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tǒng)商幫的困境與轉型的經驗教訓

1．晉商瓦解的前車之鑒——居安思危，不斷改變

1914年，“天下第一號”的日升昌票號倒閉了，左右著中國金融界一個世紀的晉商的歷史結束了，晉商也已從一個龐大的商業(yè)王朝一步步走向了沒落，后世者在嘆息之余不禁發(fā)問：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毀了山西商人苦心經營的金融帝國？

其原因眾多，但細究起來不過有以下幾點：

(1)錯過封建商業(yè)資本轉向現(xiàn)代工業(yè)資本的時機

這一點顯而易見，縱觀晉商發(fā)展之始末，其資本一般多用于購房置地、奢侈消費、捐資買官等，而注意增補資本金或再投資其他企業(yè)的都很少。資本或者用于奢侈性消費，或者全部停留在貿易與金融領域，而從未投資過工業(yè)產業(yè)，完全依賴資本在高風險的流通中增值，難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眾所周知，在市場穩(wěn)定、政治安定的情形下，商業(yè)資本的增值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可以穩(wěn)定地賺得正常的流通利潤。然而，在中西市場交匯、商業(yè)競爭激烈、商業(yè)利潤下降、工業(yè)品價格提升的時代，投資工業(yè)才是明智的選擇。況且，隨著清末年及清亡之后的動亂，流通成本大大提高，通過流通方式來實現(xiàn)資本的正常增值已經不可能，資本在運作的過程中要面臨太多的賦稅與動亂帶來的不穩(wěn)定性，這對于單個資本規(guī)模并不大的晉商來說，無疑是被斷了財路。與晉商的沒落相比，彼時迅速起家的狀元公張謇、“火柴大王”劉鴻聲、榮氏兄弟無不是投身實業(yè)，于生產行業(yè)做起，迅速積累資本的。

根據“供給學派”的觀點，在社會經濟陷入因經濟周期或者政治動亂所帶來的危機之中時，任何供給都將會有需求，所以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條件下，只有投資于實業(yè)部門才是資本安放的最佳之處。而即使是在政局穩(wěn)定的社會條件下，將貿易所得的資本轉移至生產部門，也是延長產業(yè)鏈、分散經營、防范風險的必要做法，可惜即便如此，晉商依舊忽視了資本向實業(yè)部門尤其是現(xiàn)代工業(yè)部門的轉移。

(2)缺乏依靠市場將封建錢莊的金融制度轉化為現(xiàn)代銀行制度的遠見

從根本上說，這完全源于晉商的保守和封閉，在政府這棵大樹即將倒臺的情形下，在清政府之后混亂的紛爭中，晉商要想在金融業(yè)立足，唯一的方式只能是依靠市場的力量，通過發(fā)展民間借貸尤其是小戶借貸來擴充資本，實現(xiàn)分散經營，而不是將有限的公關資金用于“尋租”上來。與晉商票號不同，國外現(xiàn)代銀行正是做到了這一點才不僅在中國扎住根，更將生意不斷做大。彼時，外國的銀行已進入中國，而寧波人創(chuàng)辦的中國最早的銀行也已經開始出現(xiàn)。將原本無敵于傳統(tǒng)經濟模式下的票號與現(xiàn)代管理結構的銀行相比，票號的弊端顯露無遺：傳統(tǒng)票號資本金很少，一家票號的資本幾乎不超過40萬兩銀子；而現(xiàn)代銀行的資本金特別雄厚，因為它在社會上廣泛招資，許多現(xiàn)代銀行實行1塊錢起戶，吸收了包括小戶在內的存款。相反票號一般是針對大戶，很少針對小戶。

(3)過度依賴沒有強制力的文化約束

現(xiàn)代銀行靠制度，比如抵押制度，貸款的前提便是將房契、地契拿來做抵押；而票號發(fā)放貸款僅靠信譽，并美其名曰：“萬兩銀子一句話”，只要我覺得這個人講信譽，便把銀子借給你，倘若收不回來亦無實質性的懲罰措施。這樣貸出去的資金沒有安全保障。

