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北京：握手
　　尼克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為了避免人們對鋪張浪費的批評，他在一個陸軍基地停宿，可是一發(fā)現(xiàn)這里的艱苦環(huán)境又懊悔了。以前在亞速爾群島，這次在夏威夷，屈尊住在一個小防區(qū)司令官的房子里，看上去大有愛國的自我犧牲精神。旅途中，我從霍爾德曼那里領教了如何保證使尼克松能得到最有利的電視鏡頭。齊格勒顯得十分緊張，因為他被告知說，在北京期間他不能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談任何實質性問題，他已經在害怕遭受記者的折磨，這些人受新聞報道時限的驅使一定不會輕易放過他。整個旅途中，尼克松時而擔心手下平常能干的工作人員會不會忘了公共關系中的某些細節(jié)，時而認真而潛心地為訪華做準備�？赐炅怂�有的參考資料之后，他在長時間的飛行期間就像打連珠炮似的向我發(fā)問。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點我們到達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讓中國領航員登機。同我以前的幾次訪問唯一不同之處是，現(xiàn)代化停機樓前的一根旗桿上這次有一面孤單的美國國旗在飄揚。我?guī)状谓涍^這個機場，都沒有看到過其他任何一個旅客或任何一架降落或起飛的飛機的影子。在上海歡迎尼克松的是喬冠華，他名義上是外交部副部長，但實際上是外交部的關鍵人物。據(jù)說他是周恩來最親密的助手之一，這也很有可能，因為這個給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來的風度、博學和智慧。在場的還有我前兩次訪問時認識的章文晉(西歐美大司司長)和王海蓉(禮賓司副司長，據(jù)說是毛澤東的親屬)，他們兩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從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國人殷勤好客名不虛傳，準是認定未開化的外賓快餓壞了，因此以創(chuàng)紀錄的速度給我們送來了豐盛的早餐。這一下子使白宮的工作人員心里為難了，因為他們知道，從此尼克松會要求他們加快賓夕法尼亞大街的服務速度。我們到達北京的時間是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即美國東部標準時間星期日晚上十點三十分，正是電視觀眾最多的時刻。
　　到達北京這一歷史性時刻是事先作了準備的。尼克松和霍爾德曼早已決定，當電視鏡頭拍攝總統(tǒng)第一次和周恩來見面時，他應該是單獨一個人。尼克松讀過我在七月訪華后寫的報告，知道周恩來對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絕和他握手的怠慢之舉耿耿于懷�？偨y(tǒng)決定，當他糾正這種失禮行為時，不能有其他美國人在電視鏡頭中出現(xiàn)而分散觀眾的注意力。羅杰斯和我要留在飛機上，直到他們握手結束。抵達北京之前，我們被這樣告誡過至少十幾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記了。但是霍爾德曼還是不放心。到那時有一名粗壯的副官擋住了“空軍一號”的通道。我們的中國東道主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出了什么事情。因為在通常的情況下，他們是尾隨總統(tǒng)沿舷梯魚貫而下的。尼克松單獨一人和周恩來的歷史性握手完滿結束以后，我們大家才像變魔術似的出現(xiàn)。
　　我們站在寒風凜冽的停機坪上，歡迎我們的是一支儀仗隊、體態(tài)優(yōu)雅而纖弱的周恩來以及一批穿著同樣毛式制服的中國顯要人物。這些人穿著都一樣，但當然是嚴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歡迎儀式是極為低調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組成的儀仗隊以外——這個儀仗隊的嚴格紀律是我隨總統(tǒng)出訪中印象最深刻的——整個儀式簡樸到了極點。這樣極度的簡樸反映了一個真理，只有最緊迫的必要性才使這兩個國家走到一起來——它們的其他關系根本不配享有國事訪問常有的那種喜人的歡迎儀式。
　　中國人事先沒有告訴我們，是否會準備任何形式的群眾歡迎。當我們的車隊駛入市中心的時候，霍爾德曼在和齊格勒的無線電通話中還抱著一線希望，認為真正的歡迎儀式可能在天安門廣場等待著我們，那里會有多么值得上鏡頭的人山人海。這個希望落空了。中國本來到處都是人，可這時卻被擋在橫街小巷里，所以當我們的車隊快速通過廣場時，巨大的廣場空無一人。車隊駛過紫禁城的紅墻和它對面那龐大而墩實的人民大會堂；駛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巨幅畫像(這幅斯大林畫像肯定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了)；開進了坐落在釣魚臺湖畔的國賓館。
