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遺體被戴上桂冠抬到了拉韋納的圣弗朗切斯科（SanFrancesco）教堂。一個世紀之后，佛羅倫薩人——現(xiàn)在將但丁譽為他們最偉大的詩人——開始了對他遺骨的一系列爭奪，試圖將之往南帶回佛羅倫薩。1519年，一個由教皇利奧十世（PopeLeoⅩ）授權(quán)的使者出現(xiàn)在拉韋納，負責將但丁的遺骨帶回給佛羅倫薩的米開朗琪羅。米開朗琪羅已經(jīng)迫不及待地要為但丁設(shè)計建造一座宏偉的陵墓。然而地穴里是空的——方濟各會的修士出于安全的考慮，已經(jīng)將但丁的遺骨挪走了。1677年，但丁的遺骨又被秘密地挪動了一次。直到1865年，建筑工人準備重修附近的一座小教堂時，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它們。
　　但丁的遺骨現(xiàn)在被安置在圣弗朗切斯科教堂一座莊嚴的墳?zāi)怪小＿@座墳?zāi)褂?485年由彼得羅·倫巴爾多（PietroLombardo）設(shè)計建成，飾有詩人但丁的淺浮雕。碑文是在但丁去世后不久寫成的，文中提到了但丁經(jīng)歷的顛沛流離和他寫下的詩篇，以及他離開“缺乏愛心的母親”佛羅倫薩后的流亡生活。這座墳?zāi)贡还┓钣谝蛔�由卡米洛·莫立迦（CamilloMorigia）1780年建造的美麗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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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拉斯金（JohnRuskin）評價但丁為“整個世界的中心人物”。在但丁身上，人類“想象力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官能”達到了最高程度的發(fā)揮，和完美的協(xié)調(diào)一致。拉斯金認為，但丁是有史以來人類對終極真理的探索最優(yōu)美的表達者。這段話［出自《威尼斯的巨石》（TheStonesofVenice），1851—1853］極其貼切，引人回味。拉斯金這里說到的“世界”指的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格蘭和歐洲大陸。隨著時間流逝，但丁在全世界的文學地位愈加鞏固，只有莎士比亞可與之媲美。
　　但丁博物館（MuseoDantesco）的建立就是但丁崇高文學地位的印證。博物館坐落在拉韋納的圣弗朗切斯科教堂里，由見多識廣、飽學又好客的恩佐·凡蒂尼牧師（FraEnzoFantini）負責。僅在近期，博物館就舉辦了以各種語言展開的關(guān)于但丁的會議和誦讀活動，包括俄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一場大型的活動）、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漢語、日語、英語［艾倫·曼德爾鮑姆（AllanMandelbaum）在這里舉行過他《地獄篇》譯文的誦讀活動］和意大利語。從隨之而來的評論和展出情況來看，全世界的讀者對但丁才華橫溢的欣賞顯然不亞于拉斯金。
　　當然但丁也滲入到意大利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丁的見證人米開朗琪羅恐怕是但丁之后最熱情、杰出的佛羅倫薩人，據(jù)說他能記住《神曲》的大部分，他一生的作品——我們光想到他的《最后的審判》（LastJudgment，1541）就夠了，在取材于《地獄篇》的許多全景式場面中，這件作品可謂是人體肌肉線條最為鮮明，也是最悲慘的——充滿了但丁式的意象和回響。
