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shù)記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歡偷看下流場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種人身上和各個地方尋找瑕疵。對他們有誘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場面，而是諸如騷亂和搶劫、國家分裂和輪船遭難、銀行家流竄到里約和燒死尼姑之類的事情—榮耀是他們的追求，壯觀是他們的激情，而正規(guī)卻是他們的敵人。
　　記者們帶著相互感染的緊張氣氛扎堆兒到處跑，他們只能猜測在什么程度上他們的大量出現(xiàn)會激起一種偶然事件，把人們的情緒鼓動起來。因為記者招待會、照相機和麥克風已經(jīng)成了我們時代所發(fā)生事件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以致今天沒有人知道是人在制造新聞還是新聞在造就人—南越總理阮高祺威脅著紅色中國的安全，因為在他第六次登上雜志封面后，無疑感覺更強大了。在紐約警察襲擊了年輕無賴們的指揮部后，人們發(fā)現(xiàn)一些匪徒頭子保存有報刊資料剪貼簿；在巴爾的摩，當《亨特利–布林德利報告》 提到該城市整個夏天平安無事沒發(fā)生一起種族騷亂之后僅一天, 就出現(xiàn)了一場種族騷亂。如果沒有新聞界的介入，政治家們就知道他們沒有必要發(fā)表演說了，民權游行者就會推遲他們的游行，危言聳聽者也要撤銷他們可怕的預言了。自越南成了報紙上的主要話題以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的柏林墻兩邊的軍隊，自然是相安無事，無聊地觀看姑娘們在旁邊走來走去。
　　消息如果不被報道，就沒有任何影響。因此，記者可以與野心家畫等號，是事件發(fā)生的“導火線”。記者常會被邀請參加舞會，受到討好和贊美，很容易掌握一些沒有上名冊的電話號碼，接觸生活的各個層面。他可以給美國發(fā)去一個關于非洲的貧困、關于酷刑拷打折磨的挑釁性消息，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里游泳。有時一個記者會錯誤地假定，正是他的魅力，而不是他的職業(yè)，才得到了這樣的特權；但大多數(shù)記者都是現(xiàn)實主義者，不會被這種游戲所愚弄。他們利用別人，就像他們被別人利用一樣。而且他們還是不安分的。他們的作品，不斷地發(fā)表，但差不多也不斷地被忘掉，于是他們必須不停地尋找新的東西，必須靠副業(yè)生活，不能讓別人搶先發(fā)了新聞，必須去填塞報紙和電視得不到滿足的胃口，滿足商業(yè)對新的面孔、時尚、愛好、怨恨的渴望。他們不必擔心消息何時會發(fā)生，因為他們就在那兒；他們也不必思索有這樣的可能性，即他們一生所目擊和寫的每件事情也許有一天在21 世紀的教科書里只占幾行。
　　盡管有這樣一些品質，但湯姆·威克在《紐約時報》的早期成功主要在于他的運氣，在于他在合適的時間出現(xiàn)在合適的地點。盡管許多年輕時就大有成就的記者一般說來也許都是這樣，但這尤其符合威克的情況：他加入《紐約時報》恰恰是在該報發(fā)生革命之前，他加入賴斯頓的分社又恰恰及時適合了肯尼迪時代的早期激動和隨之而來的戲劇性場面，他碰巧是華盛頓新聞界里和肯尼迪一起到達拉斯旅行的《紐約時報》的唯一記者。威克關于刺殺肯尼迪的報道在1963年11月23日的《紐約時報》上占了一版還多，這是報道和寫作上一個杰出的成就。他在混亂中搜集事實，回憶他一生中的這個最混亂的一天，充滿了絕望、痛苦和懷疑，然后通過電話傳到紐約，并且以一種充滿感情的連續(xù)不斷的聲音口授了這篇報道。
　　《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部對求愛者來說是一個奇怪的場所：它是一個巨大的功能性的大屋子，從43大街延伸到44大街，占據(jù)著《紐約時報》十四層大樓的第三層，內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屬桌子、打字機和電話聯(lián)接起來，幾百個人手里握著筆坐著，或者敲擊鍵盤，寫作、編輯或閱讀著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來，每5分鐘就有一次災難的報道到達這里——仰光的暴亂，坦桑尼亞的騷動，某國的軍事政變或者地震。但所有這一切似乎不會給這個房間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這么多的壞消息早就滲透了這個地方的氣氛，以致這里的任何人都對它產(chǎn)生了免疫力。這些消息像是一種無害的病毒，漂流進這座大樓，通過這個系統(tǒng)流傳，在打字機上進出，經(jīng)過筆下加工，進入旋轉的金屬機器，被印在報紙上，裝進卡車，分發(fā)到報攤，銷售給容易煩惱的讀者，在世界上引起反應和反行動。但《紐約時報》新聞編輯部的居民依然不受影響，無動于衷，他們考慮的是其他事情——愛情，或者對里夫小姐和那位桌旁的年輕小伙子來說是婚姻。一天他們平靜地離去，結婚了。后來，在丹尼爾的賜福下，他們回來了，又占據(jù)了這所房間里他們的辦公桌邊的位置，并且以這種方式繼續(xù)進行他們的私人生活，這就是丹尼爾所愿意的。