　　我們下榻在兩幢樓里�？偨y(tǒng)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員(我也包括在內)住在大一些的樓里；國務卿和他的隨行人員住在幾百碼遠的一幢小樓里，這樓我在前兩次訪問時住過。這兩幢樓各有餐廳和廚房，這樣就把兩批美國官僚之間的日常聯(lián)系壓縮到了最低程度。中國人很熟悉美國行政機構內部奇怪的相互制約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樣安排了在白宮和國務院之間的鴻溝。
　　一到總統(tǒng)的賓館，全體人員都被帶到寬敞的會客室里就座，這里的沙發(fā)擺成一個圓圈，中央留出很大一塊空間。周恩來的夫人在那里迎接我們，在場的還有葉劍英元帥、代理外長姬鵬飛、副外長喬冠華和其他官員。接著送來了茶水。周恩來主持了友好的交談，時而開幾個玩笑。和往常一樣，他一一招呼了美國代表團中的每一個成員。
　　就這樣，尼克松第一次親自領略到中國式的外交。蘇聯(lián)人一般比較生硬；中國人拐彎抹角。蘇聯(lián)人堅持特權；中國人講究普遍的原則，表現(xiàn)出自信心，試圖使實力問題顯得無足輕重，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蘇聯(lián)人把友好作為談判成功后的獎賞。中國人在談判之前就把友誼作為韁繩。他們至少在形式上使對方成為私交，這樣就微妙地限制了對方能提出的要求。蘇聯(lián)人所居住的國家曾屢次遭到入侵，近期則主要利用武力擴大自己的勢力，他們連對自己提出的道義主張都沒信心，心虛到不敢承認犯錯誤的可能性。他們從絕對正確的教條轉移到不可改變的立場(不論他們的立場改變了多少次)。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在這一片地區(qū)執(zhí)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評作為工具來為自己服務。他們征求來訪者的意見——這是一種贏得同情和支持的謙虛姿態(tài)。這樣做還可以使來訪者說出自己的價值標準和目的；結果他就約束了自己，中國人以后就能夠引用他自己的建議(而且時常這樣做)。蘇聯(lián)人脾氣暴躁，有時口是心非，給人留下一種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國人則強調中國價值標準的獨特性，因為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們表現(xiàn)了一種不為壓力所左右的優(yōu)越感；他們甚至用暗示“原則問題不容談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對方施加壓力。
　　在建立這種關系的過程中，至少在和我們的接觸當中，中國外交家證明是完全可靠的。他們從不搞小動作；他們不討價還價；他們很快就亮出底牌，進行說理，頑強地加以辯護。他們信守協(xié)議的意義和精神。正如周恩來喜歡說的：“我們說話是算數(shù)的。”
　　每次對中國的訪問都像是一出認真排練過的戲，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顯得那么自然。中國人記住每一次談話的內容，從低級官員到最高級政治家說的話全都記住。中國人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拼圖游戲中的一塊，盡管一開始我們這種簡單的頭腦還沒有看清整個的圖案。(后來，溫斯頓?洛德和我確實學得很擅長這樣做了。)我前后訪華十次，好像是在跟一個有機體進行一次連續(xù)不斷的談話，這個有機體能記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個頭腦在指揮。這種會晤令人振奮，而有時又給人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樣嚴格的紀律和徹底的獻身精神使人不禁產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無能為力——這是外國人在接觸到中國文化時常有的感覺。
　　尼克松這次訪華也是這樣。到喝完茶的時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個月前我在秘密訪華時所感到的一樣——自己已經被接納進了一個有嚴格限制的俱樂部，雖然那時連一次實質性的談話都還沒進行過。