　　但丁同時成為了“意大利文學的標志性人物”，喬納森·加拉西（JonathanGalassi）評價但丁為“第一個將語言從它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陰影中帶出來的人”。這段評價出現(xiàn)在加拉西對埃烏杰尼奧·蒙塔萊（EugenioMontale）《詩選1920—1954》（CollectedPoems1920—1954）經(jīng)典譯本的后記中。埃烏杰尼奧·蒙塔萊是20世紀最偉大的意大利詩人，是1975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加拉西指出，蒙塔萊的整個寫作生涯就是一場與但丁的充滿創(chuàng)造性的斗爭。
　　“據(jù)說蒙塔萊在中年時期對抗的作品是但丁的《新生》”，蒙塔萊同樣也將他互不連貫的愛情詩整合為某種小說。他的詩集《暴風雨》（LaBufera）的高潮處充滿了寓言性，“越來越具有《神曲》的氣氛”。
　　在過去兩百多年里，但丁對英國和美國文學的影響無所不在，他的影響是積極而具有活力的，以至于我們只能有限地列舉一些但丁派的主要作家。說起雪萊，盡管他對但丁的教條式思想充滿反感，但仍受到但丁很深的影響。他的《解放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Unbound，1820）最后一幕的“將音樂、舞蹈和光影神秘的度量交織在一起”一句直接取自《天國篇》。《生命的勝利》（TheTriumphofLife，1822）巧妙地運用連鎖韻，是《地獄篇》的一次重現(xiàn)。在這部作品里，盧梭（Rousseau）擔任了類似維吉爾在《地獄篇》中的角色。拜倫的《但丁的預(yù)言》（TheProphecyofDante）寫于拉韋納，描寫了但丁在拉韋納的時光，但是拜倫筆下的但丁形象比但丁本人更為悲慘——“站在絕望的孤獨之石上”。羅伯特·勃朗寧的詩歌《索德洛》（Sordello，1840）如我們之前提到的，模糊隱晦而又攝人心魄地讓人聯(lián)想到但丁在煉獄山上遇到的那個人物。這些作家和他們同時代的人都深深汲取《神曲》中的元素。但丁·加百利·羅塞蒂（DanteGabrielRossetti）一直追溯到《新生》和但丁的雅歌以及其他抒情詩，還有激發(fā)但丁寫下這些詩歌的貝雅特麗齊。他對這些溫柔的新體詩歌的翻譯注入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甜美風格，這些翻譯的詩歌最后被收錄成集，名為《但丁及其社交圈》（DanteandHisCircle，1874）。
　　說到美國，愛默生在他的日記（1846年春天）里比拉斯金更早將但丁稱為“中心人物”，盡管對愛默生來說，但丁只是幾位偶像中的一位——其他幾位是蘇格拉底、莎士比亞、米開朗琪羅、耶穌——他們都是“在心上留下烙印”的典型人物。朗費羅（Longfellow）1828年在羅馬讀到了《神曲》的原文，當時他二十一歲［或許之前他看過亨利·卡里（HenryF.Cary）1814年的早期英文譯本之一］。幾十年后，朗費羅在哈佛大學講授了幾年關(guān)于但丁的課程，接著他開始翻譯《神曲》。朗費羅有時會與他文學上的伙伴詹姆斯·洛威爾（JamesRussell
　　Lowell）和查爾斯·諾頓（CharlesEliotNorton）合作，終于在1867年完成了翻譯。朗費羅審慎的傳記作家牛頓·阿爾文（NewtonArvin）評價朗費羅的譯本時（1965）說，盡管存在一些瑕疵，但其無韻體詩譯本“從廣度和新穎性的角度來看幾乎是伊麗莎白時代式的”。1882年，朗費羅創(chuàng)立了但丁協(xié)會，入會是有門檻的。協(xié)會的活動在麻省劍橋布拉特爾街（BrattleStreet）上朗費羅的住所舉行，豪威爾斯（Howells）是但丁協(xié)會忠實的會員，可有時也不禁對其望而卻步。
　　近觀當代，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埃茲拉·龐德幾乎徹底重寫了但丁，包括《論俗語》。龐德華麗而又粗亂的史詩《詩章》（TheCantos）寫了五十多年，所構(gòu)想的內(nèi)容（他在晚年冷冷地說）“并不在《神曲》里”。整本書是對但丁詩歌加以引用和反寫的一個華麗的集錦。