　　第一張照片是卡爾·范安達的。他于1904年被奧克斯任命為總編輯，是從《紐約太陽報》挖過來的。范安達在《巴爾的摩太陽報》和他的家鄉(xiāng)俄亥俄州的一些小報度過不平凡的幾年后，于1888年進入了《紐約太陽報》。范安達在這幅照片里有著堅強的嘴唇和冷靜而暗淡的眼睛。他是一個五官勻稱的人，長著高額頭，戴著無框眼鏡，穿著有高高硬衣領的衣服，佩戴著一個鑲有珍珠的領帶夾。他看起來像是一個陌生的無人情的人。這個時期《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把范安達的樣子描述成一種“死光”。當《紐約時報》的一群人請求范安達把作者的名字印在他們的報道上時，他厲聲說：“《紐約時報》不管理你們這幫記者的姓名錄！”即使他對他的職員來說不是傳說中的英雄，但他卻得到了很少有總編輯會得到的尊敬，因為他不僅是一個優(yōu)秀的報人，而且還是一個學者，一個數(shù)學天才，一個科學和邏輯的研究者。正是他推動了《紐約時報》擴大對極地考察和航空事業(yè)偉大功績的采訪，為報紙在空間時代的形象奠定了基礎。他是第一個把愛因斯坦公諸于眾的編輯—— 一次在審查一篇關于愛因斯坦的一次課程的報道時，他發(fā)現(xiàn)這位科學家在一個方程式上犯了錯誤。范安達讀過象形文字學，發(fā)表過許多關于重大考古發(fā)掘的報道。一天晚上，他用一個放大鏡考察了一個4000年前的埃及墓穴的銘文，發(fā)現(xiàn)了一個偽造品，這一事實后來被古埃及學家所證實，導致考古學家做出結論:一個年輕的法老，即圖坦卡蒙，曾被一個叫做霍萊姆赫伯的軍事首領所暗殺。正是范安達駁斥了關于泰坦尼克號不會沉沒的斷言，在這艘輪船發(fā)出緊急求救信號之后杳無音訊時，他推斷已經(jīng)出了事，促使他的手下人員去抓緊報道這次災難的消息。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搶先發(fā)布新聞的范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卡爾·范安達給自己配備了軍事地圖，查找戰(zhàn)斗的線索。他預見了后來的幾次戰(zhàn)役，提前派他的記者去那里采訪。在這一時期《紐約時報》的新聞報道是無與倫比的。
　　卡特利奇有時一天寫4到6篇重要報道，成了一個稅法方面的專家，在整個華盛頓有了一些消息來源。如果他不是還具有一種能自我保護的品質的話，所有這些充沛的精力和強烈的野心就會對他不利了。卡特利奇善于同別人打交道，特別是老年人，特別是有權的老年人。這種品質也許是學不到的，但也是某些少有的年輕人天生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尊敬別人而自己沒有特權，自信但又不過于自信，他們引起了老年人、靠努力奮斗起家的人的注意，從這些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忠告和幫助。老年人也許在這些精英的年輕人身上看到了他們年輕時具有的一些東西，符合他們實際樣子的東西，或者認為他們具有的東西。所以他們幫助這些年輕人上臺階，感覺不到任何威脅，因為這些年輕人還有一種巧妙的謙卑感。
　　格林還覺得，廣告費盡管是由熱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時也為《紐約時報》的讀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僅告訴人們買什么和在哪里買，而且每天還描述了國家的經(jīng)濟，對當代品位的見解。廣告對日常生活展現(xiàn)了第二種遠景，證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滿了貧窮、威脅、炸彈和灰燼。在廣告上穿著名牌服裝的漂亮姑娘、吸著一支溫和昂貴的蓓爾美爾煙的男士，都為《紐約時報》讀者在閱讀灰色的莊重欄目之余提供一種輕松的休息。格林懷疑，從現(xiàn)在開始到50年后，那時歷史學家想知道20世紀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夢想時，他們就像閱讀新聞一樣也從閱讀廣告中得到許多啟示。當然，廣告強調的是積極的東西，而新聞強調的是消極的東西。真理就在二者之間的某個地方。
