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媒體在輿論監(jiān)督方面往往是“遠攻近交”，無論是全國性媒體還是地方性媒體，其新聞評論的對象主要是有全國性影響的、重大的公共事件，以宏觀說理為主，有較濃厚的啟蒙色彩。當然，這樣的評論自有其價值，但對各家媒體來說，則容易導致評論內容的同質化，且在評論作者方面，除了少數媒體的稿源來自于獨家約稿，其他多數媒體的評論往往都靠轉載和“時評寫手”的投稿，造成時評虛假繁榮的場面。
　　這幾年，廣州多家媒體以廣州本地公共事務為主要評論對象，探索寫作關注本地議題的評論，使媒體的評論版面（或節(jié)目）更多地成為討論本地公共事務的平臺，激發(fā)各方建言公共事務的熱情，有很強的干預現實的欲望和能力，這種現象值得關注。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關注本地議題的評論與廣州的公民行動往往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評論對公民行動表達關注和支持，如關注“拇指妹”區(qū)佳陽申請公開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關注廣州知名網友“櫻桃白”給廣州市城管委送掛鐘督促垃圾處理等；另一方面，部分公民行動者也開始成為本地議題評論的寫作者，如長期關注垃圾處理的市民“櫻桃白”、民間環(huán)保組織“拜客廣州”負責人陳嘉俊等。本地議題的評論與公民行動之間的這種互動，為觀察媒體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
　　分析本地議題評論興起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媒體間競爭的需要。媒體如果想要加強自己在所在城市的競爭力，就必須開拓本地議題，爭取本地受眾。對周遭切身事務的關注與參與是公民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這在廣州的市民中體現得非常明顯，所以公眾更希望通過媒體提供的意見交流平臺，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決策和監(jiān)督中去。
　　目前，廣州多家媒體都開辟了關注本地議題評論的版面或節(jié)目，如《南方都市報》的廣州早茶版，《羊城晚報》的時評、熱議版，《新快報》的廣州熱評版，南方電視臺的《全民議事聽》節(jié)目，大洋網的《民意圓桌會》節(jié)目等。這些版面和節(jié)目對廣州公共事務進行評說，營造了一個相對開放的觀點爭鳴空間。我也有幸在其中部分媒體平臺上刊發(fā)一些評論，參與到廣州公共事務的討論中去，《廣州時事評彈》收錄的就是我近三年刊發(fā)的主要評論作品。
　　廣州的本地議題評論實踐已呈現出一些突出的特點，如評論作者的權威性與專業(yè)化，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高校教師、知名媒體人等納入本地議題評論的寫作隊伍中來，依靠他們對廣州事務的了解，使對本地公共事務的分析評論能夠避免流于淺表，這與其他媒體大量采用“時評寫手”的評論稿件或是由媒體內部人士充當“萬金油”寫手包攬評論版的兩種做法不同；還有，本地議題評論能夠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對一個公共話題的追蹤、關注，對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形成一種常態(tài)化的輿論壓力，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時評的速朽與爛尾，促使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能夠善始善終；再者，本地議題評論并非完全局限于本地視角，而是試圖通過剖析這一個城市的樣本，來折射全國性問題，番禺垃圾焚燒廠的選址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雖然廣州的本地議題評論實踐已取得一定的成績，但同樣面臨著很多阻礙，比如禁令的管制、本地評論作者相對有限等。而且，即便很多評論指向的新聞事件發(fā)生了趨好的變化，但這其中有多少是因為評論的力量，很難說清，評論的作用機制既不透明，也很隨機。
　　從長遠來看，本地議題評論若想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出路之一是與代表委員問政結合。代表委員問政是當下中國的合法問政渠道，但并未充分發(fā)揮其作用。如果多數代表委員都能利用自身的身份介入本地議題評論的寫作，并將這種對公共事務的關注熱情帶入問政環(huán)節(jié)中去，則可能對公共事務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目前廣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等人對本地議題評論寫作的深度介入和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可謂是這方面的范例。
　　我以為，地方性媒體新聞評論在本地公共事務中大有可為，如果全國各主要城市的地方性媒體都能如廣州媒體這樣，發(fā)展強化本地議題評論，對本地公共事務進行有力的介入和監(jiān)督，勢必有利于公共決策的透明化以及公民社會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