰(zhàn)事，把他們?nèi)齻�人放在一邊。長征開始時的這種特定環(huán)境，給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個人提供了經(jīng)常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機會。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張聞天向毛澤東、王稼祥談了從福建事變到廣昌戰(zhàn)役自己同博古的種種爭論，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上分兵把口、拼命主義等做法很為不滿。毛澤東就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失敗的過程，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經(jīng)驗對比，細致地分析李德、博古軍事領導上采用單純防御路線，否定運動戰(zhàn)的戰(zhàn)法等錯誤。這一路隨意交談，充分討論，張聞天同毛澤東之間感情上更加親近，思想、觀點也更加趨于一致。對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張聞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澤東的觀點，認識到主要是在主觀方面，是軍事領導上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錯誤所致。
　　在西征途中形成的這個“中央隊三人團”，對于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的轉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幽默地用“擔架上的‘陰謀’”為標題專門寫了一章。①張聞天在總結這段歷史時則采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語言。他寫道：在長征出發(fā)后，“他（指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zhì)基礎”。②
　　長征路上的爭論
　　紅軍西征開始時，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據(jù)地所有的“家產(chǎn)”全都搬走。從兵工廠的機床到剛造出來的炮彈，從印刷鈔票和書報的機器到辦公桌椅，從發(fā)電機、電臺到成捆成捆的電線，更不用說各種文件、檔案和中央金庫的金銀財寶了。用馱子和挑子組織起來的運輸隊伍綿延好幾里。所有野戰(zhàn)軍都成了掩護隊，行動遲緩，被動挨打。過敵人第一、二、三道封鎖線時，因為同粵軍簽了停戰(zhàn)協(xié)議，所以還算順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敵人布置在湘江沿線的第四道封鎖線時，遇到了兇猛的阻擊。在湘江戰(zhàn)役中，紅軍損失慘重。從突圍西征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這時，西征的紅軍已失去了原定到達湘西的先機，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最高三人團”在如此嚴重的挫折面前幾乎喪失了指揮的能力。博古一籌莫展，有時還用手槍比劃著自己的腦袋。軍事顧問李德老發(fā)脾氣，不但不認錯，還把湘江戰(zhàn)役的慘敗歸結于沒有及早執(zhí)行他的決策，認為是意見分歧貽誤了戰(zhàn)機。③“最高三人團”中，只有周恩來沉著冷靜，支撐著困難局面。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感到，對中央的錯誤領導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4日至6日，紅軍部隊翻越地處湖南、廣西交界處的越城嶺。越城嶺是中國有名的五嶺之一，當?shù)厝朔Q老山界。翻過這逶迤蒼茫的崇山峻嶺，就進入苗族聚居區(qū)了。部隊暫時擺脫了追擊的敵人，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就在政治局內(nèi)部公開批評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他們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于軍事領導上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錯誤造成的。紅軍本應運用前四次反“圍剿”的經(jīng)驗，采取決戰(zhàn)防御，集中優(yōu)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zhàn)中消滅敵人一部或大部，各個擊破敵人的方針；而李德等人卻否認這些成功經(jīng)驗，采取單純防御，短促突擊，打陣地戰(zhàn)，開始時實行“全線出擊”，在敵人進逼之下又變?yōu)椤叭�線抵御”，致使敵人持久戰(zhàn)和堡壘主義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得逞。他們批評此次撤出蘇區(qū)的突圍又成為驚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動，一路避戰(zhàn)，對孤立疲憊之敵也不主動反擊。
　　在湘、桂、黔交界行軍途中，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爭論，①除了上述第五次反“圍剿”與突圍的軍事指揮問題以外，最主要的還是當時亟待解決的紅軍的戰(zhàn)略行動方針問題。他們指出，李德、博古所認為的只有到達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滅敵人，也是錯誤的。
　　在紅軍部隊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qū)時，得到情報，蔣介石已經(jīng)識破了中央紅軍將到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師的戰(zhàn)略意圖，遂在湖南洪江、藏江，貴州石阡、銅仁、松桃一帶集結了五六倍于紅軍的強大兵力，設了四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等紅軍去鉆。而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12月9日給各軍團首長的命令中重申“總的前進方向不得改變”，硬是要往這個口袋里鉆。張聞天了解戰(zhàn)局的重要變化之后，立即找到毛澤東，告訴他敵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對策。②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向周恩來提出：在同二、六軍團會師的道路上蔣介石已設置重兵，原定中央紅軍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先機已失，建議轉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jù)地。
