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于1991 年初抵達都靈，著手這部傳記。那時，我在都靈并沒有幾個熟人，也不知道該如何開始。要挖掘出那些鮮為人知的事實，并把它們編織成一部傳記，其中的困難是難以想象的。不過，我知道普里莫·萊維酷愛登山運動。所以，我在都靈的第一步行動就是去參觀國家山脈博物館。不出所料，我在那里除了找到一些法西斯時代的鐵頭登山杖、寬松的登山短褲以及野山羊標本之外，并沒有發(fā)現任何有價值的信息。萊維的遺孀，露西婭（Lucia），明確表示不接受采訪。我見到了她的兒子倫佐，和他一起品嘗了都靈的開胃酒。像他的媽媽和姐姐一樣，倫佐并不想回答任何關于萊維的問題。不過，他告訴我，雖然萊維家族并不準備提供幫助，但他們也不會妨礙我的調查工作。
從一開始，我就決心不能憑借萊維的著作來構建這部傳記。在我看來，在這傳記中堆砌萊維早已出版的文字，不僅是虛偽的，同樣也是危險的。萊維撰寫了一些精美的自傳體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這也為傳記作家?guī)�來了巨大的困難。于是，我盡可能多地采訪相關人士；而決不讓自己拘泥于萊維本人的文字。
都靈是一座小城，消息很快就傳開了。有人說我鍥而不舍，也有人說我執(zhí)迷不悟。而萊維的朋友們開始接受我的采訪。直到那時，我對萊維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還局限于我對他本人進行的采訪。那還是我在他逝世前不久進行的一次采訪。那次采訪讓我對萊維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而我的調查工作的許多靈感也來源于此。
在那次采訪中，普里莫·萊維穿著一件襯衫，左臂上“174517”的刺青清晰可見。（他尖刻地評論這是“德國人典型的歸門別類的才能”。）那是1986 年7 月，一個夏日的午后。萊維差不多68 歲了，卻仍舊神采奕奕。同年早些時候，他在倫敦的意大利文化研究院做講座時，我曾經見過他。會后，我與他取得聯系，請求他接受我的采訪，以期將相關報道登載在某份報刊之上。我已經在《倫敦雜志》（London Magazine）上發(fā)表了幾篇采訪意大利作家的稿子，其中包括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娜塔麗亞·金茲伯格（Natalia Ginzburg）、列昂納多·夏夏（Leonardo Sciascia）和阿爾貝托·莫拉維亞（Alberto Moravia）。萊維也是我預期的采訪對象之一。在這次采訪中，他一直坐在一張印花棉布舊扶手椅上，抽著那種在特殊場合才抽的“阿拉斯加”薄荷煙卷。他戴著一副舊金絲邊眼鏡，頜下的胡須經過仔細的修剪。他的書房很簡樸，包括一盞萬向臺燈、一臺打字機，以及其他用于寫作的基本必需品。墻邊擺放著成架的書籍，其中只有寥寥幾本是英語的。墻上懸掛著幾個畫框，里面鑲嵌著萊維過去作為化學家時獲得的證書。 證書下面是一個玻璃門書架，陳列著用銅絲制作的貓頭鷹、企鵝，以及一只巨大的蝴蝶模型。他曾經在都靈郊外的一家裝飾品與油漆工廠里擔任了30 年經理。我能在房間里看到的其他裝飾品只有一幅畫，畫的是一道殘破的鐵絲網——奧斯維辛。
在意大利，萊維是一座國家紀念碑。而我時年24 歲，為這次采訪感到惴惴不安。而且，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都認為都靈人虛偽，冷漠（“falso ecortese”，他們說，“虛情假意”）。但我所見到的萊維親切而迷人，嚴肅又不失風趣。那個下午充滿了意想不到的笑聲，萊維不時會顯得容光煥發(fā)，比如談到登山的時候。我決定把關于奧斯維辛的問題留到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導向這個話題。我荒唐地擔心那會讓萊維覺得沮喪，所以我先跟他談科幻小說和化學。今天，再次聽到那次采訪的磁帶時，我為萊維的回答聽起來那么中規(guī)中矩而驚訝。在我遇到萊維的時候，他已經積累了豐富的采訪經驗，能夠專業(yè)地應對關于納粹暴行的問題。我們采訪的下半程是以《這是不是個人》（If This Is a Man）為中心進行的�，F在，這部著作已經成為意大利校園中的指定讀物。沒有任何書能比這本書更深刻、更直接地表現出納粹種族滅絕的恐怖，或對我們近現代的道德史提出如此尖銳的質問。作為人對人的暴行的無聲證據，它始終是我們時代*重要的著作之一。
