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史研究”文選：人物志卷（下）》：

　　田先生表示他支持《史學史研究》雜志的這-努力，并由此進入話題。他t兌

　　我注意到報上登出的《史學史研究》今年第二期目錄，上面有訪問楊向奎先生的文章。我們一輩人跟楊先生他們一輩年齡相差十幾歲，而經(jīng)歷和他們差別很大。楊先生一輩人，由于社會條件給了他們一個積累的過程，比較早就有成就，各專一方，在校教書或寫出著作來，成績都比較顯著。我們這些人，是抗戰(zhàn)末期的大學生，在解放前后進入歷史學科的教學或研究領域。當然這批人的情況也不能一概而論，也有的人由于個人努力，或是機遇性原因，學問不錯。但是一般說來，這十幾年的差別，對于學問來說，影響可大。我們上大學的時間，或者是處在顛沛流離的狀況，或者是后來學生運動興起以后，不同程度地參加了，把時間和精力用在這個方面去了。在這樣一個政治條件下上的學，所以論學問是差了一大截。我這個不是客氣話，是說明歷史學界的實際狀況。我也不是抹殺同輩中有少數(shù)人學問很好，但一般說來，包括我自己在內(nèi)，是在先天不足的狀態(tài)下，后來一下子突然讓你去充當歷史學界的一個角色，從心理上來說處于很不相稱的地位。我講的實際上是說明對史學界總的估量問題。兩代人培養(yǎng)過程中條件的差別，造成了學術狀況的不同。

　　這里講對史學界總的估量，不是說史學狀況將一直這樣下去，一代不如一代。并非如此�，F(xiàn)在確已面臨一個轉機。這個轉機，我想，是寄希望于三中全會以后，招生制度、培養(yǎng)條件改變以后新培養(yǎng)的這批研究生。當時招生以后就有這個感覺，因為接觸了這些學生，感到我們的學術振興有一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過程。大體講是到本世紀末、下世紀初，那時我們國家將實現(xiàn)一個大轉折，各方面取得階段性成就，我們培養(yǎng)歷史學科的接班人到那個時候也要取得成就，會大大超過我們這一批人。我對我的研究生說，我希望你們四十歲時，達到我這個水平。這里，刨去其他一些社會的、政治的和個人的條件之外，可以說是個算術問題。我們這一輩耽誤的時間太多了。除了讀書時間的多少以外，還有現(xiàn)在給你們提供的其他條件。比如在讀書的時候，心境就很不一樣。我們這些人，解放前，是學生運動，那是蓬蓬勃勃的潮流，離開這個潮流，去上圖書館，心情是不自在的。解放后，按理說應該有條件讓你做學問，但是政治條件卻不讓你這樣做，在一些錯誤思想引導下，大家不敢做學問，有的人只能偷偷地讀點書，那時候做學問挨批判。現(xiàn)在做學問受尊敬，心境大不一樣了。最近十年，真正是做學問的黃金時代。這也是比較而言。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好的時代。說這些就是作為反面教訓，反襯出今天年輕人和中年人，應該珍惜這個機會。

　　對歷史學科的現(xiàn)狀，我的估價是不高的。這不是說對每一個人。對于許多人的成就，我很尊重。我是用自己這樣的經(jīng)歷、狀況，看周圍情況類似的人而言，這一代人也許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但很難反映出比上一代更高的水平。希望寄予下一代。對于下一代，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下一代肯定會出現(xiàn)有一些人才，這些人中也許有少數(shù)可以稱之為“大師”�，F(xiàn)在稱大師也不會犯錯誤了，過去大師這個詞也不好用�，F(xiàn)在可以稱侯寶林是語言藝術大師，最近又表彰了一批工藝美術大師，大師一詞已經(jīng)被使用了。但是我們想一想，歷史學科在解放后，是不是公認出現(xiàn)了一批大師？不好說。并不是說這些人都沒有希望成為大師，他們有的是在解放前已經(jīng)達到了相當?shù)牡匚�，具備相當�(shù)臈l件，假以時日，可以成為大師。但他們沒有得到這種條件。我們這個年齡層次的人，由于時代條件不許可，解放后幾十年，沒有培養(yǎng)出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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