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文化價值觀的歷史變遷》：
　　大眾觀點來看，“亞洲價值觀”爭論是20世紀90年代的產物。這一看法并不十分準確，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是“亞洲價值觀”爭論首次登上世界舞臺更確切。爭論的突然爆發(fā)的主要原因似乎集中在一系列獨特的事件上，它們在20世紀90年代困擾著亞太、歐洲和美國。那時，西方對政治和經濟領域抱有前所未有的自信。它剛打贏一場冷戰(zhàn)，市場不斷擴大、成長并越來越開放。在這個令人陶醉的氛圍中，20世紀90年代東歐突然向民主的轉型催生了一個觀念——世界正處在一個波瀾壯闊的新時代。一些學者指出自20世紀70年代“民主化浪潮”就已經席卷了世界，包括南歐和伊比利亞、南美和拉丁美洲，甚至近代非洲和東亞的一些地區(qū)。3關于中國走向民主的可能性，歐洲的精英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弗朗西斯·福山在宣告“歷史終結”理論時，顯現(xiàn)出非常自信。然而，重要的是，他試圖將假定的自由主義勝利當作必然的結果。當認為這是必然結果的時候，它會把歷史當作一個旁白者。就像電影預告片一樣，歷史僅僅是上映前的“開胃菜”，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政治經濟自由主義是徒勞的，必然性只能借助于發(fā)生后的事實而產生。否則，即使我們發(fā)現(xiàn)了弗朗西斯·福山理論基礎的不確定因素，但仍然沒有理解其觀念的全部內容：自由主義本身并沒有勝利。然而，關于“自由民主是政府能完整生存到20世紀末的唯一形式”這一假設的前提，弗朗西斯·福山宣稱最后的勝利不是來自自由民主的實踐，而是來自“自由的構想”。除了忽視了非自由領導人的貢獻和力量，弗朗西斯·福山還犯了混淆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的錯誤。如果弗朗西斯·福山曾經主張過民主思想是唯一能延續(xù)過20世紀的合理政體的觀點，他就有一個理論的前提，因為實際上每個政體都要求代表人民的民主意愿。但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意識到的，民主思想不是自由主義，并且它們都可以獨立存在。
　　然而，宣布取得了冷戰(zhàn)的勝利后，現(xiàn)代的經濟自由主義“資本家”（即跨國公司、對沖基金和銀行的管理者）摘取了勝利的果實，并取代了為刺激戰(zhàn)后經濟秩序產生的僅存的國際社會民主精神。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一致同意重建歐洲、協(xié)助發(fā)展中國家以及建立規(guī)范的可托管的國際化金融貿易體系，于是產生了布雷頓森林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稅及貿易總協(xié)定（GATT）-以及衍生的馬歇爾和可倫坡計劃。這個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中解體了，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精神完全壓倒了原始推動力的最后殘余，這件事的標志是1993年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了關稅及貿易總協(xié)定。關稅及貿易總協(xié)定跟所有的布雷頓森林機構一樣，被專門用來促進經濟的發(fā)展和內部成員的就業(yè)。另一方面，世界貿易組織的目的是清除貿易壁壘。
　　自由主義者思想產生了驚人的轉變，盡管在富有爭議的“民主思想第三世界”中沒有那么強大，但在整個歐洲、北美、南非、亞太和澳大利亞地區(qū)，撤銷管制規(guī)定、“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意識形態(tài)占據(jù)主導地位。所以保守黨現(xiàn)在傾向于在經濟自由主義的“祭壇”上犧牲社會穩(wěn)定和漸進主義轉變；勞工黨為了國際市場放棄工人和公共事業(yè)；農民黨（至少是澳大利亞的）放任農村工業(yè)和基礎設施的摧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所有“亞洲價值觀”爭論的參與者來說，非民主思想甚至是社會主義的東亞國家在建設以市場和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的成功事例為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意識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經濟思想意識領域這些矛盾的最終結果是在政治和經濟思想認識領域產生自由主義霸權，但弗朗西斯·福山并不滿意這種形式的勝利。民主思想幾乎是在21世紀維持霸權合法性的重要力量，但沒理由相信現(xiàn)在的存在于經濟或政治的自由主義霸權是永久性的。一旦有人意識到自由主義對“勝利”的有限作用，以及勝利并不是必然的，就不難發(fā)現(xiàn)歷史還沒有終結，只要人性未泯滅政治和經濟就可以繼續(xù)發(fā)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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