然而，晉商的票號并非沒有向現(xiàn)代銀行轉變的機會，也不缺國家政策的扶持。慈禧太后曾經要晉商出錢、出人來辦大清戶部的銀行，也就是國家銀行，竟遭到晉商的拒絕。經過談判，清政府同意由政府出錢，由晉商來辦銀行。但晉商毅然拒絕了。除此之外，認識到世界新形勢的北京分號大掌柜們，策劃通過股份制把小票號聯(lián)合起來形成一個大的現(xiàn)代銀行，但身居高位的大掌柜和東家們都持否定態(tài)度。結果失去了一次極好的機會。從此，隨著現(xiàn)代銀行的蓬勃發(fā)展，晉商的票號失去了競爭能力，只好凄然退出歷史舞臺。

晉商由于不了解世界形勢的變化，總認為自己的錢莊、票號就是最好的金融形態(tài)，根本就不思改變。他們對外面世界的變化了解很少，當然也就不知道去向世界學習，最終導致以票號為頂峰標志，輝煌了500年的晉商在20世紀初走向了消亡。

2．徽商的消亡

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稱得上是“富可敵國”。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本就可抵得上全國一年財政的總收入；揚州從事鹽業(yè)的徽商資本有四五千萬兩銀子，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余每年85萬兩白銀，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于鹽業(yè)市場的繁榮，當時有“無徽不成鎮(zhèn)”之說�；丈掏ㄟ^鹽業(yè)生意，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其活動范圍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無論從業(yè)人數、經營行業(yè)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

然而，在乾隆末年，儀征鹽船大火，鹽船被毀130艘，死者達一千四百余人。雖然，此次事故不足以對資本雄厚的徽商構成致命的打擊，但這似乎是一個預兆：以鹽業(yè)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發(fā)生的幾個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敗。道光年間，鑒于鹽價奇高，兩淮的鹽務制度發(fā)生了變化，清政府把過去鹽商賣鹽的特許權利廢除了，實行運銷分離，徽商從此喪失了世襲的經銷鹽的專利權，于是兩淮地區(qū)大批鹽商破產。太平天國起義，其波及范圍主要是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這正是徽商經營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為之大受影響。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外商的進入使民族資本家群體產生，從而使以宗法關系為紐帶的徽州商幫受到沖擊，這也促成了它的解體。

除此之外，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與一門心思做生意的晉商相比，追逐財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其歸宿。從乾隆到嘉慶十年的70年間，徽商子弟有265人通過科舉入仕，而晉商只有區(qū)區(qū)22人。

可見，徽商的消亡是過度地依賴了傳統(tǒng)的官僚政治，通過官商勾結的方式以獲得永久的鹽業(yè)經營權，并通過將宗族子弟送向官場來保證其在江南地區(qū)的勢力范圍。于是，當其依傍的政策一旦消失，或其勢力范圍落入其他政權之手時，它便風光不再了。而太平天國之后，雖又有紅頂商人胡雪巖的出現(xiàn)，但他依舊走了依傍左宗棠官僚集團獲取政策支持的老路，在左宗棠失勢之后依舊家財耗盡了。

3．日益僵化的管理體制

雖然在傳統(tǒng)商幫的發(fā)展初期，其家族制的管理方式較為簡便而靈活，可以充分發(fā)揮家族制企業(yè)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方式，但傳統(tǒng)家族式管理體制的局限性隨著自身規(guī)模的擴大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而日益彰顯。這種傳統(tǒng)體制的弊端還在于其過分剛性，在于其不能夠提供一種平臺：能夠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才能在競爭中改變自己資源占有狀況的平臺，或者說它缺乏使目前處于低級階層的人上升到高級階層的渠道。