　　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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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車接近毛澤東的住處時通過一個紅色的大門，門前有兩個人民解放軍戰(zhàn)士毫無表情地注視著東西走向的寬闊大街，這條街是拆掉舊城墻而修建的。繞過紅墻，我們經過一條甬道，開頭的一段路兩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觀平庸的墻院后面有些什么樣的建筑。過了一大段路，兩旁的房屋不見了，這里一邊是湖一邊是樹林。毛澤東的住房單獨在一處，外表簡單平常，這里可以是任何一個低級官員的住處。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轎車一直開到正門前的門廊下。我們走進一間小會客室，然后穿過一條寬的過道，我來訪問時至少有兩次看到這里擺著一張乒乓桌。
　　走過過道，就來到了毛澤東的書房，這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四周墻邊的書架上擺滿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著書，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全能領導人的會客室。在我最初幾次訪問時，房間的一個角落里擺有一張簡易的木床，后來就不見了。我們第一眼看見的是一排擺成半圓形的沙發(fā)，都有棕色的布套，猶如一個儉省的中產階級家庭因為家具太貴、更換不起而著意加以保護一樣。每兩張沙發(fā)之間有一張鋪著白布的V字形茶幾，正好填補兩張沙發(fā)扶手間的三角形空隙。毛澤東身旁的茶幾上總堆著書，只剩下一個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發(fā)的后面有兩盞落地燈，圓形的燈罩大得出奇。在毛澤東座位的右前方是一個痰盂。來訪者一進入房間，毛澤東就從沙發(fā)上站起來；在我最后兩次見他時，他需要兩個護理人員攙扶，但他總是要站起來歡迎客人的。
　　在會見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權的領袖人物時，人們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聲望。會見毛澤東的情況卻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見是突如其來的以外，接見并無任何儀式。房間內的陳設就和屋子的外觀一樣簡單樸素。毛澤東就站在那里邊，周圍都是書，他在中國人當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著注視來客，眼光銳利而微帶嘲諷，他的整個神態(tài)似乎在發(fā)出警告說，他是識透人的弱點和虛偽的專家，想要欺騙他未免是徒勞的�；蛟S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個女護士協(xié)助他站穩(wěn)(在我最后的幾次訪問時，他由她支撐著)。他成了凌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shù)國家里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發(fā)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
　　毛澤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見證。他的一生是傳奇式的，他是中國南方一個農民的兒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這吸引了許多追隨者，他率領他們舉行了六千英里的長征，結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來。他們從一塊完全陌生的土地出發(fā)，先打了日本人，后打了國民黨政府，直到最后他住進了紫禁城。這證明了永恒的中國的奧秘和威嚴，即使經過一場自命要消滅一切舊制度的革命也能夠繼續(xù)存在。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fā)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有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fā)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
　　在我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他的最后一次私下會晤時以及同年十二月福特總統(tǒng)訪華時，毛澤東幾乎不能講話了。他發(fā)出一些模糊的聲音，唐聞生、王海蓉和另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后寫在紙上讓他過目，證明她們理解對了之后，才進行翻譯。但即使那時，在死亡的陰影下，毛澤東的思想還是清晰而帶嘲諷的。