告辭的時候，我注意到靠大門的墻邊釘著一塊馬蹄鐵。一位伯伯在街上拾到了它，“但我不知道它是否給我?guī)�來了幸運”，萊維淡淡地說。接著，他表示這次采訪給了他“莫大樂趣”。這令我不禁欣喜若狂。九個月后，萊維去世了。

本書的撰寫頗費了些時日。我用了5 年在意大利、德國、波蘭、美國和
英國開展調查，采訪了300 多人，與這些人中的大半保持著通信聯系。我與萊維的妹妹安娜·瑪麗亞（Anna Maria）有過六次長談。她是一位迷人、高雅的女士，有著敏銳的幽默感。當她發(fā)現我采訪過她哥哥時，她看起來既感動，又高興。在我們*后一次采訪中，她非常意外地告訴我，英國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第二任太太不僅是萊維的同學，而且自萊維出生起就和他住在同一幢公寓樓里。我跟隨這條線索，在好萊塢的一棟別墅里找到了勞拉·阿徹拉·赫胥黎（Laura Archera Huxley）太太。
她能告訴我關于戰(zhàn)前都靈的情況——那時萊維還是一個孩子。我希望找到其他了解萊維的人， 于是在《科學美國》（Scientific American）和《化學與工業(yè)》（Chemistry and Industry）上刊登了廣告。廣告的效果不錯。一位倫敦的榮格派心理分析師、一位亞特蘭大的生物物理學家，還有一位新墨西哥州的波蘭裔幸存者都和我取得了聯系。他們都認識萊維，也都有一些關于萊維的趣事要告訴我。傳記作家成了偵探，拼合信息碎片，還嘗試追尋目擊證人。一位意大利女士，埃琳娜·西蒙（Elena Simion），在“二戰(zhàn)”中被驅逐出境。她在1945 年年底經蘇聯位于波蘭卡托維茲的中轉營回到了威尼斯。她在卡托維茲與萊維有過短暫的交往。在支付了3 萬里拉的法定費用之后，威尼斯出生與死亡登記處的一名職員才告訴我，在埃琳娜·西蒙死后，她的女兒娜迪婭仍然生活在威尼斯的威內托區(qū)。娜迪婭·漢密爾頓（Nadia Hamilton）在1945 年5 月25 日出生于波蘭。她的父親，羅伯特·漢密爾頓（Robert Hamilton）是一名蘇格蘭戰(zhàn)俘，也是在1945 年年底經卡托維茲回國。我非常想找到他，不僅是為了他對于戰(zhàn)后波蘭的記憶（我希望這份記憶也許能對萊維的回憶錄《休戰(zhàn)》構成補充），也是為了他女兒。娜迪婭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我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工作，*終卻難以找到他的下落。
其他采訪對象則沒有這么困難。已故的天才作家富爾維奧·托邁札（Fulvio Tomizza）住在伊斯特里亞——意大利與前南斯拉夫之間的邊境地帶。我給他的出版商寫的信都如泥牛入海，而我也無法通過電話聯系到他。于是我去克羅地亞碰碰運氣，看能不能找到他。乘出租車到達瑪特雷德村后，我向村民打聽，找到了去他家的路。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焚燒落葉�！澳銖膫惗貋�？”喝完一瓶當地的葡萄酒后，托邁札和我談起了萊維，還有我在撰寫這部傳記中肯定會遇到的困難。他警告我，“你無法輕易走進萊維的人生。”萊維保護自己隱私的決心是眾所周知的。如果萊維想保守一份秘密的話，那么他一定會堅持到底。他常常混跡于一些平凡人之中：他們是工人、制酒匠、鐵匠。他們大多數人樂于回答我的問題，但有時候他們對于萊維的記憶卻含糊不清，受到第三方記憶的影響，或干脆在歲月中日漸模糊。作為萊維的傳記作家，我將會面對許許多多的陷阱，而不可靠的信息來源只是其中之一。
