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與文化轉(zhuǎn)移的定義

　　跨文化研究學科領域的文化轉(zhuǎn)移，有四個問題框架。問題框架一，當整體性與精神性將成為21世紀的主流時，是繼續(xù)嚴格遵循19世紀的思維模式界定下的學科領域架構(gòu)，還是跨越學科界限，回歸傳統(tǒng)的整體性批評維度？

　　在19世紀以前很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從古希臘開始，修辭學、詩學和闡釋學一直是西方人文學科的三大支柱。隨著19世紀工業(yè)文明的深人，學科極度細化后，這三大支柱逐漸淡出了大學高等研究和教學領域。其中，最早退出的是修辭學，闡釋學繼之，最后是20世紀中葉退出的詩學。

　　問題框架二，以詞義無限伸延為特性的中國文本，如何不迷失在批評理論的術(shù)語中，而直接深人探討文化的相異性？從《新青年》開始，中國批評家與翻譯者大量地引進以破解文字為特性的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去分析中國文學。

　　法國漢學家汪德邁從甲骨文（不受歷史現(xiàn)象迷惑的甲骨文）入手，以思想史和漢學史兩個學科交叉研究為角度，提出思想史與甲骨文專家不曾作出的假設：“周朝以前的殷朝文化，被周朝有力地抹殺。我們關于文字起源的所有神話傳說，如倉頡造字、河圖、洛書，都是周朝用來代替殷朝歷史史實而造就的神話，《史記》不過是傳承了周朝的文本�！蓖粝壬�的這項研究（成果），已交北京大學出版社。汪德邁認為，中國書寫語言區(qū)別于世界其他語言的特點，是它的占卜起源。其他語言，無論是表音還是表意，都是語音和語意兩種鏈接的自然語言，也就是說，除了中國語言文字以外，語音和語意是書寫對口語文字的一種符號化。世界上只有中國的文字，語音和語意的鏈接是斷裂的，語音有語音的系統(tǒng)，即口頭系統(tǒng)是存在的，但中國的文字沒有記錄當時口語日常交流的信息源。中國的文字，產(chǎn)生于占卜史官與宇宙建立Xf話的記錄。因此，中國文字是表意文字中獨一無二的非自然語言。中國文字的這種占卜功能促使了中國式的闡釋學的產(chǎn)生，這種闡釋學尤其注重漢字文本分析。中國特殊的文字字源使中國產(chǎn)生了不同于西方的闡釋學,因為中國書寫語言本身是有力量的，中國文字是通過文字揭示事物隱秘性和啟示功能的。西方的文字是被啟示性的語言，被認為是不完美的，因?qū)κパ詠碚f，人的語言是不完美的，人的語言怎么能完美地闡釋上帝的信息呢？因此，西方的文本理論有一個根本的使命，就是破解文字以期達到找尋和企及文字后面圣人的力量。西方的文藝理論就建立在這樣一種與文字的特殊關系上，即破解文字的關系上。當我們看到近代馬拉美要還文字本身以創(chuàng)造性的時候，當我們看到德里達提出的破解文字、拆解文字以及文字與文字之間有差源性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他們理論背后，西方破解文字所帶來的特點。而中國的文字與書寫者的關系，則正好是相反的。每一個中國文字都創(chuàng)造一種可能性，書寫者是通過記錄文字去創(chuàng)造可能性，而不是破解文字去探尋文字后面的意思�？梢哉f，中國文字的特點是，沒有文字就不存在創(chuàng)造，這是由中國文字的占卜起源所決定的。

　　我們再回到第二個問題框架，當面對以詞義無限伸延、無限可能為特性的中國文本時，用西方的破解文字的文藝理論框架去分析，批評何以可能？我們是否能進行批評？我們是否可以不借助西方的文藝批評理論呢？絕對意義上看當然可以，中國有其豐富的文藝理論體系。但在當今時代，要求我們所有的相遇者，帶著中國的文本與西方文藝理論相遇，需要有兩種能力。一是能深刻理解文本背后文化的能力，二是對他者有一種開放的、心平氣和的能力。我們要看兩種原本完全不同的批評體系，在什么地方成為相遇的可能。這就是我30多年來在法國做文學批評和詩學批評研究時，一直關注的問題框架。這種努力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結(jié)果，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問題框架是引領我們研究的一顆星。不急于作出一個答案，整個研究過程很豐富。在這個問題框架下很可能就沒有答案，也可能有人最后提出來說，還不如就各走各的路，不用相遇。所以，研究所遇的困難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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