　　毛澤東幾乎從來不一個人獨白，這同我認識的所有其他政治領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數(shù)政治家那樣，要旁人給他準備講稿，然后記誦而裝作即席講話，或者照本宣科。他輕松自如，似乎隨隨便便地引導著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從中表達出自己的真意。他在開玩笑之中夾帶出主要的論點，牽著對話者轉來轉去，找機會插幾句時而富有哲理、時而冷嘲熱諷的話。總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許許多多離題很遠的語句當中，以致意思是表達出來了，同時卻規(guī)避了義務。毛澤東的省略的語句像墻上的人影，雖然是現(xiàn)實的反映，卻沒有現(xiàn)實的內容。他的話指點了一個方向，但卻不規(guī)定前進的道路。毛澤東有時也下幾句斷語。這種斷語使聽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種令人迷惑并略帶威脅的氣氛。這個情況竟像是面對著來自另一世界的神靈，他偶爾揭開掩蓋著未來的帷幕的一角，讓我們瞥上一眼，但從來不允許我們看到全貌，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過。
　　然而，毛澤東有時也會無情地揭露一個問題的核心。在我后來的一次訪問中，我對鄧小平說，我們兩國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我們都無所求于對方。第二天，毛澤東在見我時提到了這句話，同時表明了他對細節(jié)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駁了我的廢話，說：“如果雙方都無所求于對方，你到北京來干什么？如果雙方都無所求的話，那么為什么我們要接待你和你們的總統(tǒng)？”在談到另一個問題時，他表示不滿意美國在抵制蘇聯(lián)擴張主義方面太軟。他把我們比作是暴風雨來臨前的燕子。從他垮了的身軀中痛苦地發(fā)出聲音說：“這個世界不安寧，暴風雨要來了。暴風雨快來的時候燕子忙。推遲暴風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卻是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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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會談和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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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切報道來看，尼克松的游覽全部是按計劃進行的。不管計劃要參觀多少地方，最初出發(fā)的時間和最后返回的時間總是十分準確的。然而不管美國人做出多少節(jié)外生枝的事情，他們從來不感到中國主人催逼他們按照時間表行事。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和探索，也可以不這樣做；最后時間表總是一分鐘也不差。幾個月以前，我體驗到這種奇妙的安排時，曾問一個中國的禮賓官員，他們怎么能夠把精確的時間和自由活動結合在一起，完全不像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禮賓司那樣著急而氣勢洶洶地顯示自己的才干。這位中國外交官回答說，這很簡單。對外賓只告訴他們出發(fā)和返回的時間以及要去參觀的地點。不像通常禮賓官員所做的那樣，用詳細的時間表約束外賓(以顯示準備的周密)，這樣外賓就不感到心理上的壓力。為供他們自己掌握，中國人把參觀時間按八分鐘一段分作幾段(為什么是八分鐘仍然令人莫明其妙)。如果外賓在一個地方停留的時間過長，就從以后參觀項目中減少幾個相應的八分段；如果相反，可以加上一些八分段。
　　換句話說，中國人想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在時間表問題上不是要客人遵守主人的安排，而是主隨客便。這樣，中國的禮賓安排給人一種神奇的安逸感；這種做法看起來完全實事求是，更能有效地體現(xiàn)出對客人的尊敬和殷勤。
　　由于做了這些準備，各種參觀活動進行得像彩排的表演一樣。每一個場合，大批著名的電視評論員和老資格的記者圍了上來，熱切地想記錄主角的深刻思想�！斑@是偉大的城墻，”尼克松在長城對聚集起來的記者們說，表示他贊揚這一項人類最壯觀的創(chuàng)造。參觀活動都由電視轉播實況一事更加強調了，這項宣傳手段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在美國公眾的心目中，電視證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現(xiàn)實和中國的雄偉壯麗，這是多少外交照會都無法證實的。歸根到底，先遣人員也為歷史作出了他們的貢獻，而這一點我事先并沒有認識或重視。