在傳統(tǒng)商幫中，其家族企業(yè)推行一種人治型文化，靠業(yè)主個人的權威和經驗來下達決策，缺乏健全的制度和嚴格的規(guī)則。即使有的企業(yè)列有制度，也往往“權”比“法”大，形同虛設。在傳統(tǒng)商幫中，在這種集權式的管理體制之下，倘若其管理者的文化素質不高、管理水平有限，加上缺乏有力的權力約束機制，容易產生獨裁和專斷。商幫發(fā)展若過于依賴某個人的意志，則有相當大的風險性，同時也打擊了非家族成員工作的積極主動性。

家族式管理具有天生的血緣關系，關鍵性職位都由家族成員擔任，不愿意也不輕易相信即使是非常能干的外來人員。有的家族企業(yè)甚至還承擔起安排親戚朋友就業(yè)的“義務”，因人設事而非因事設人，傷害了非家族成員的感情。當非家族成員有利于公司的意見不被重視，當他們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不及老板平庸的親戚收益多時，他們容易采取短期行為謀取私利，或伺機跳槽到其他的企業(yè)。如此，傳統(tǒng)家族企業(yè)的決策機制和用人機制都是僵化的，這反過來導致家族式企業(yè)人才流失嚴重、生命周期不長。

4．日漸匱乏的人才隊伍

家族式的商幫在其困難期都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那就是商幫內的人才流失問題。造成商幫人才缺失的原因何在？

第一，商幫內部任人唯親現(xiàn)象嚴重。由于其內部“家”的觀念異常濃郁，在重要職位的人事安排上，首先考慮的往往是候任者的身份，而非任職能力。即使同等職位，家族成員與非家族成員的地位和權力也往往不同。過于任人唯親往往會帶來嚴重后果，一方面會使管理混亂，原來制定的規(guī)章制度難以執(zhí)行；另一方面也會使一些有才能的員工，對其失去信心。對于商幫發(fā)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管理人員來說，由于其具有不可復制、難以模仿的獨特能力，往往本身有一種價值優(yōu)越感，他們對組織的承認、掌柜的認同和個人的自我實現(xiàn)具有很高的心理期望，他們對于商幫內部的“任人唯親”狀況深惡痛絕，常常因為制度上或者觀念中的歧視而最終選擇離開。

第二，薪酬與績效考核制度不合理或不完善。過往商幫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做好和做大生意上，而忽略了其內部管理。管理主要靠人治，沒有“法治”�？冃Э己巳狈�合理的制度與程序，往往由東家主觀決定薪酬水平，其結果是使骨干人才感到不公平。嚴重影響骨干人才的價值體現(xiàn)。人才價值受漠視，人才缺失是難以避免的了。

第三，缺乏優(yōu)良的企業(yè)文化，難以聚攏人才。家族式商幫的企業(yè)文化大都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權威主義太重。往往是家族前輩一人說了算，骨干人才感覺自己的人格和才能得不到尊重。二是東家管理方式不當。對下屬往往不信任、不授權或授權不足。三是家族味道和家族內部成員間存在利益斗爭，造成骨干人才不能以平常心來表達和掌握自己的言行。老板往往把成功全部歸功于自己或家族貢獻，骨干人才的才能和貢獻卻被一筆抹殺，骨干人才要找“自我實現(xiàn)的成就感”就沒有地方了。那只好換個地方找，人才流失在所難免。

除了難以引進外部的人才，傳統(tǒng)的商幫在培養(yǎng)自家人才方面也做得很有問題。翻閱眾商幫家譜可以發(fā)現(xiàn)，除了晉商的主流安于商業(yè)、在商言商，甚至以商為榮以外，其他商幫都是“被經商”，即被迫走上商業(yè)之路，心中并不愿意經商，也看不起經商。因此，他們盡管經商了，但心中的最大理想仍然是“仕”。在經商改變了經濟狀況之后，他們就讓子弟走“學而優(yōu)則仕”之正途，甚至恥于言商。許多成功的徽商都不愿意向子孫講自己從商的經歷，也不讓子孫經商。還有一些商人竟也有了些“山野麋鹿之志”，讓子孫以歸隱讀書為業(yè)。最后外不能招攬賢士，內不能傳承家學。既缺乏外來人才以支撐店面，又沒有老一輩商人的創(chuàng)業(yè)經驗與管理才學可以流傳后代，偌大的產業(yè)最終流落至一群庸碌的后人手中，只能變作了豪華的宮殿與煙槍里的鴉片。