　　在T.S.艾略特一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里，但丁都對他的思想和想象力有揮之不去的影響。1950年7月，倫敦的意大利協(xié)會舉行了一場名為“但丁對我意味著什么”的談話活動（艾略特之前在1929年發(fā)表過一篇關(guān)于但丁的長文）。艾略特在活動上說，1909年，也就是他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在哈佛大學（但丁在哈佛仍備受尊崇）第一次讀到《神曲》的一個散文體譯本，現(xiàn)在四十年過去了，他仍然認為但丁的詩歌“是對我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影響最持久也最深刻的”。艾略特引用了他從但丁作品中借用的內(nèi)容，試圖“在讀者心中勾起一些但丁式的情景，繼而在中世紀的地獄和現(xiàn)代的生活之間搭建起某種聯(lián)結(jié)”：比如，在《荒原》里“有一個場景，市政職員們從火車站成群結(jié)隊地跨過倫敦大橋趕往他們的辦公室，這使人聯(lián)想起但丁《地獄篇》的開頭關(guān)于未真正活過的卑怯之徒的描寫，‘我決不相信死神已經(jīng)毀掉了這么多的人’”。我們可以回想前文提到的圭多·蒙泰費爾特羅帶有嘶嘶聲的話語，還有被艾略特拿來用作《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題詞：“S’i’credesse…”（假如我相信……）
　　艾略特接著提醒我們，在他《四個四重奏》（FourQuartets）的最后一部《小吉丁》（“LittleGidding”）里，他加入了用三連韻寫成的一長段詩，試圖“通過對比，在讀者的腦海中呈現(xiàn)一個平行世界，一頭是但丁歷游過的地獄和煉獄，另一頭是幻想中空襲過后的場景”。這段話的開頭如下：
　　在清晨降至，那不明不昧的時辰
　　無盡的暗夜就要逝去
　　這周而復(fù)始的，無盡的盡頭
　　這首詩脫胎于《地獄篇》的第十五章中，但丁和布魯內(nèi)托·拉蒂尼相見的情景。它借用了《地獄篇》里的語句（“燒傷的臉”以及其他），也同樣有一個聲音喊道：“什么，您在這里嗎？”然而值得一提的是，T.S.艾略特對維多利亞時代和浪漫主義派的“歡樂、樂觀和充滿希望”的風格有著先天的反感——這些形容詞來自但丁早期的文章——但丁對于邪惡的認識讓艾略特欽佩有加，將之視為這位佛羅倫薩詩人的主要才能，尤其是將性視為邪惡：這是艾略特在《新生》中發(fā)現(xiàn)的令人不安的一個核心主題。
　　在美國，羅伯特·潘·沃倫可謂是我們時代最杰出的文學家。他用《煉獄篇》中的一個短語作為他的作品《國王的全班人馬》的題詞；他早期的一部小說《在天堂門口》（AtHeaven’sGate）取用了《煉獄篇》的道德框架；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說《歸宿》（APlacetoComeTo，
　　1977）里，他描寫了一個以但丁為題寫博士論文，后來成為知名學者的年輕的南方人。沃倫曾經(jīng)和他的女兒羅莎娜（Rosanna）在他們佛蒙特的夏日家庭居所夜復(fù)一夜地互相朗讀《神曲》。在沃倫生病期間，羅莎娜把整首《地獄篇》錄下來放給她父親聽。
　　沃倫比其他任何當代人都更能展現(xiàn)但丁在其文學思想上的一貫影響。在沃倫最后寫就的詩歌之一《真愛》（“TrueLove”，1985）里，沃倫回想起他在小小年紀時，曾看到一位美麗的鄰家女孩兒，讓他怦然心動。兩年之后，他們再次相遇，這個女孩兒向他微笑著，“說出了我的名字”。這一幕在沃倫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激蕩。之后那個女孩兒就遠遠消失在了視野里：
　　然而我清楚，她的美貌永存，她住在
　　那美麗的房子里，離我那么遙遠。
　　她曾喚過我的名字一次。我甚至不曉得她
　　知道。
　　沃倫當時還是肯塔基州的一個鄉(xiāng)村男孩，在青春年少時被愛沖昏了頭腦。他用某種講究的肯塔基風格說，在那個女孩兒叫過他的名字之后，“我以為我會無動于衷地醒過來”。但頗有趣的是，這首詩無疑是《新生》的三十六行版本：一行一行溫情脈脈的詩句，從童年的初遇到最后想象中的天國之福。但丁的影響體現(xiàn)在沃倫和他以后很多美國詩人的作品里，如天國里眾多靈魂之一那樣閃耀著，歌唱著，微笑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