　　每天晚上都有象征性的活動——有宴會，有在體育館里舉行的體操和乒乓球表演，還有令人眼花繚亂的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我到過中國十次，宴會對我來說似乎是老一套了。然而一九七二年二月經過東道主精心安排的宴會仍是那樣不可思議地新穎，表明東道主認為這次宴請的來賓是與眾不同的。他們事先得到了尼克松喜歡的樂曲的名單，每次宴會時他們技藝高超的軍樂隊便演奏其中的幾支。我們出使北京的七天中，有四個晚上舉行了正式宴會：周恩來的歡迎宴會、尼克松的答謝宴會、杭州市的宴會和上海市的宴會。此外，在北京周恩來還為美國代表團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
　　在首都的幾次宴會都安排在巨大的人民大會堂。這座大會堂是為紀念共產黨接管中國而建造的。這座建筑物面對著天安門廣場對面紫禁城朱紅色的城墻，它兼有新古典主義和共產黨巴洛克的風格，呆板而一目了然，跟古代中國精巧而含蓄的建筑風格形成鮮明的對照。廣場的一側雖被這座龐然的建筑物所堵住，但是仍顯得十分寬闊，大會堂擺在那里像一條擱淺的鯨魚。它的規(guī)模令人生畏，它所表現(xiàn)的企圖千古長存的雄心使人們暫時忘記對它的設計的通常想法。
　　在我歷次訪問中，宴會的程序都是千篇一律的。人們循著一個龐大而陡聳的分層樓梯走向似乎很遙遠的高處，然后進入宴會廳。有心臟病的人走上去恐怕就會喪命。(雖然有電梯，但每逢國家元首來訪時，參加宴會的人很多，不得不走樓梯。)中國領導人等候在樓梯的頂上。幾個木架子已預先排好，幾名有禮貌的官員按照嚴格的禮賓級別把我們排好，拍那必不可少的集體合影。不論代表團有多么龐大，都會很快排好，不消三五分鐘就照好了。接著貴賓們在進行曲的伴奏下被引進宴會廳，同排成長隊的各界要人一一握手。宴會廳可容納多達三千人。在尼克松訪問時，赴宴人數(shù)約為九百，但是大圓桌安排得毫不使人感到空曠。主賓席設在講臺的下方，臺上有兩套擴音器，一套供領導人祝酒用，另一套供譯員工作用。我同尼克松夫婦和周恩來坐在同一桌，不過距離太遠，無法參加他們的談話。宴會的氣氛十分歡快。不僅一道道菜肴無休止似的端上來，而且桌上的每個中國人都按照中國的習慣注意使每個美國人的碟子里隨時堆滿了食物。
　　當然還有無休止的祝酒。我們喝的是茅臺，這是一種烈性酒。我認為，不用它來做飛機燃料，就是因為它太易燃了。對此我得到過形象化的證明。尼克松回到華盛頓后，要向他的女兒特里西婭演示這酒的厲害。他把一瓶茅臺倒在碗里，點著了火。豈知火竟不熄，他大為駭然；碗炸開了，吐著火苗的茅臺流滿了桌面。美國第一家庭的成員奮勇協(xié)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撲滅，防止了一場國家的悲劇。否則的話，尼克松政府會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場，比實際發(fā)生的會更早些。
　　宴席上的中國人只有向美國人敬酒時才喝酒。嘴里歡叫著：“干杯！”那可是言下無虛，當真每次都喝干的。敬酒的人顯示他的空杯，逼得對方不好意思不跟著干杯，使誰都蒙混不過去。中國人人數(shù)是我們的兩倍，而且喝慣了他們自己的酒，于是隨著宴會的進行，也就越發(fā)熱情奔放起來了。幸好宴會的祝酒詞是事先準備好的，宴會時只是宣讀一下。只有在上海高興得過了頭，尼克松在他此行唯一的一次即席祝酒時，居然似乎提議同中國締結防御性的軍事同盟�！啊�…這座偉大的城市，在過去，曾多次遭到外國的侵略和外國的占領。我們美國人民，同中國人民一起，忠于這樣一項原則：決不允許這個城市，或者中國的任何部分，或者這個世界上的任何獨立國家，再度遭受外國的控制，外國的占領。
　　“總理先生，我們兩國人民今晚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毙液卯敃r記者們也喝得有些糊里糊涂，而且他們也不想再發(fā)表任何超過《上海公報》的重要新聞了。在這些宴會上我的問題是，每次宴會之后我一般還要和喬冠華會談幾小時，來草擬《公報》。有一次我對他說，現(xiàn)在大家都很高興，我們不妨用漢語來討論《公報》。
　　但是這些宴會在美國早晨的電視節(jié)目里實況轉播，卻達到了一個極為嚴肅的目的。它們迅速而戲劇性地向兩國人民表明，中美之間正在形成新型的關系。周恩來在第一次國宴上特別熱情的歡迎詞中說，盡管中美兩國意識形態(tài)不同，但仍可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系。他沒有提到臺灣；他具體表示不會用戰(zhàn)爭手段解決懸而未決的爭端。這只不過是明確說出我們在私下里已經知道的意思。這是又一次雖然是含蓄的保證，要我們無須再擔心中國對印度支那進行武裝干涉。五周以后，當越南人向我們發(fā)起攻勢時，這一了解對我們十分有益，特別是莫斯科也作出了類似的(雖然是口才較差的)保證。
　　尼克松的答詞帶有更加濃厚的感情色彩。他曾推敲了我給他起草的講稿，用他自己的語言進行了改寫，并且加上了毛澤東的語錄。他強調我們兩國具有超意識形態(tài)鴻溝的共同利益(但沒有具體指出這些共同利益是什么)：
　　我們將給我們的孩子們留下什么遺產呢？他們的命運是為那些使舊世界受苦受難的仇恨而死亡呢，還是由于我們有締造一個新世界的遠見而活下去呢？