我仍然清楚地記得調查工作中的一個片斷。我在都靈查閱一些微縮膠片上的舊報紙時，發(fā)現了一則關于萊維祖父意外死亡的報道。那是一則啟示。1888 年夏天，工程師米歇爾·萊維（Michele Levi）曾被緊急送進都靈的一家綜合醫(yī)院——圣喬瓦尼·巴蒂斯塔醫(yī)院（San Giovanni Battista Hospital）。這所醫(yī)院大樓的空曠和陰郁使它仍然宛如一座軍事要塞，而其中的醫(yī)務人員也如舊日一樣熱情、友好。令我驚訝的是，我居然找到了醫(yī)院1888 年的出入登記簿。它仍然保存在醫(yī)院廂樓一間潮濕的房間里。歲月已經在紙張上留下了棕色的斑點。其他幸運時刻也接踵而至。我曾聯系過意大利集中營幸存者伊塔羅·蒂巴爾多（Italo Tibaldo），因為他認識萊維。但那時我完全不知道他辛辛苦苦地編寫了一份和萊維一起被投進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人的明細名單。這份名單為我提供了所有這些被投入集中營的猶太人的國籍和出生日期，也讓我能夠去想象那輛牲畜列車的死亡車廂中發(fā)生的一些事情。
不可避免地，我所收集的許多材料對于猶太人民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我并不是一個猶太人。而這個事實也許恰恰為我撰寫此書提供了有益的客觀性。萊維很少把自己稱為“猶太作家”，他并不是通過宗教視角，而是通過一位世俗的人文主義者的更廣闊視角去描寫奧斯維辛。在萊維所撰寫的所有主題中，正是納粹集中營，以及戰(zhàn)后歐洲精神和物質的毀滅，為他提供了長期的主題和素材。近代也發(fā)生過其他大屠殺事件，但沒有一件能像希特勒德國在歐洲中心所進行的這場屠殺這樣殘忍，這樣“蓄意而高效”——正如萊維所言。即使是萊維所尊崇的英國著名小說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憑借其不可思議的科學預言天賦，也無法預見在奧斯維辛或特雷布林卡發(fā)生的工業(yè)化屠殺。我們仍然在學習如何理解萊維所見證的這場大災難。他的人生和著作反映了他的時代，而這部傳記則將他置于20 世紀這個更廣大的框架中。
萊維的逝世，讓歐洲文學界失去了一個*高尚、*富有人情味的聲音。他的聲望與日俱增，現在他是世界*可敬的作家之一。就在萊維逝世后不久，他已經對其他人的創(chuàng)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美國小說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的《夏洛克在行動》（Operation Shylock）是對萊維回憶錄的痛苦（也是有趣的）致敬。倫敦東部的劇作家阿諾德·韋斯克（Arnold Wesker）給我發(fā)來了一份他的電視劇本，《早餐》（Breakfast）。其中他借鑒了萊維的《這是不是個人》（此書從未被搬上舞臺）。還有美國電影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他承認自己在拍攝電影《罪與錯》（Crimes and Misdemeanours）時的靈感正是來自萊維——一位叫路易斯·萊維的哲學家從高處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從年輕時起，普里莫·萊維就開始遭受情緒低落的困擾，其后發(fā)展成抑郁癥。他不易相處，也難以理解，但他仍然受到公眾的愛戴。我希望本書能揭曉其中的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