　　像《紐約時報》這樣的令人驚嘆的機構竟如此的不傲慢，如此背負著責任感和生怕走得太遠的擔憂，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它為什么有生命和力量，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暗示了它是脆弱的——不僅是擁有《紐約時報》的這個猶太家族的脆弱性，而且還有這個家族把自己的命運系于其上的民族的脆弱性。在美國社會表面之下存在的對猶太人的狡黠的輕蔑，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到了這個家族的每一個成員，甚至擴及到第三代【——蘇茲貝格的兒子，一個海軍士兵，在去朝鮮的路上因是猶太人而被拒絕進入佛羅里達州的霍布桑德的一個不對公眾開放的勝地；蘇茲貝格的一個女兒，在紐約的一所女子私立學校上學，在班里的唯一朋友也是一個猶太姑娘（但她倆很快就彼此討厭了）；喬治·奧克斯—奧凱斯的兒子，一個聰明的學生，在勞倫斯威爾學校的猶太人入學限額之下被錄取。由于這些以及類似的事件，甚至這個擁有《紐約時報》的家族也要遭到社會的這種詳細審查。毫不奇怪，《紐約時報》對猶太復國主義是非常敏感的，同時對于保持《紐約時報》無可非議、遠離國內偏見的影響十分講究�！�
　　當奧凱斯1949年在為星期天版部的萊斯特·馬克爾的“一周評論”欄寫作3年后，開始為《紐約時報》寫社論時，編輯部的政策是堅決支持蔣介石。寫了大部分社論的編輯專家是一個中國通，是蔣介石的崇拜者，很少表達會冒犯這位通過譯文閱讀《紐約時報》的領導人的意見。在這位作家退休后，隨著約翰·奧凱斯在50年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他對麥卡錫主義的尖銳社論而引人注目。除了其他重大問題而外，《紐約時報》對中國的政策開始明顯改變了。奧凱斯認為美國承認共產(chǎn)黨中國成為聯(lián)合國一員是明智的，當這種觀點開始滲透進《紐約時報》的社論中時，蔣介石暴怒起來。一天，在《紐約時報》的一位駐臺灣記者按幾周前安排好的一次計劃去采訪蔣介石之前，《紐約時報》發(fā)表了一篇這樣的社論。當見到這位記者時，他揮動手臂，生氣地拒絕合作。記者解釋說，在《紐約時報》他的新聞人員和社論版是由完全不同的部門管理的，即使這樣也沒能使他息怒下來。


　　1922年在密西西比州的圖尼卡，卡特利奇和人們和睦相處，喜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喜歡碰到的和所寫的人物。在《圖尼卡時報》上，他做了一年前在《奈索巴民主》上已經(jīng)做的而且一年后在《圖佩洛雜志》上還會做的事情——做各種事情，包括寫消息，辦差使，招攬廣告，排字，犯錯誤，長學問，結交朋友。對該城的鄉(xiāng)民來說，卡特利奇是一個專注的年輕人，真誠而且謙虛。他給人非常能干的印象，卻沒有表現(xiàn)出多么大的野心�！�—他母親培養(yǎng)起來的而他父親缺少的野心，對卡特利奇來說更多的是一種障礙，而不是一種優(yōu)點，特別是在南方農(nóng)村。這里是遵守秩序的；這里的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敬重長者，維護過去。一個像卡特利奇這樣向上爬的人，要想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希望在南方迅速取得成功，卻表現(xiàn)出更優(yōu)越、受過大學教育或者與大多數(shù)普通的一模一樣的受教育不多的鄉(xiāng)民不一樣，是不明智的。在北方，卡特利奇同時代的對立面，出自經(jīng)濟公寓的未來的巨頭，并不需要這樣謹慎。在北方，規(guī)則是不同的，直率是受到鼓勵的，活躍是被允許的，如果一個人要在過分擁擠的城市里克服重大障礙和緊張心理的話，活躍經(jīng)常是根本性的。因此，可以假定，懂得在城市叢林中生活和生存的年輕人，比起那些像卡特利奇一樣暗中有野心的南方人來，更有可能在紐約獲得大權，因為這些南方人是通過南方腹地平緩的路慢慢地向上爬的。但這個假定不一定是正確的。對于那些開始于南方并且和鄉(xiāng)村人民和睦相處的人來說，對于那些學會了奉承、哄騙、平易近人和偽裝天真——這在南方是普通的，在北方被看做是“魅力”——的人來說，對于那些理解小城鎮(zhèn)南方人天生的自卑、多刺的自傲、對陌生人的疑心、對忠誠度的要求和由貧窮導致的西西里式的暴力的人來說，對于在20和30年代沿著這種鄉(xiāng)村道路向北走的年輕攀登者來說，為了要在紐約成功，比起他的大城市對手來，或許要走一段更崎嶇的路程，面對更微妙的挑戰(zhàn)，做出更多個人的調整，運用更多非武力的計謀和武器。如果一個人能和南方的鄉(xiāng)民和睦相處，他就能和幾乎任何人和睦相處。而且由于掌握了這種看起來天真的藝術，這種南方人就能很容易地而且不引起別人太大妒忌地爬上紐約的管理階梯。相反，他的同事卻被他解除了武裝，為他的勝利而高興，驚奇有這種“魅力”的不起眼的人竟能走得如此之遠。
　　所以，在密西西比起作用的東西也在曼哈頓起作用，但反之卻不盡然。北方人的個人沖動是和南方不合拍的，南方人不容易接受它；南方人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做法，聯(lián)邦立法者后來才知道這一點。南方有自己的速度和風格，并且給南方人打上終生的印記。當北方人到南方生活時，他們也會被打上這種印記。定居于南方的北方人學會了當?shù)氐目谝�，而定居于北方的南方人卻學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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