　　我們沒有理由成為敵人。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取得對方的領土；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支配對方。我們哪一方都不企圖伸出手去統(tǒng)治世界。
　　毛主席寫過：“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現(xiàn)在就是只爭朝夕的時候了，是我們兩國人民攀登那種可以締造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偉大境界的高峰的時候了。
　　我經過多次訪問之后，對這些宴會、祝酒、音樂，都感到頗為尋常了。但是我得承認，當中國總理頭一次到每一宴席去繞圈子，向美國官方代表團的人員逐一敬酒，同時二十年前同我們打過仗的軍隊的樂隊奏起《美麗的阿美利加》時，我是深為感動的。不管怎樣，理查德?尼克松在喬治?華盛頓生日的那天，居然可以引用毛澤東的話來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顯然在外交上已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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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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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公報》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成功地指導了兩個大國間的關系達七年之久，從來沒有對《公報》的解釋發(fā)生爭議，直到一九七九年它為中美正式建交所取代�！豆珗蟆窙]有秘密條款或補充條款�！豆珗蟆返囊饬x不僅僅在于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的含義�！豆珗蟆返闹攸c并不是臺灣問題或雙邊交流(盡管新聞界作了這樣的強調)，而在于國際秩序。《公報》把兩個曾經彼此敵對的國家?guī)У揭黄�，并不是因為它們想解決雙邊問題——這些問題再推遲一個時期也無妨——而是要跨越意識形態(tài)的鴻溝來處理普遍關心的安全問題。
　　我們的中國之行漸近尾聲了。在上海舉行了最后一次宴會。此時此刻，緊張情緒煙消云散了，人們開懷暢飲茅臺酒。尼克松對一切都很滿意，頗有些情不自禁，發(fā)表了他的即席祝酒詞(前面已提過此事)，險些提出美國為中國提供軍事保護。喬和我對開夜車已習以為常，似乎不再開一次就不舒服似的。我們從二月二十七日晚十一點零五分到二十八日零時三十分再次晤談，討論了越南問題。我說明了我們的談判立場，比尼克松向周說的更為詳細，并表明如果河內謀求軍事解決，我們決心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擊退河內的攻勢。喬重申了中國對北越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但他同周一樣，解脫了中國同河內的談判立場的干系。這些是美國和北越之間的事，中國不打算發(fā)表意見。他沒提出任何警告。也沒有暗示，如果美國實施了它的威脅，會受到什么懲罰。
　　在我的這個工作日結束以前，我還參加了另一次談話。凌晨三點鐘，我被叫到尼克松的房間，那是在我們下榻的一家多層飯店的上面一層。窗外是龐大無比的上海市，閃爍著幾點稀疏的燈光，使人幾乎想不起這里居住著近一千一百萬人口。其他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之中。中國的大地伸展在我們面前，無邊無際，但又模糊不可見。尼克松把霍爾德曼也叫醒了。他向我們談到這段時間的緊張和興奮以及他在完成一件大事時往往產生的隱憂。尼克松談到了他取得的成就，征求認可和鼓勵。我們全都滿足了他，部分地因為對這個孤獨的、受折磨的、欠沉著的人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同情，部分地還因為熬過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個星期之后，萬念俱灰，一心只想睡覺了。不過，尼克松所需要的鼓勵也是容易給的。尼克松性格中富于幻想的一面所造成的言過其實之處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有些方面也令人同情。他確實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是他想出了對華主動的主意(雖然我也獨立地得出了這個結論)；他推進了這個計劃，冒著單獨干的國內政治風險，并在訪問中國期間表現(xiàn)得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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