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邏輯規(guī)定性——人文研究的對話基礎
    作為人文學科研究的一個方面，文學研究雖然由于對象性質的特性而必須從自身的實際狀況出發(fā)來看待問題，但是作為研究就需要尊崇研究的基本規(guī)則，這種對規(guī)則的尊崇和遵從以不損害對文學本身的個性化特點的關注為底線。�？抡J為：“在每一個社會，話語的生產(chǎn)過程都不是漫無定則的�！睉�該說�？略谒�的一系列著作中，總是致力于揭示話語權力的運用乃至濫用，但是話語也得要在交往過程中發(fā)生作用，而既然是交往過程中的就需要交往的雙方或者多方有一個基本的理解與對話的公共平臺，這樣就得要有“定則”。
    如果說文學研究的基本的規(guī)則可以被接受的話，那么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就又需要考慮了，那就是針對文學研究的領域而言，它的基本的規(guī)則是什么？實際上，在我們閱讀各種文學研究的資料時，其實可以看見它們有著非常不同的理路。撇開具體觀點的傾向性不論，僅就學理方式而言，作為東方文化代表的印度和中國古代的文學研究，就往往是屬于體悟性質的，而從古希臘濫觴的西方文學研究則傾向于認識，這里體悟和認識都涉及對對象的理解和說明，但是其中有著重要區(qū)別。東方的文學研究的思維不排斥主觀感受，在這種感受中是一種進入到對象的體驗，研究者自我可能融人對象之中；而西方思維則是主體與客體嚴格區(qū)別，主體是以一種客觀的立場看待對象，并且力圖使得這種看待一經(jīng)指明之后，他人也可以從中得到相近的認識。再以對文學的要求來看，中國先秦以降的文學研究的主流，就是把文學作為廣義的“禮”的一個方面，因此論文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從整個社會的要求來看待文學、評價文學和要求文學；無獨有偶，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也是這樣提出文學要求的。另一方面，魏晉時期玄學盛行背景下的文學則可能作為人生的一種修養(yǎng)方式，和個人之外的社會功利目標沒有多少關系，則這樣的文學研究就別有一番趣味了。再有就是，中西古代都曾經(jīng)有過一段時期，把所有文字材料都視為文學，而現(xiàn)在作為“美文”即審美對象來理解的文學是文藝復興之后的觀念，那么在這種差異的總體格局下，文學的研究也就是五花八門的，很難找到一個統(tǒng)一的模式。所以韋勒克認為：“我們的研究處在不穩(wěn)定狀態(tài)，其最為嚴重的跡象就是面臨著還沒有建立確切的研究對象和獨特的方法論（methodlogy）。”這種所謂嚴重的跡象是韋勒克的想法，他是作為新批評的代表人物，認為文學研究應該探討“文學性”，而“文學性”作為一個專門的領域就應該有相對專業(yè)或者專門的方法論。而假如我們跳出他的這一新批評的理路，把文學理解為和社會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對象，對文學的理解也可以從不同方面把握的話，那么這種并沒有專門化的現(xiàn)實就只是一種實際存在的現(xiàn)象，根本不算什么弊端。也就是說，文學研究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整個人文學科研究的方法論的集成或者縮影，在其他學科采用的方法、理路一般也都可以運用到文學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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