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史研究文選?人物志卷(上下卷)匯集了歷年來《史學史研究》對諸多歷史學者的訪談,例如:楊向奎、蔡尚思、季羨林、周振甫、金沖及、馬克垚等,保留了大量真實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歷史學者多是當時中國史研究領域的名家,對中國現(xiàn)當代的歷史研究有著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在這些訪談錄中,他們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也回憶自己的學術歷程,嚴肅中不乏生動,枯燥中充滿溫情。在史學史研究文選這套叢書里,人物志卷是最具可讀性的兩卷。
今年是《史學史研究》創(chuàng)辦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來,《史學史研究》在培養(yǎng)青年史學研究人才,發(fā)表原創(chuàng)性論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對推動中國史學研究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史學史研究》創(chuàng)刊于1961年。初名《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中國史學史資料》,不定期出刊,1964年7月停刊,共出九期。1979年復刊,更名為《史學史資料》。1981年再次更名為《史學史研究》,由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楚圖南先生題寫刊名,季刊,國內(nèi)外公開發(fā)行。
《史學史研究》首任主編為白壽彝先生(1981-2000),主要編輯人員有朱仲玉先生、瞿林東教授、吳懷祺教授、陳其泰教授和許殿才教授等;第二任主編為鄭師渠教授(2001-2009),主要編輯人員有吳懷祺教授、許殿才教授、易寧教授和汪高鑫教授(2007年起擔任編輯部主任),等;第三任主編為楊共樂教授(2010至今),副主編為李帆教授和易寧教授,編輯部主任為汪高鑫教授,主要編輯人員還有許殿才教授、向燕南教授和周文玖教授等。現(xiàn)主辦單位為北京師范大學,承辦單位為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
《史學史研究》作為發(fā)表歷史理論、歷史教育、歷史文獻學和歷史編纂學研究成果的專門刊物,是國內(nèi)研究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主要理論陣地?镩_辟的欄目非常豐富,主要有:專論、中外史學史、歷史文獻學、歷史編纂學、人物志、方志學、史林偶拾、書刊春秋和讀書會等。近年來,欄目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變化,增加了“歷史理論”專欄,更加重視對理論問題的探討;將中國史學發(fā)展史細化為“中國古代史學”“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和“中國少數(shù)民族史學”三個欄目,不但使中國史學發(fā)展史的階段性更為清晰,內(nèi)容更加豐富,而且促進了中國少數(shù)民族史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揭示了中國史學史的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特點;在“外國史學”欄目中,重視引介西方學人的學術研究與學術觀點,重視對中西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比較研究;通過“學術信息”欄目,及時報道海內(nèi)外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的學術會議與研究動態(tài);等等。本刊不但一貫重視刊發(fā)國內(nèi)外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專家的學術成果,發(fā)揮學科研究的引領作用,而且重視提攜后學,中青年學者論文刊用比例較高。
長期以來,本刊一直堅持正確的理論方向,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指導史學研究。盡管政治氣候經(jīng)常變化,卻能保持不受政治風浪的影響,不迎合時尚,不追趕潮流,不搞實用主義。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者不只是說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所以一直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學風,關注社會,關注現(xiàn)實,積極開展社會熱點問題的討論,引領學術發(fā)展方向。一貫講究實事求是的治學態(tài)度,重視學術求真,追求刊文的原創(chuàng)性,反對言之無物。提倡嚴謹扎實的治學精神,對于作者來稿,要求既要有正確的、獨到的理論觀點,又要充分地占有史料,強調(diào)理論與資料的結合,也就是要“言必有物”。
本刊關注理論熱點與學術前沿問題,及時反映理論動態(tài)。通過“專論”“歷史理論”等欄目,發(fā)表了大量反映理論前沿動態(tài)的文章,起到了引領學術理論研究方向·的積極作用。近年來,本刊探討的理論問題主要有:史學在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義、歷史和現(xiàn)實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歷史認識的發(fā)展過程和史學的社會作用、歷史的二重性、歷史上統(tǒng)一規(guī)模和統(tǒng)一意識、歷史教育、地理條件與歷史進程、史學工作者的歷史責任、唯物史觀、歷史規(guī)律、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人類精神的覺醒、歷史觀念、文化反思、史學的“求真”與“致用”、歷史文化認同傳統(tǒng)以及史學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等等。這些理論問題的探討,其時代性非常鮮明,密切了史學與社會的關系,同時加深了人們對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認識。