　　12月11日，紅軍攻占湖南省通道縣城。12日，張聞天出席了在通道舉行的中央領導人的緊急會議（“通道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李德、博古全然不顧當時不利于我的情況，還是機械地要向二、六軍團所處地區(qū)推進。李德提出：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zhàn)略要地急趕的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后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lián)系。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jù)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qū)域向敵人進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chuàng)建一大片蘇區(qū)。③這實際上是自投羅網(wǎng)，將三萬多紅軍朝虎口里送的方針。會上，毛澤東首先堅決反對李德的方針，建議向貴州進軍。這個建議本來就是毛澤東同張聞天、王稼祥商量后提出的，張聞天當然堅決支持，強調(diào)應該按照已經(jīng)變化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與方針。周恩來也支持向貴州進軍。這樣，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建議遂為多數(shù)人贊成而通過。中革軍委隨即在12日當晚19時30分發(fā)布了紅軍在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博古、李德仍固執(zhí)己見，否定了多數(shù)人的意見，重又命令各軍團按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行動。14日，軍委才發(fā)布命令，令紅軍奪取貴州黎平、錦屏，開辟前進道路。
　　12月15日，紅軍攻占黎平。紅軍向何處去這個戰(zhàn)略方針問題再一次十分緊迫地提到日程上來。12月18日，在黎平城內(nèi)，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張聞天和毛澤東一起同李德、博古等進行了激烈的爭論。①會議作出了《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紅軍去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建立根據(jù)地的方針，也否定了在會上曾經(jīng)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張�！稕Q定》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chuàng)立新的蘇維埃根據(jù)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jīng)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qū)，對我們是不利的”。會議通過了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通道地區(qū)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恩來支持的戰(zhàn)略方針，決定在“川黔邊區(qū)地區(qū)，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建立新的根據(jù)地。會議還決定到遵義地區(qū)后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jīng)驗教訓。同日，中革軍委決定，軍委第一、第二野戰(zhàn)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劉伯承任司令員，陳云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
　　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繼續(xù)西進，準備渡烏江北上。李德對黎平會議爭論失敗非常惱怒。②在繼續(xù)前進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棄他們的錯誤戰(zhàn)略方針。張聞天對此深為焦慮。他意識到，讓李德、博古繼續(xù)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這時，他開始考慮變換軍事領導的問題。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擔架放下來休息。這時農(nóng)歷是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綠樹上掛滿了金黃的、橙紅的橘子。他們兩人頭靠頭躺著，議論當前的形勢，都憂心忡忡。王問張，紅軍最后的目標，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張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張的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后又告訴毛澤東。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③
　　10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草塘）開會，批評了博古、李德的一不過烏江、在川黔邊地區(qū)建立革命根據(jù)地，二要回頭和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強渡烏江，發(fā)布了《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④在以后的行軍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對于紅軍的指揮。⑤
　　從1934年12月上旬起，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等一起為挽救黨和紅軍進行了積極的斗爭，并一步一步地邁向勝利。通道會議為戰(zhàn)略方針的轉變奠定了基礎，黎平會議則實際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進軍方向問題，實現(xiàn)了通道會議提出的“轉兵”任務。這是湘江戰(zhàn)役后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的“中央隊三人團”對博古、李德等錯誤領導進行批評、展開爭論的結果，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軍事思想在長征途中取得的第一個重大的勝利。而張、王在黃平的橘林談話則是變換軍事領導的最初醞釀。猴場會議堅決執(zhí)行了黎平會議決定的戰(zhàn)略方針，鞏固了黎平會議的勝利；會后，在行軍途中停止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則是在組織上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所有這一切，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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