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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志勇主編的《法大研究生(2014年第1輯)》為法大研究生優(yōu)秀論文集，收錄論文三十余篇，從形式上看，這些文章涵蓋了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新聞學等多個專業(yè)，可謂“百家爭鳴”；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或視角獨到、或文采斐然，體現出了較高的學術水平，可謂“百花齊放”。以期充分展現 “開放、交流、思考、進步”的學術理念。

二、拒絕行為：作為抑或不作為？
　　拒絕作為是指行政機關對行政相對人提出的申請作出的明示拒絕行為，如相對人申請采礦許可，行政機關明確表示不予許可。對這類行為，究竟是應當看成“行政作為”，還是看成“行政不作為”，理論界一直無法達成共識。有些學者認為，拒絕行為雖屬于“實體不為”，但由于行政機關在程序上已經作出了相關行為，因此這類行為應屬于“行政作為”行為，如周佑勇教授就認為，作為與不作為的界分是就行為的方式而言的，主要應從行為的外在表現形式和存在狀態(tài)來認定，作為表現為作出一定動作或動作系列，不作為則表現為不作出一定動作或動作系列。就行政行為而言，行政主體在程序方面的一系列行為則是其外在表現形式和存在狀態(tài)，而“拒絕行為”在程序上已表現出積極的作為行為狀態(tài)，因而它仍應是一種行政作為。但這種解釋顯然不能說服所有人，而且也和法院在實踐中的將拒絕行為的案件作為不作為案件立案的做法不完全一致，因此有些學者就認為，不能把拒絕作為看成作為，應當把其作為不作為來對待，如閆爾寶博士就認為，認定行為的性質應結合實質與形式雙重因素，不能只顧形式。行政主體作出的否定性拒絕作為雖滿足了行政作為行為的形式特征，但從實質意義言之，對于應該履行的法定作為義務予以拒絕的行為屬于對法定職責的不履行，依然屬于行政不作為。
　　從表面來看，兩種觀點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彼此難分高下，以至于閆爾寶在評論這兩種觀點時，認為二者分歧的根源主要在于論者認識角度的不同。這種看法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兩種觀點存在差異的原因，但卻未揭示出問題的根本所在。從實踐來看，針對行政相對人提出的申請，在行政機關作出的拒絕行為中，既存在合法的拒絕行為，也不乏違法的拒絕行為。就合法的拒絕行為來講，這種行為在性質上屬于“行政作為”行為，根本無法將其歸人“行政不作為”，如行政機關對不具備行政許可條件的相對人拒絕頒發(fā)行政許可，這種拒絕顯然是一種作為，沒有人會把它看成不作為，這一點恐咱學者們都沒有不同意見。就此而言，雖然第二種觀點在解釋行政機關濫用行政裁量，拒絕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伎種行為時頗有說服力，但無法對為何要將合法的拒絕行為也歸人“行政不作為”作出合理解釋。第一種觀點當然避免了這一質疑，將合法的拒絕和違法的拒絕統(tǒng)統(tǒng)歸屬于“行政作為”行為；但是卻無法解釋為什么在司法實務中法院有時會將明示拒絕請求案件也當做不作為來立案。由此觀之，這兩種觀點本身都存在“以偏概全”的傾向，即都只抓住了眾多拒絕行為中的一個方面，而忽略了拒絕行為本身所具有的豐富性，以至于在理論上雖能自圓其說，但由于無法給實踐現象作出合理化解釋，也就無法給對方觀點作出強有力的反駁。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者們在概念上自然難以達成共識，相應地，學理研究也無法進一步展開。
　　如何理解拒絕行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對拒絕行為進行分析。如前所述，拒絕可以分為合法拒絕和違法拒絕，這是討論拒絕行為性質歸屬的前提。從性質來看，這兩種行為是完全不同的，籠統(tǒng)地將二者放在一起分析，極易在理論研究上造成混亂。就合法的拒絕行為而言，在行政機關作出這種行為時，由于行政機關已充分考慮了相對人申請的事實和法律因素，并運用職權作出了法律所要求的行政行為，且不存在延期不作為或主觀過錯的情形，因此，在行為性質上，將其歸人“行政作為”，學界基本上沒有什么爭議。分析到這里，可以看出，學者們對拒絕行為性質的爭議，其實主要集中在違法的拒絕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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