本刊在歷任主編、主要編輯人員和史學所、歷史學院教師的共同努力下,已經(jīng)成為在國內(nèi)有較大影響、在海外也有較高知名度的學術期刊。在國內(nèi),本刊通過刊發(fā)大量高質(zhì)量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論文,已經(jīng)成為全國高校和科研單位從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教學、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和發(fā)表學術觀點的重要平臺。同時,本刊重視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輿論導向,產(chǎn)生了良好的社會政治影響。
總主編楊共樂,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院長。主要從事世界上古史、古代羅馬史、中外古代交通史教學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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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史研究”文選:人物志卷(上)》:
在訪問的最后一段時間里,我們請楊先生談談他對當前史學工作的看法,尤其是他對中青年史學工作者有些什么要求和希望。這時,時間已近正午,但楊先生還是侃侃而談:
關于當前的史學工作,首先,我想講講文采的問題。我們史學工作者中,特別是比較年輕的史學工作者中,不少人是缺乏文采的,或者說是不大講究文采的。中國歷史上有些大歷史學家,如司馬遷、司馬光這兩司馬,的確了不起。你看司馬遷寫的“鴻門宴”,司馬光寫的“赤壁之戰(zhàn)”,都選進語文課本。他們的文采那么好。現(xiàn)在我們學歷史的人文采太差,寫不出大家都喜歡看的文章來。在近現(xiàn)代歷史學家中,顧頡剛先生是個大文學家。他的文章寫得有文采,你看他那篇《古史辨》自序,寫得多好!現(xiàn)在我們一些年輕的史學工作者,當然也包括像我這樣的老年史學工作者在內(nèi),文采太差,寫不出大家都喜歡看的書籍和文章來,比如,我們曾經(jīng)打算把清史重新編一編。這個工作,最不容易寫的部分是人物傳記,從目前我們史學界的狀況來看,我們年輕同志寫出來的人物傳記,恐怕大家是不大愿意看的。現(xiàn)在我們史學工作者對于文采,往往不引起注意。不少歷史書,寫得干干巴巴,大家讀起來味同嚼蠟,就不愿意讀了。這是不行的。提倡文采,有一個辦法,就是多寫、多練。文章是寫出來的,這和路是走出來的一樣。你總不走路,就沒有路了。你總不寫文章,總不下功夫提高文采,那你寫出來的文章就疙疙瘩瘩的,大家怎么會愛讀呢!我想,史學工作者要有文采,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另外,我想講講古文字和外國文的問題。一個史學工作者,要獲得豐富的知識,具有廣博的基礎,除了要用功、要努力之外,還必須過語言文字關。不掌握語言文字這個工具,你怎么去開拓自己的知識領域呢?至于文采,那就更談不上了。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談天,很感慨,也很受啟發(fā)。他說,現(xiàn)在研究中國史的人不認識繁體字,研究外國史的人不懂得外國文。當然,我們年輕的史學工作者并不都是這樣子的。我們也有一些年輕的中國史研究者,懂得很多古文;也有一些年輕的外國史研究者,懂很多外文。但是,的確有一部分青年史學工作者不認識繁體字、不懂得外國文,F(xiàn)在的青年排字工人,大多是高中畢業(yè)生,他們不認識繁體字。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如果不下功夫的話,也認不全繁體字。我想,在大學生中,至少應當要求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學生,一定要認全繁體字。歷史系畢業(yè)的學生,研究中國古代史的,還應當認識小篆,認識青銅器上的銘文,認識甲骨文;不懂得古文字,怎么研究古代史呢!這就不僅僅是認識幾個繁體字的問題了。至于外國文,也不僅是研究外國史的人應當懂得,就是研究中國史的人,恐怕至少也應當懂得一門外國文,F(xiàn)在報刊上有不少文章提倡比較歷史學的研究,如果不懂得外國文,怎么做比較歷史學的研究?李約瑟寫《中國科學技術史》,寫得好,我們中國學者是寫不出來那個境界的。原因在哪兒呢?因為李約瑟懂得歐洲的特別是英國的科學技術史,又懂得中國的科學技術史,他可以做比較:當中國發(fā)明了什么什么的時候,歐洲是個什么樣子;當一項科學技術在中國已經(jīng)很流行的時候,歐洲還落后若干個百年。這樣一比較,許多問題就清楚了。過去.不少歐洲科學家認為,科學是歐洲人的事情;希臘、羅馬以后,歐洲一向是先進的。他們認為別的洲是不懂得科學的。比如德國一個物理學家玻恩就說過:過去我們以為科學是歐洲人的事情,現(xiàn)在看到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我們才知道,中國人在歷史上有好多方面比我們歐洲先進。玻恩的看法,反映了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產(chǎn)生的影響是很大的。假如我們中國學者寫中國科學技術史,很可能達不到這個水平。因為我們懂得中國科學技術史,但不懂得歐洲科學技術史;不懂得歐洲科學技術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不懂得歐洲的文字。你懂英文,不懂德文、法文,也不行;而有些懂得歐洲文字的人,不懂得科學技術史,也不行。李約瑟是具備了各方面的條件的。他是個大科學家,曾經(jīng)在中國住過幾年,他能說中國話,看中國書;他是英國人,同時又懂德文和法文。他能寫出這樣高水平的著作,不是偶然的。所以我認為,研究中國史的人,至少也應該懂得一門外國文。我的外國文始終不過關,直到現(xiàn)在還發(fā)愁。我是一個并不聰明但比較努力的人。我曾經(jīng)學過俄文、日文、英文,但沒有一種能過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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