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難題
　　第三個難題本身就可以稱為一種悖論。西季威克假裝在倫理學核心地帶發(fā)現(xiàn)了一個矛盾，第三個難題就是關于這個矛盾的。西季威克信心十足地認為，基本直覺使得功利主義原則合理地不證自明，他將這種原則稱為合理博愛原則（Principle of Rational Benevolence）。我們看到，這要求我們“總體來說以他人的幸福為目標”，但由于西季威克所提出的難題在某種程度上與他的表述無關，所以現(xiàn)在我不想挑戰(zhàn)它的功利主義基礎。讓我們姑且將它看作這樣一個原則：它要求我們偶爾以他人的幸福為目標，即使這種做法與人們促進自己精心設想的利益相沖突，也要這樣去做。西季威克認為，如果按照這個原則去行為并將人們的倫理和生活建立在這個原則之上，那將是合理的。盡管如此，他也無法排除這樣一種想法：將人們的生活和倫理建立在自我主義原則之上，同樣是合理的。自我主義原則要求行為者所選擇的行為最大限度地促進他或她的利益（并且，在西季威克看來，這意味著他或她的快樂）。然而，西季威克有理由相信這兩個原則是沖突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在邏輯上是不相容的，但是他認為，它們都是不證自明的真理。至于這兩個原則的例證有多大的說服力，人們有著不同的意見。西季威克認為博愛或自我主義的例證很有說服力并且意義深遠，但是在我看來，這種例證似乎相當缺乏說服力。然而，有強有力的例證表明，在倫理學核心存在著某種利他主義原則，而這似乎與更強意義上的自我主義并不相容，自我主義作為合理性的基本表述而存在已有很長的歷史了。（我懷疑，盡管它流傳廣泛而持久，但是它很難表達和維護一種自我主義，使其既前后一致又具有倫理學上的說服力。）然而，即使自我主義原則和利他主義原則存在沖突——無論細節(jié)如何精致——西季威克的事業(yè)又如何呢？連他自己也認為自己的事業(yè)遭到了危機，并且無法依靠兩種觀點的內(nèi)部邏輯來克服這種難題。如果說他有解決方案的話，那只能求助于他所說的這樣一種假定，即必須將倫理學作為人類思維的一個部門而維護其一致性。這是假定有仁慈的上帝，他協(xié)調(diào)著責任和自利之間的關系；或者更客觀地說，假定向宇宙發(fā)出的一道仁慈的命令，使其能達成協(xié)調(diào)。
　　這樣能說得通嗎？C.D.布勞德反對說，無論上帝是否存在，這兩個原則都是不一致的，上帝不能改變它們的自明性，所以“在西季威克看來不證自明的東西肯定是虛假的”。布勞德還指出，這個假定表明某種“實踐的冷漠”的原則是虛假的，這或許會使我們感到欣慰；但是他認為，這并沒有給予我們“充足的理由”來做出這種假定（[5.15]，253）。
　　在這個難題中，至少存在兩個獨立的因素，而在布勞德的反駁中，需要將它們分開。首先，上帝被安排為對人類施以仁慈，這樣一個有著基督教傳統(tǒng)特征的上帝的存在能解決這個悖論嗎？其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這個事實是否足以讓我們?nèi)ソ邮苓@樣一個上帝的存在？就第一點而言，在理解這個難題的一個層面，答案可以是肯定的，而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布勞德似乎沒有抓住要領。我們把它稱為層面A。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質(zhì)問，個體利益實際的最大化是否總是與整體利益的最大化相容？如果說此處最大化的概念有問題，那么還可以說，個體利益的最優(yōu)化是否總是與整體利益的最優(yōu)化相容？西季威克此處所指的是這樣一種上帝，他會將世界安排妥當，使個體和群體福利達到最終和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在實際促進自己利益的行為與實際促進他人利益的行為之間，就不可能存在實際的沖突。如果人們的行為實際促進了自己的利益，那么他們事實上也就實際促進了他人的利益，反之亦然。在這個層面上，西季威克自明原則的問題，并不在于他說錯了其中一個，但到底是哪一個并不重要；而在于兩者都為真，且可能是自明的，正是兩者相互矛盾的表象是假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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