5．對國家體制的過度依賴

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弊，有大利必有大弊。官商勾結，或者以商附官，或者把商變官，給晉商帶來甜頭，減少了交易成本，獲得了官方強有力的庇護。但是它的后果也是災難性的。當武昌炮響，清政府土崩瓦解之后，晉商的靠山轟然坍塌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辛亥革命后晉商衰敗的命運就此注定。

舊時代的“紅頂商人”坐擁政企兩道資源，以官促商，以官取利，憑借在政界的經驗和關系網，在商場上往往有較大的騰挪空間。時代不同了，這紅頂也就有了眾多新的含義。對大多數是民營業(yè)主的當代晉商來說，他們追求的紅頂，與其說是一種官銜，倒不如說是一種官方的認可與扶持。與生俱來的仕商觀念，使他們與當地政府大多形成一種微妙的魚水關系。也正是由于政府的扶持，山西省的民營經濟才取得今天的成績。“民營”的紅頂使他們在企業(yè)的發(fā)展、融資方面，或多或少獲得了一些裨益。

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晉商后期與清政府勾結成為“官商”，隨著清政府的垮臺而步其后塵，隨之逐漸衰落。從晉商的歷史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畸形的商業(yè)發(fā)展圖。這種情況的形成與晉商的個人品質無關，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幾千年積淀而成，他們生長其中，如何能夠脫離封建觀念的藩籬？今天，當我們回頭試圖探尋當代山西富豪的財富軌跡時，也無可避免地發(fā)現(xiàn)他們的第一桶金上罩著一層閃著紅光的神秘色彩。

作為封建經濟的產物，傳統(tǒng)商幫在國家權力的重壓之下，走上了依賴國家體制而非市場的畸形發(fā)展道路。凡略有成就之商幫無不與官員搞好關系，凡商幫經營之產業(yè)無不分利于官吏；要經略一方則需朝中關系，要經鄉(xiāng)入里便需胥吏同意。雖不可將此現(xiàn)象稱為“官商勾結”，況這也是商幫的無奈之舉，但對政府權力的過度依賴最終還是導致了不少商幫的覆亡，這一點在失去了世代專營鹽務之權的徽商迅速衰敗的史實上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

由于在自身的發(fā)展歷史中，傳統(tǒng)商幫習慣了通過借助國家權力來尋租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市場勢力，在清政府的國家權力因國家淪為半殖民地社會而大為削弱并最終倒臺之后，失去了自己開疆拓土最有力的武器。而在市場的競爭中，他們因為管理體制不適應現(xiàn)代市場的競爭規(guī)則，并且在資本與特權方面遠輸外資和官僚資本而難獲新生。

更嚴重的是，我國傳統(tǒng)的商人多熱衷于功名，將巨額資產捐納功名，這在大為消耗自我財力的同時，也通過一頂烏紗、一眼花翎將自己與朝廷聯(lián)系在了一起，從此亦官亦商，藉此以推銷產品，獲得支持。卻不想，成于斯，敗于斯，一旦王朝倒臺或者朝中失勢，便立即急轉而下，由勝轉衰，迅速被其他如法炮制的官商替代，從沈萬三到胡雪巖，大抵都是這般“你方唱罷我登場”的。

所以，在這漫長的封建歲月中，傳統(tǒng)商幫形成了依賴國家特權與體制的經營方式，而隨著國門洞開，社會隨之歷經滄海桑田的巨變，傳統(tǒng)商幫在市場競爭中難以應對而走向了衰亡。而這種悲劇是專制封建社會歪曲自由市場的結果，走上依賴國家體制的發(fā)展道路是傳統(tǒng)商幫們不得已做出的唯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